讽刺整个内娱的喜剧电影，刘德华也救不了？
春节假期接近尾声，如火如荼的春节档票房已经突破70亿，观影人数突破1亿，票房格局已定。一向被称为“春节档票房守门员”的《熊出没》今年排到了总票房第三的位置，今年春节档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电影如果无法在一开始跻身第一梯队，那么很难再在这个热闹的大档期中分到一杯羹，热度靠后的电影想要在这个档期找到正常时间的排片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
2月14日，已经上映了五天，收获了9000万票房的《我们一起摇太阳》宣布改档至3月30日，主动退出了春节档的争夺。而还在艰难坚持的《红毯先生》票房甚至还未能超过8000万，豆瓣评分6.8分，是春节档评分最低的作品。这无论是对于主演刘德华还是导演宁浩来说，似乎都是一次生涯的滑铁卢。
《红毯先生》原定于2023年11月17日上映，但在上映前一周，片方突然宣布改档至2024年大年初一。而如今这部电影稍显惨淡的成绩，被许多人归因为“选错了档期”。宁浩克制的黑色幽默固然并不适合春节档热闹喧腾的氛围，但电影本身与观众之间的隔阂，却并不仅仅在于档期的差异。
从创作水平来看，这部电影仍然保持了宁浩应有的水准，但这部讲述“电影的诞生“的电影如今所处的尴尬境遇，却像一面镜子呈现出当下电影市场的现状，也是对于电影行业的叩问。
不合时宜
《红毯先生》的不合时宜，不仅仅是与春节档的，甚至可以说无论放在哪个档期，这部电影与观众之间的隔阂都是难以跨越的。
电影讲述的故事说起来并不复杂，备受赞誉的电影明星刘伟驰（刘德华饰，名字取自刘德华+梁朝伟+周星驰）错失影帝之后接演了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试图冲击国际电影节的奖项，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状况和意外，最终刘伟驰遭遇网暴，电影告吹，奖项也泡汤。
这是一部讲述“如何拍电影”的电影，故事里对于娱乐明星、影视行业、资本与奖项等等方面无差别的揭露与讽刺是电影中最吸引人的部分，也是最能与大众共情的桥段。比如刘伟驰在颁奖典礼后台将自己的海报移到C位，导演林浩（宁浩饰）说国际电影节爱看中国的“大棉袄”等等。这些有着尖锐讽刺意味的情节在电影中被拍得平静克制，可以看出导演并不寄望于通过这些讽刺情节来挑动情绪，发泄不满。这是《红毯先生》没有成为失控闹剧的保证，但同时讽刺的力度也降低了，更像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自黑”。
刘伟驰并不是一个表面上不可一世实则内在空空的“明星”形象，相反他对于表演是十分认真的，他会努力记住每一个台词和动作，会为了演戏去农村体验生活，会亲自上场拍危险的摔马戏……但这份显得有些笨拙的认真，似乎已经跟不上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他拍短视频学着说“老铁”和“666”，说成了“liaoliaoliao”之后他想要重来一遍，却被告知不标准的口音才是有趣的。刘伟驰不能理解，电影最后他仍然坚持着字正腔圆地说“666”。
娱乐圈的浮华与秘辛是表层的故事，《红毯先生》的主题落点在这个信息繁杂、快节奏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异常艰难。电影里刘伟驰对于社会环境的困惑，也是宁浩导演通过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困惑。
但问题在于，电影很难在两个小时之内，让观众去共情一个前呼后拥、收入不菲、生活优渥的明星，更罔论去体会他的痛苦。一个把住三星级宾馆当做体验底层生活，带着自己的高压氧仓入住的大明星，在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焦头烂额想尽办法处理他的舆情危机时，他却突然暴怒，说自己不被理解，观众只会共情无辜被骂还要继续解决问题的打工人。就像那只被豢养的猪冲进办公室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担心桌子上的电脑。
拧巴与困惑
《红毯先生》的第一幕，工作人员铺好的红毯，被卷入铲车轮胎之下，缓慢而平静地扭曲、折叠，这一幕仿佛是导演内心的具象，这种拧巴感也贯穿了整部电影。
更加熟悉电影的观众会发现，《红毯先生》在表达方式、影片风格以及思想内核上都与2017年斩获金棕榈大奖的《方形》非常相似。尤其是电影后期一头猪在人声鼎沸的办公室里横冲直撞的镜头，与《方形》中一位行为艺术家扮成猴子，肆意破坏上流社会的宴会如出一辙。
同样都是对于社会文化弊病的揭露与叩问，《方形》不仅以辛辣荒诞的笔触全方位勾勒出中产阶级的伪善，并着力于探究社会现状背后的原因。艺术、文化和舆论等等背后涌动的资本暗流若隐若现，描画出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但在《红毯先生》中，对“资本”的呈现只是浅尝辄止，基本是以一种丑角的形象出现的。
电影中最华彩的段落无疑是工作人员们在片场“暴打资方”，导演、演员、剧组的工作人员们作为更弱势的一方反抗手握强大资源的赞助商，仿佛为“苦甲方已久”的大众出了一口气。但就像那些散落在电影中各个角落，或是揭露行业潜规则、或是讽刺明星与资本的桥段一样，它们足够尖锐、真实，却似乎总是游离在故事主题之外，从观感上来看，是割裂的。
宁浩曾在《十三邀》的采访中言及自己身处在当下这个时代里对自我的找寻，他否认自己是在“对抗”，转而“怀疑”来表达自己。就如同《红毯先生》一样，他运用娴熟的技巧尽可能地去呈现一种艺术真实，深入时代的缝隙去指出问题，提出他的困惑，但并不提供结果或者解决方案。
或者说，主创本身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就像电影中刘伟驰的形象，他有自我的、虚伪的、傲慢的一面，但当他面对无处不在的监视，当他想要发声却无门的时候，又显得非常可怜。这样立体的、真实的，讽刺与同情兼具的人物塑造，来自于主创对于娱乐圈和电影行业的深刻洞悉，一定程度上区别于过去电影中对于“娱乐明星”和“行业弊病”偏激、情绪化表达，但在电影缺少强有力的情节推进的情况下，就显得纠结、反复、模糊不定。
《十三邀》剧照
无论是短视频时代的“梗文化”，还是还是动辄得咎的舆情，这些话题都不算新鲜，甚至有些过时。电影中有无数精彩的隐喻与视觉冲击强烈的画面去呈现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但最终仅仅停留在现象的呈现，没有再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或许电影人、影迷们可以共情，但很难触达更广泛的大众。
大多数观众已经习惯了当下的环境，更何况说到底电影或者短视频都只是可有可无的娱乐，它们不像《漫长的季节》中远去的火车和凋敝的工厂，那是生计，是活下去的机会，是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时代浪潮。而无论过去还是如今，观众依然会走进电影院，区别只不过银幕前的人和故事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是电影人的困惑，却不是电影观众的困惑。
“电影故事就是Nothing”
《红毯先生》对于宁浩来说是回归一种极简的创作方式，不再像“疯狂”时期那样用密集镜头和喜剧桥段去完成一个复杂的故事。简单的故事和大量的长镜头和空镜，电影的节奏始终是缓慢、平和、克制的。
电影在宣传中称之为“优雅喜剧”，宣传语是“不是八卦片、不玩爆笑梗、不走合家欢。”但在实际的观影过程中，撑起喜剧部分的仍然是前半段对于娱乐圈问题的揭露和讽刺，到了后半段，缓慢推进的故事和大量的隐喻镜头很难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甚至让人昏昏欲睡。
《红毯先生》似乎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从电影本身的角度来看，它的完成度不低，但总让观众觉得差了一口气。作为讲述娱乐圈潜规则的故事，它不够辛辣和抓人，作为一出荒诞的黑色喜剧，它所揭露的社会问题又不够深刻和普世，而电影中隐喻的笑点，也因为影视行业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而消解了大半。
电影中所讲究的“有尺度的距离、有尺度的笑话、有尺度的内容探讨“，或许已经不适合当下的电影市场。
从过去一年收获高票房的电影来看，当下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的是传播度广泛的梗、与现实话题的强关联、强烈的情绪唤起、离场后丰沛的讨论空间……电影不仅要带给观众视听享受与思想价值，更重要的是提供观众自我表达的舞台。就像影片最后所说的，每个人都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在乎真相，放在电影市场中，每个人都希望通过电影来寄托自己的情感，或许并不在乎电影本身。
《红毯先生》里的林浩导演仍然试图努力证明电影本身的价值，宁浩也执着地想要去找寻电影和喜剧的本质和意义，但电影中借资方之口说出的“电影故事就是Nothing”，似乎成为了这部电影自身的箴言。
“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是难沟通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沟通。”这台词几乎贯穿了整部电影，电影最终刘伟驰对着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无能狂怒的镜头，十分让人唏嘘，因为我们发现这种鸡同鸭讲其实每时每刻也在人与人之间发生。
事实上，无法沟通的并不只是电影中的人，也是《红毯先生》与当下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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