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中国如何避免日本大衰退？

最近一年，“辜朝明”的名字被越来越频繁地提起。

一方面，他出版了新作《被追赶的经济体》，其中提出，企业不进行借贷的一个原因是，本国缺乏具有前景的投资机会。在不发生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企业通常会将产业链转移到成本更低、资本回报率更高的国外。

另一方面，辜朝明的重新走热与愈发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企业与家庭压缩负债，出口增速总体下降，那么，中国是否有可能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是否面临其他经济体的追赶与威胁？面对种种挑战，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

围绕众人关心的问题，南风窗盐财经与辜朝明进行了一场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辜朝明的主张是一种经济学理论，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反驳与质疑的观点，需辩证看待。

辜朝明：我没有修正“资产负债表理论”，而是增加了新的内容，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被追赶的经济体”和“资产负债表衰退”两个概念背后的驱动因素是相同的，即在国民经济体中，有人储蓄，但没有人借贷。

金融部门从储蓄者那里拿钱，给那些需要使用钱的人。如果借款者太多，利率就提高；借款者太少，利率就降低，以确保所有的安全资金都被借走，这就是经济向前发展的方式。

但是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被追赶经济体”的情况下，即使央行将利率降到零，也没有足够的借款人。储蓄被困在金融系统当中，经济就开始萎缩，这是导致衰退和经济停滞的根本机制。

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缺乏借款人，是因为借款人过去借来的钱参与了经济泡沫的制造，泡沫破灭后，资产价格崩溃，但借款人在泡沫期间产生的负债仍然存在。如果破产了，就会有大麻烦，所以人们想尽量减少债务，持续还贷，直到资产负债表再度平衡。

在个人层面上，这是正确的做法。作为一家公司，拥有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就能向股东和银行掩盖不良贷款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员工不会明天就失去工作。但是当所有人都不借款，那么经济就会萎缩，这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

在“被追赶经济体”的框架下，人们不借贷的原因与上述不同。

许多美国、日本的制造商发现，由于人力成本等差异，在菲律宾或越南建厂要比在本国便宜得多。但在这些国家设厂，需要当地货币而不是本国货币，企业必须从当地银行借钱来获得建造工厂的资金。这些公司即便有着干净的资产负债表，也不在国内借钱。与此同时，国内的家庭部门仍然在努力储蓄，就像人类在过去5000年内所做的那样。

家庭在存钱，但企业不再借钱，这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表现是一样的。这时，公司同样不会对降低利率做出反应。打个比方，日本和越南之间的工资差异为10：1，中央银行提高一点利率，不会有任何改变，日本企业仍然在越南投资而不是日本。

我提出“被追赶的经济体”（pursued economy）这个概念，是因为我出生在日本，我的父亲来自中国台湾，母亲来自中国上海。我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1967年，我搬到美国旧金山，觉得那里是天堂，街道很美，建筑很美，城市很美，一切都很美，当时的美国站在世界之巅。

然而就在10年后，我看到一家又一家美国公司，开始被它们的日本竞争对手推向破产。就在10年前，这些日本公司还什么都不是；10年后，它们正在击败美国公司，像米罗华（Magnavox）、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等家喻户晓的公司，都因为日本的竞争而破产。

我惊讶于短短10年就会发生如此多的变化，日本人认为日本是世界第一，代替美国站在了世界之巅。

接着，15、20年之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开始追赶日本，一家接一家日本公司遭遇了20年前的美国公司一样的命运，比如三洋（SANYO）、夏普等，它们都破产了。

今天的一些中国公司也在面临产业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国的问题。我看到了同样的模式，所以想通过提出“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个概念使所有想法有固定的形式。各国政府必须根据不同的阶段调整政策思路。

盐财经：可以称现在的中国为“被追赶的经济体”吗？

辜朝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某些部分已经处于追赶阶段，也就是说一些国家的制造商可能在资本回报率上超过中国。比如，在越南投资1美元，比在中国投资同样的钱赚得更多。但从整个经济体来看，我会说，中国还不是“被追赶的经济体”，因为它实际上还在很多领域追逐其他经济体。

那么，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想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在5年、10年前就在担心的问题。如果你是成本最低的生产商，世界各地的生意都会来找你，但当你不再是成本最低的生产商时，工厂会转移到其他地方，然后经济增长就停滞了。这就是“陷阱”一词的由来。

一些国家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水平，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水平，也就到了经济停止增长的时候。我认为，中国正在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它和“被追赶的经济体”问题有相似之处。

盐财经：一般来说，“被追赶的经济体”所面临的经济挑战是什么？

辜朝明：被追赶的经济体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当工厂迁移到国外，国内的工人就失去了工作，以及收入水平也停止了增长。

当企业可以在国外找到更便宜的工人，为什么要在国外支付更高的工资呢？对于在本国受到影响的职工，他们的收入不仅会停止增长，有时还会下降。另一方面，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会越来越严重，在黄金时代，每个人的收入都在上涨，人人都会受益，但一旦到了被追赶阶段就不一样了。

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获得更高的收入，但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必须接受再教育，因此在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教育变得更加重要。

辜朝明：全球化首先打击了美国。因为日本、中国，所有国家都在追逐美国，所以美国比其他国家都要更早遇到这个问题。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人都很惊讶，为什么在1945年被打败的日本人，现在重新“统领”了美国？这种紧迫感，在里根总统时期尤为强烈。

那时，美国人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他们的做法是，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和彻底降低人们的税收。美国人说，好吧，现在税收更低了，监管更少了，让我来看看我能赚多少钱，因此他们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15年后，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开始在放松管制后真正地复苏，美国公司也变得更具有韧性。

被追赶经济体的一大特点是，劳动力市场必须变得灵活。一个没有竞争性的行业必须被关闭，然后将工人转移到其他地方。里根总统时期，美国工会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这样劳动力市场就会更加开放和有弹性。

盐财经：作为雇员的普通人大概率不希望劳动力市场变得更灵活，因为这样他们更有可能失业。应该怎么平衡劳工权益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辜朝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教育如此重要。人们需要能够回到学校，学习新的技能，不断提升自己，然后再回到劳动力市场。

里根做得很糟糕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在美国人需要重新接受教育、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里根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大幅削减了联邦政府的赤字预算。

如今，投票给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人，大多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不认为特朗普可以拯救他们，但我理解他们的不安。他们从事的往往是被淘汰的传统行业，在新环境下感到迷失。如果里根在教育上投入大量资金，提升这些人的技能，也许我们今天不会看到特朗普这样的人（成为总统）。

回到上一个问题，欧洲和日本没有美国做的那么多。我认为其中有很多原因，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整个社会非常开放、灵活；而欧洲和日本是传统社会，只能一点一点做事情。日本和欧洲的劳动力市场现在变得更灵活，但是改变缓慢。它们意识到应该做什么事，但实现起来却很难。

但欧洲和日本做得比美国好的是教育，人们的平均教育水平比美国人更高，社会问题也没有那么尖锐。美国上层人士获得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但普通人恐怕没有。我认为日本与欧洲的社会网络维系得比美国更好，美国到处都是绝望的人，观念割裂严重，这是美国人（为教育不平衡）付出的代价。

盐财经：您的旧作《大衰退》在中国读者之间非常流行，很多人对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感兴趣。当时的日本企业，经历了什么？

辜朝明：在日本，解雇工人是很难的，日本公司通常不会在一切运行良好的时候给员工支付高额奖金，以确保公司在陷入困境时有足够的钱用来支付员工。

当日本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日本企业已经在过去40年积累了大量财富。因此，即便公司业务不太好，员工工资还是能保持稳定。对于许多日本普通人来说，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感觉到资产负债表衰退带来的疼痛。因为公司保护了工人，只有企业高管在痛苦。

日本公司都将现金流用来偿还债务，而不是用于研发、创新，所以整个日本经济都变得相当保守，即使工人都有工作，但也没有什么新的事发生。这使得后来韩国和中国的公司能够与日本公司竞争。

正如我指出的，借款人的缺乏导致了经济萎缩；如果政府借钱，并花掉它，那么经济就没问题。尽管日本政府一开始并不理解资产负债表衰退，但他们确实投入了资金，所以日本总失业率从未超过5%，普通人仍然拥有工作，日本的GDP也从未低于泡沫时期的峰值。

当时，许多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观察家，预计他们会在日本看到经济寒冬的严峻面貌，但是当他们走上东京、大阪的街头时说，如果这就是经济衰退，我们情愿它到来。而在欧洲和美国，当经济不景气时，街道上可能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盐财经：刚刚您提到了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普通民众也维持着高水平的生活。维持这一点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或努力？

辜朝明：最重要的是政府的借贷和支出。

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假设一个人有1000美元的收入，将100美元存进银行，因为缺乏借款人，这100美元就无法进入流通市场，经济就从1000美元萎缩到900美元。

防止这种情形发生的唯一方法是，政府出面借这100美元，那么经济就会维持稳定，每个人都维持了和过去一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措施。你不能要求企业不修复它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对于企业来说这是对的事，即使你强迫它们，它们也不会改变。

盐财经：政府在寻找投资机会时，应该注意什么？

辜朝明：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已经做了什么。假如政府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基建工作，那么政府就需要为“软件”部分努力，比如改善英文教育，使得提高人们在全球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要保证投资的社会收益率（social rates of return）要高于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在中国这是2.6%左右。如果政府发现了收益率高于2.6%的投资项目，那么政府就应该去做，未来的纳税人不会因此获得额外的负担。

其中的难处在于，社会收益率的计算实际上相当困难，需要有一群专家为此做专门的计算。如果专家认为一个项目的社会收益率高于2.6%，政府就可以动手，项目可以是基础设施、教育、培训等等，没有说它必须要是什么。

盐财经：有人担心，中国也可能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现在的中国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比，有什么不同？

辜朝明：最大的不同在于，现在中国人已经知道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但是30年前的日本，没有人谈论这个。

日本曾尝试过货币手段、财政手段和结构性改革，但都没有一以贯之，因为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所以浪费了七八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问题变得越来越大。但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病因”在哪里，问题就在于政府是否实行财政政策。

如果我是经济政策的负责人，我会在电视上广而告众，向人民解释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机制，并且承诺财政刺激会一直实施，直到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的那天。一旦你给出了理由与承诺，人们就会减少担忧，就会花更多钱。

日本曾在1997年削减了财政刺激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经合组织（OCED）不理解资产负债表，认为日本的债务太大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听取了意见，决定削减赤字，以至于连续五个季度出现经济负增长。后来他们决定采取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但是为时已晚，日本花了10年时间才纠正1997年的错误。

不过，日本人口在泡沫破裂后的2009年才达到顶峰，而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负增长。如果要阻止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发生，某种程度上要保证中国人相信房价会在未来持续上涨，但人口的减少与人们对房价的预期结合在一起，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盐财经：您在《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提到，“被追赶的经济体”要扭转局面，有时需要时代技术的突破。如今，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吗？

辜朝明：人们对人工智能感到兴奋，意味着许多人愿意借钱去投资这个行业。但如果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两项技术上，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一部分人肯定会因为人工智能受益，但也有很多人会因为人工智能失去工作。

不能依赖一两项技术去解决经济衰退问题。技术创新是一个微观问题，但是作为政策决策者，必须看到所有人。人工智能的发展远不足以弥补房地产市场造成的裂缝，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出口市场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开放，在所有问题面前，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足以扭转局势。

盐财经：我们为什么必须追求经济增长？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辜朝明：我曾经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我们为什么要持续增长？为什么不可以停留在原地，然后享受已经拥有的一切？

过去20年，日本人口没有增长，但人们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关于幸福程度的指标表明，日本人在过去10年、20年间是最幸福的，物价稳定，不必担心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街道安全、干净，人们友好。如果能实现这些目标，我认为我们可以不必追求经济增长，（这些目标）对日本人来说是容易的，因为他们在经济泡沫破灭前就已经抵达了。

但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份好工作的人可以说，我已经不需要（经济增长）了。但是在农村或者小城市，有很多人仍然还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了孩子拥有更好的环境，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增长绝对重要。如果他们被告知无论做什么，他们的孩子都会过上和他们一样的生活，他们会非常沮丧。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仍然认为经济增长必不可少，好比等你养了植物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它们总是要长大，才能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