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教育的全部目的是把镜子变为窗户。”镜子前的学生，往往只能够看到自己和身边的同学。学校和老师给他们提供了“唯成绩论”的标尺，他们就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在镜子前盯着自己与同学，内卷式地重复练习。在这样低效的内耗中，孩子们的观念、人格与行为也可能偏向于攀比短视、精致利己和恃强凌弱。此时，需要好的老师引导他们将“镜子”转变为“窗户”，让孩子们看到自己成长过程中的进步，以及外面更大的世界、更多的美好和更高的目标。
江苏某市一所知名高中发生了一起让人心痛的校园欺凌事件。高三某班的一名男同学小 Q 从高二开始被另外四名同学联手欺凌了整整一年时间，直到换了新班主任这一事件才被处理。在这一年中，小 Q 遭受了肢体与语言的多重攻击，而班级中的大部分同学对此讳莫如深，且在人际关系互动中还排挤与疏远小 Q，使他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厄境地。这所高中是该市最好的高中，教育资源、学校环境、师资力量等在当地出类拔萃，每年的一本上线率超过 90%，还曾多次出过省市高考状元。为何在一所知名高中还会发生如此恶劣的事件呢？01
小 Q 给我们的初次印象是瘦瘦的，个子不高，厚厚的镜片下躲闪的眼睛，说话底气不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艺和兴趣爱好，但很有礼貌，全身上下透露出的就是“普通”。小 Q 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从乡下的初中考上来的，中考分数和他们差得还挺多，是由于市里给我们初中分的那几个名额我才上了现在的高中。”小Q 在乡下初中的中考成绩是学校的前三名， 但是，他的同学超过 80% 都是市内知名初中的学生。从成绩角度来讲，小 Q 无疑是这所知名高中里的边缘者。小 Q 在学习上一直都很勤奋努力。在班级早读时，他的声音最大。尽管在很多同学听来，他打了鸡血般的背诵与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是一种折磨。他会自己认真完成假期作业，但很多同学在三周休一次的假期中是不愿意做作业的，而选择把作业推到最后通过抄作业解决。假期时，班级同学组织的游玩活动，他也因住在乡下而不能参加。种种行为都使得他在班级里总是表现出和大家有各种不同。尽管他永远在努力学习，但是成绩并不是很好，50 人的班级只能排到 30 ～ 40 名。单亲家庭与父亲务工的家庭环境，使得他缺少爱和关怀，性格内向， 基本不表露情感，也不太会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他没有朋友，总是一个人闷着，只能在不断自我质疑与渴求上进的矛盾中努力着。
由于小 Q 单亲家庭及父亲务工的信息在班级中不胫而走，小 Q 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越来越被大家排斥。欺凌事件起源于一次矛盾冲突。当班级同学惊奇地发现小 Q 在被辱骂和欺负之后脸面涨红、语无伦次、手足无措、孤立无援，这样“滑稽”的场面迅速变成了他们枯燥生活中娱乐消遣的内容。同学对小 Q 的欺凌，从最开始辱骂、“起外号”到课间推搡、宿舍殴打、排挤、造谣，各种花样层出不穷且越来越隐秘化、日常化。小Q 的一位同学说：“欺负小Q 本身是没意义的，但是很好玩，会有不少人在我边上叫和笑。”这期间，小 Q 找班主任反映，但班主任总是置若罔闻，点名批评的简单处理等同于没有处理。失望至极的小 Q 变得更加封闭，后来面对欺凌时也不再表现出难过与愤怒，甚至还会麻木地配合着、微笑着。辱骂和欺凌尚且可以用“装死”应对过去，但班上同学在课堂上对他的疏远和排挤，则是一种无声的暴力，其伤害性超出了直接欺凌所带来的痛苦。那么班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直接证据，尽管有学生会用手机拍下证据，但是不敢给班主任看，因为会暴露自己带手机进校园的行为，可能会因此受处分；二是存在偏见，该班主任嫌弃小 Q 来自乡村学校，基础差、成绩差，而欺凌者中又有她喜欢的学生；三是当时班主任计划调到别的市，带班时间只有半年了，出于稳妥或避责考虑不想介入欺凌事件。在原班主任调走之后，小 Q 升入高三，他终于拿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同学提供的欺凌场面录像，走进了新班主任的办公室。新班主任当天就作出了反应，他以“高三必须清正班级风气，全力以赴冲刺高考，取得高考好成绩”为依据，坚决处理了这件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班级里都很安静，新班主任的手段奏效了。学校也作出了处理，情节严重的两名欺凌者受留校察看处分，另两人受记过处分。02
关于这起严重的欺凌事件，需要思考欺凌者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最开始他们可能只是试探，青春期的躁动与社会阅历的浅薄一度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因而无所畏惧， 更何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好成绩、好家境、好孩子”的身份背书。直到真正的惩罚来临，他们似乎才如梦初醒。事后曾有人发问：“当时为什么要欺负小 Q ？”有人回答：“因为觉得他不正常，所以就要欺负他。”有人回答：“因为我原来也被欺负过，所以我也要欺负他。”还有人回答：“因为大家都这样，所以欺负与欺凌就变成了常态。”从这样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幼稚、报复与从众心理，以及对于作恶行为的好奇心理。遏制校园欺凌，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充分重视青春期孩子的成长状态，从思想、心理、体质等多重维度进行多个层面的干预，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与世界观，“不作恶”是基本原则，但同时更要能够“知善恶”。
在欺凌者逞凶作恶的过程中，班级中的旁观者无疑加剧了欺凌事件的破坏性。首先，旁观者起哄时的火上浇油，给欺凌者提供了炫耀的舞台。其次，旁观者附和的指责与自发的排挤成为欺凌者的帮凶，他们并不在乎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人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甚至觉得这些都抵不过自己学习之余开心一下的乐趣。最后，旁观者讳莫如深的沉默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利己心。他们不理解坚持正义、惩前毖后的重要性，法不责众是他们的挡箭牌，精致的利己主义观念似乎永不会出错。他们甚至还可以在欺凌事件之后自我宽解式地对其定性，认为这一切只是同学之间一件恶作剧般的“小事”，尽管这件“小事”持续发生“长达一年”。03
这起欺凌事件之所以能持续一年之久，学校和原班主任难辞其咎。学校和原班主任对于教育理解的片面性与只抓成绩的唯目的性，充分显示了一个“名牌”教育工厂异化教育理念、实践功利主义教育的现状。整所高中“以成绩论英雄”的基调，使得部分老师缺少培养和健全学生人格的基本意识。如果成绩能够代表一切，在班级中成绩好的同学就可以为所欲为，成绩就会变成一种新式的“符号暴力”。当这样的“符号暴力”在班级甚至学校横行时，每个学生都可能受到“符号暴力”所滋生的身体暴力与心理压力。原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对学生区别对待是一种教育歧视，在与学生交流中泄露被欺凌者的家庭背景和信息，则反映了该教师的歧视和偏见，容易在学生中造成恶劣的影响。教育本身具有“再生产”功能，需要教师在日常教育实践中注重公平， 尽可能减少每位同学在受教育过程中所受的阻碍。这种区别对待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欺凌，受到教育歧视与偏见的学生，注定会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遭受更大的伤害。出现如此恶劣的欺凌事件，家庭教育的缺位也是重要原因。这就涉及不同学生的家庭现状，既包括被欺凌者，也包括欺凌者及旁观者。被欺凌者小 Q，来自务工、单亲家庭，其家庭教育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与行为，使得他在欺凌事件中较为被动。对于欺凌者和旁观者而言，他们的行为与其原生家庭的教育同样有关，比如有的欺凌者可能长期生活在放任教育或打骂教育的家庭中，有的旁观者的家庭则可能缺少责任教育、善恶教育和是非教育。“教育的全部目的是把镜子变为窗户。”镜子前的学生，往往只能够看到自己和身边的同学。学校和老师给他们提供了“唯成绩论”的标尺，他们就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在镜子前盯着自己与同学，内卷式地重复练习。面对镜子，他们永远纠结于自己获得的知识，纠结于考试的分数，纠结于别人的进步和自己的差距。在这样低效的内耗中，孩子们每一天的生命都将在镜子前重复，他们的观念、人格与行为也可能在重复的内耗中偏向于攀比短视、精致利己和恃强凌弱。此时，需要好的老师引导他们将“镜子”转变为“窗户”，窗户玻璃上的反光能让孩子们看到自己成长过程中的进步，打开“窗户”，和自己的 “同窗”好友们一起，则会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更多的美好和更高的目标。这样，孩子们才能够以更健全的人格、思维与体魄去面对未来更加广阔的世界。本文摘自杨华、雷望红等著《县乡的孩子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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