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泪荐：谁的耻辱——败仗中的真英雄！（四）

《败仗中的真英雄》

——祭奠448团332位英魂未归的烈士

血的代价

真实再现 

尘封凝血的历史 

悲壮震憾的画卷

六、谁的耻辱

如血浸般红蒙蒙的天幕下，数以百计的448团官兵还在越北茫茫山野中向着祖国、向着家乡，拼命厮杀着，垂死挣扎着，或带着最后一丝渴望与不甘倒下…… 历史如此惨酷，历史如此真实。

是役,448团被俘官兵218名，失踪（牺牲）332人。关于一个建制连投降的传闻并不属实，实际情况是一连被俘57人，8连被俘44人，其他是448团各部人员。

但纵使他们有一千个理由，也无法扛住“宁死不屈”的我军传统，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华传统，尤其是在革命豪情冲云天的十年之尾，他们的行为成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奇耻大辱”。

一个败仗，不仅让被俘军人，也让448团、150师乃至50军都背负骂名。在敌密集炮火轰炸的危急时刻,亲自架炮还击的李绍文团长,在攻打敌阵的冲锋中投掷手榴弹的付培德副参谋长，在448团官兵英勇作战的战绩中，所有战功一笔勾销，无人提及。

在这一点上，倒是与朝鲜战场上的60军有着颇为相似的契合。第二批入朝的60军，在1953年5月夏季反击战役中,179、180、181三个师歼敌14800余名，扩展阵地45平方公里，在志愿军阵地战中可称是独一无二的战绩。两年的作战中，60军共毙伤俘敌54000余人，其歼敌数量在朝鲜战场上高居第二位，仅次于38军，但180师的败仗让60军抬不起头，其战绩也从此鲜为人知。

很多看客在轻薄50军的起义出身时,忘了对越作战的标志之战攻克谅山，砸响这定局一锤的55军,也是起义出身。

在79年参战的广州军区3个野战军中，55军资历最浅，地位最低，但却在战场上表现最好，战绩最佳，作风最硬，创造了东西两线军、师、团、营、连各个建制级别歼敌之最的纪录，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英模单位和英模个人，也高居参战的9个陆军之首。    

我军对敌方战俘历来相当优待,对自已的被俘人员则格外严厉，所有释放回国的战俘，除了在有国外媒体在场的交俘现场，有温暖、感动的欢迎标语和拥抱外，关上门,就是背靠背的严格审查交待与检举揭发。

朝鲜战争结束后，被俘的2.17万志愿军战俘，有14235人去了台湾，除了国民党特务的挑唆、胁迫外, 最早转变的却是有革命资历的各级干部，因为他们都是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执行者、政策的宣讲者，长期的政治经验让他们知道，要向组织上证明你不是叛徒，只有死在战场，你活着回去别说基本的信任不会有，政治审查和批判耻辱恐将永无休止。        

在战俘营不惧迫害与国民党特务坚决斗争，终于胜利回国的7110名志愿军战俘，不仅没有得到原以为可以得到的表彰和奖励，而是接受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看待自己。

管理干部告诉他们: “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战斗到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 ‘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在一轮轮的政治高压下，许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战俘身份，成了这七千余名战争幸存者的标签。他们的档案里被记下“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巨大的阴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革命风波，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在被俘必变节，变节必叛变”的批斗中，一遍遍解释自己，坦白自己，很多老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殴打、枪毙、自杀。

向我开炮“的被俘英雄蒋庆泉 中央电视台提供

 “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原型蒋庆泉，在归国战俘管理处每日需认罪写检讨，一次又一次，自我上纲上线越来越高，大家都虔诚地涂抹着自己越来越“黑”的面孔，直至达到“被俘即失节，失节即叛变”的认识，才算通过了检查。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蒋庆泉隐姓埋名，饱受〝一朝为俘，终身耻辱〞的痛心之苦，直到2010年4月，当年的志愿军记者、“向我开炮”的作者洪炉，终于找到了蒋庆泉，并带来1953年4月那篇《顽强的声音》手稿，蒋庆泉不禁老泪纵横：是我喊的“向我开饱”，而我还活着，我有过那段（被俘）经历，我不想给“英雄”抹黑。

令人扼腕是，与蒋庆泉老人同样的情形在1979年对越作战的归俘中同样重演，只是没有蒋庆泉那样获得媒体和社会掌声的幸运了。

 42军坦克团出征誓师动员大会

1979年高平作战中，42军坦克团是我军组建坦克兵以来，首次使用整团建制规模、全部国产坦克参战，在高平战役中担任主攻方向的尖刀突击任务。2月19日13时35分，坦克三营接替战损严重的坦克二营担任前卫营，坦克7连担任尖兵连。

当年被炸毁的高平大桥

706号坦克为全连先锋，勇猛冲过遭敌破坏的9号桥后，桥面下塌，跟进的第二辆坦克受阻，被敌击毁，但706号坦克坚决执行“尖刀猛插”的命令，不顾越军疯狂拦截阻击，一路杀进高平。

24日, 42军主力占领高平，在穿过高平市区向扣屯方向约10公里处，发现706号坦克战毁在316高地，车体中弹洞穿13处，自身炮弹打光、燃油耗尽，车被烧毁。排长和二炮手的遗体烧焦了，驾驶员刘燕辉、一炮手郑海石下落不明。

706号坦克在大部队进占前5天，已达成“尖刀插进敌心脏，铁骑打出我军威”的作战目标。

了解坦克的人都知道,四个乘员四个战位，牺性两个已无活动空间。坦克在高速前进，一炮手郑海石一个人在三个战位和战友遗体间蛇行运动，装弹、观测、瞄准、射击、内外协同联络，还要将退膛的高温弹壳及时丢出车外才转得了身，一人完成三人的战斗动作。

驾驶员刘燕辉一边观察敌情，控制行进速度，一边躲闪敌人各种火力的阻击，在冲击和短停的交替运用中，为一炮手完成系列战斗动作创造最佳时机，706单骑战群敌，左杀右砍突进40余公里，击毁炮阵地、火力点、毙伤的敌人已无法统计，直至油尽弹绝，战毁燃烧。

42军坦克团七连二排706车炮长郑海石

刘燕辉、郑海石两位坦克兵把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潜能打到极致；把坦克的战、技术打到极致；把我军的英雄气概打到极致，敌我双方都为之震惊！

部队立即整理英烈驾驶员刘燕辉、一炮手郑海石创造的奇迹，准备上报军委授予英雄称号，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就在此时, “河内之声中国俘虏向亲人和战友报平安”的广播中听到了刘燕辉、郑海石的声音。

原来，坦克战毁后两人迅速跳车，就近躲藏进树林中，等待后续坦克赶到投入战斗。但在山上三天，大部队也未到，两人饥渴难耐，在下山找水时被埋伏的敌人扑倒被俘。

他们说: “在战俘营，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想着祖国，我们有力量支撑着,还在战俘营组织了党小组，与敌人作斗争。可回国后，只要求反复写自己的交待材料和揭发他人的材料，交待为什么要当俘虏？要把我审成叛国分子一样，任何辩解都苍白无力，心在滴血”。

两个英雄坦克手是经实战考验的我军装甲部队难得的技、战术人才，却背着俘虏的名字，默默离开了部队。

有着相同遭遇的何元海，是54军161师481团3营7连7班机枪手，在谅山战役的坤子山战斗中， 7班负责阻击昆隆村南侧的敌人。

战斗中班长牺牲了，副班长接替指挥；副班长牺牲了，战斗小组长接替指挥，打红眼的何元海端起机枪站立起来，高喊着：“你们打死我班长，我也要打死你！狗日的，你们来吧！”他整整扫射了5分钟，打光了子弹，自己也被子弹击中左胸、左肩、左腿。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何元海倒下了……7班连续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歼敌21人，为连队主力歼灭坤子山之敌起到了关键作用。

全班共9人，正、副班长、机枪手牺牲，重伤两人，轻伤两人。7班荣立集体一等功。作战英勇的何元海烈士被追认为共产党员，一等功臣，在凭祥烈士陵园安放了墓碑。

何元海成了家乡的骄傲，村委会的大喇叭里广播了他的英雄事迹。在村后山上，还为他立起一座近三米高的纪念碑。

但何元海没有死，部队前进后,重伤昏迷的何元海被先到战场的越南人发现。在越方医院几度拔掉输液管试图自杀未果后，他被用铁丝绑住全身，手脚全都捆烂。当地百姓听说医院里有中国战俘，时常趁医护人员不备，冲进来甩何元海几个耳光泄愤。

两个月后，他被转移到越军的营房里，多次遭受越军的审讯，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多处骨折，但他硬挺着熬了过来。

1981年3月的一天，何元海终于作为最后一批被遣散的战俘之一被释放了。跨过国境线的那一刻，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亲吻着土地，放声大哭。

回国后,何元海被关进看守所接受审查，上级决定，取消何元海的一等功，取消党籍，评定为三等乙级残废，复员回家。

“烈士”被俘归来,让家乡感到羞辱, 有说他是孬种叛徒的，还有说他是间谍的，村后山石碑上的字也被人刮掉，只剩下孤零零的空白碑体。

民政部门对他的工作安排百般刁难，武装部的一个领导对他吼道：“你一个俘虏兵，还想讲条件？最终他去了林场,不久又到了更偏僻的地方守鱼塘。后来,单位改制他下了岗, 每月只能领着不足300元的生活费。因为评残的等级过低，伤残补助也得不到保障。

每年给自己扫墓的一等功臣何元海

每当难过、苦闷的时候，他就到后山的石碑旁走一走。30多年了，那里人迹罕至，早已荆棘丛生、破败不堪，但恰好成了何元海每年给自已扫墓时倾诉和痛哭的地方。

多年后,何元海的老连长陈晓成找到他,为帮助他奔走呼吁，何元海告诉老连长, 部队要收回奖章时，他舍不得交，执意要保留。

他说，我为祖国流了血，我问心无愧，他告诉老连长，军功章他不曾在外戴过一次，却经常一个人在屋子里穿上袖子都快烂掉的老军装，别上亮闪闪的军功章，对着镜子，想着当年炮火连天的战场和倒下的兄弟们。

有战争就有死亡和战俘。对战俘的严厉处置是为了杜绝贪生怕死、军心瓦解吗? 对战俘的鄙视是为了信仰不被玷污吗?对战俘骂得越狠,就是越勇敢、越革命吗?！

朝鲜战场上,被传几千人被俘的180师，战后经各方数据核对，实际被俘人数为600左右,占志愿军战俘总数2.17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的百分之三，其他97％的被俘人员未见各部示认，显然,这有损本部队的形象。

无论180师被俘几百人还是几千人已不重要，180师成了耻辱、软弱的代表。

其实, 数以万计的我军战俘，在被俘前哪个不是为了胜利浴血奋战的一员?！

他们当中不乏老红军、老八路和英雄、功臣，只是他们的遇到的情况更残酷、更无奈，难道他们只有全部去死，才能证明是爱党、爱国的吗?!

1950年6月25日凌晨，以中国送回朝鲜的三个精锐朝鲜师为主力的朝鲜人民军，打响了“祖国解放”战争。这三个从四野出来的虎狼之师凶猛过人,三天解放汉城，两个月就打到釜山，朝鲜人民军以伤亡5万人的代价解放了整个朝鲜近95％的国土。

但美军的仁川登陆切断了人民军后路，釜山战役所剩的 7万人民军顽强突围,伤亡过半,回到三八线以北的不到3万人。1万多人被俘,其中包括三个朝鲜师的俘虏8千人左右。

这能证明曾在四野麾下的三个朝鲜师，战斗意志不如美国兵吗?!

又如,1949年10月,华野三虎之一的叶飞，指挥粟裕钟爱的常胜军28军打响金门战役，登陆金门岛的三个团可谓主力中的主力。但由于骄傲轻敌,指挥失误,没有后援的登岛部队苦战三昼夜，最终惨痛失败,9086人全军覆没。

我军统计大部牺牲，3900余人被俘，国民党军记载了被俘人员详细部别、人名,人数为7364人。

从以上战例可见, 以被俘人数来衡量部队的强弱，看似政冶正确，实则主观牵强，不能服众。在血与火的厮杀中,军人的目标和意愿都是胜利，但战场荣辱，不是军人的选择，是战争的选择。

再看国外战例,被誉为战斗民族的苏联红军六个集团军，在1941年9月的基辅战役中，被士气高昂的德国纳粹（全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军队包围,在这个被称为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围歼战中,共有665，000名红军被俘。

没错，是66.5万人被俘，其中包抬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1961年6月21日，为惨败的基辅战役中还活着的107,540名军人颁发奖章， 197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死在战俘营的雅科夫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而在此后更血腥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苏德双方在199天的绞杀中，共伤亡近200万人。曾经横扫战场的纳粹德军违背了元首“不能投降，直到最后一人”的命令，德第6集团军，从司令保卢斯元帅以下的23位将官，到2000名校级以下军官和91000名极度饥饿劳累的德军士兵，向苏军投降。

1942年3月,在菲律宾保卫战中屡立战功的温莱特升任陆军中将，接替麦克阿瑟成为驻菲美军总司令,罗斯福总统命令他，“必须把保卫菲律宾的战争进行到底,不允许投降！”但战事急剧恶化,巴丹岛上的守军7.5万人（美军9300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山地战、丛林战和阵地战，在没有后援的三个月苦战后投降。

攻占巴丹后,日军以密集炮火，对克雷吉多岛进行了20多天的毁灭性打击,1万多美军依托坑道工事抗击，并组织敢死队展开白刃战。美军伤亡惨重,疾病流行,药品用完，弹尽粮绝。

温莱特违背了总统命令，1942年5月5日上午10点，温来特中将向华盛顿发出了最后一 封电报：“请告诉全国，我的部队和我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捍卫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她军队的优秀传统……，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对我顽强的军队的无限自豪去见日军指挥官了……再见了，总统先生！”

温莱特中将举起白旗,率领12000名美军向日军投降，他说: “为了12000名美国士兵的生命，我只能放弃军人的荣誉选择责任，我有责任让他们活下去！”

 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以此方式向全世界表达了对温莱特的敬意

1945年9月2日，同盟国在“密苏里”战舰上接受日本投降，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代表各交战国签字时，他从站列在身后众多的各国代表中，只邀请了两位将军上前陪同他签字，并将签字使用的第一支笔和第二支笔赠送给他们。

这两位将军是刚从沈阳战俘营出来的温莱特将军和在新加坡沦陷被俘的英军将领帕西瓦，麦克阿瑟以此方式向全世界表达了对温莱特的敬意（见上图）。

9月7日，温莱特回到祖国，同一天，他被晋升为上将，温莱特将军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并在白宫接受了杜鲁门总统授予的银星勋章。在美国人眼里，为国家牺牲和受难的人都是英雄。

1972年，他们还为温莱特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巴丹英雄》。大量的美军被俘，会侵蚀、动摇美军战斗信心吗?与传说中贪生怕死、不堪一击的美国少爷兵相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越战越勇。日军第16师团是进攻温莱特部队的主力,该部也是南京大屠杀中最为残暴的主犯, ,被杀害的南京30万平民和战俘中有16万人，是“杀人魔鬼”之称的16师团所为。

依然是在菲律宾战场, 2年后,美军在莱特岛，将拼死顽抗的日军16师团全部歼灭。据日本厚生省资料，此战第十六师团共有13158人战死，幸存者仅620人。而让这支日本法西斯“精锐”最终灭亡的盟军部队,正是在温莱特指挥下，于2年前撤出菲律宾的美军。

战争的胜利必定是军人流血牺性换来的。因此，任何国家、任何军队都不会鼓励军人投降。

美国政府为参战飞行员准备的多国文字“投降书”，更准确的名称应是“求救书”，大意是：“我是美国人.请不要杀我.并设法把我送回去.我会通过美国政府交涉，给你们以报答。

”向越南军民举起“求救书”的美军飞行员中,有一位是A-4天鹰攻击机驾驶员,他在1967年10月26日空袭北越时，被防空导弹击落，他在北越战俘营经历了5年半的严刑拷打生活，于1973年释放。被释放后不久他重返岗位，升为海军VA-174"地狱剃刀"飞行中队的指挥官,直至1981年以上校军衔退休，服役期间得到紫心勋章在内的多枚勋章、奖章。

他就是美国参议员，与奥巴马同为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约翰.麦凯恩。

1979年对越作战结束后，我军对归国战俘的处理已有很大改变，被俘战士服役期未满的，继续在部队服役至期满复员，但干部基本都开除党籍、军籍、判刑监禁。

这些人刑满释放后，大多精神压抑,生活拮据，个别人为躲避社会，到西部偏远地区的化工仓库打工，因长期搬远有害物品而早早离世。

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死的过错，都让被俘的官兵承担了,造成这些悲剧的指挥人员呢?

提出错误方案并一再坚持执行的50军驻150师工作组组长、关豁明副军长，战后受到降为正师级的处分。

有评论指出，我军在对越作战中的指挥靠前，即从上至下按职级别逐级下派干部（军副职到师,师副职到团，团副职到营……）是造成令出多门,指挥混乱的重要原因。从现代战争指挥学角度看，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

但从对越作战属性看,还是传统作战的范畴，从当时团以下指挥员大多未打过仗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下派“传帮带”仍是积极和必要的。从东、西全线战场看,如果没有这些打过仗的“老家伙”靠前以身作则,我军的麻烦显然还会更多。

关豁明副军长是三八式的老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在朝鲜战场,关豁明是万岁军38军340团团长，师参谋长,回国后任38军参谋长兼作战处长。关豁明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在对其79年错误指挥的处分决定中，有一句“贪生怕死”，让他耿耿于怀,可以说死不瞑目。

英雄不提当年勇，对比一下身边同职、同位的老战友, 关豁明老军人应该无话可说了。

一位是派驻西线149师的50军刘广桐副军长，同军、同职、同样是三八式,同样是浴血沙场的生涯,刘广桐是149师前身18军52师的老兵,五十年代初进军西藏,打昌都战役,59年平叛,62年对印作战，任155团（446团前身）团长。该团是24小时内歼灭印军王牌七旅的主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战后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称号的该团二连六班喊响的口号。

149师和150师都是在前线打响后，从四川奔赴战场，并分别担任东、西线预备队。149师的任务是攻占越南西线，纵深沙巴，对手是越军主力316A师。在担任主攻的446团攻打四号桥时，刘广桐的位置超越了师、团、营指挥所，就挺身站在主攻连的出发地域,高声告诉战士们:“动作要快!要快!越慢越挨打!”如此气势，激励了多少干部战士!

另一位是150师配属的41军毛余副军长，毛副军长带病和121师一起穿插作战, 和战士们一样断粮挨饿，一样登山攀岭，穿越伏击区，这种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表率，感动、鼓舞了多少指战员!

如果关副军长也能前出到任务最险、最重的448团，不仅可以身体力行“搂草打兔子”的英雄豪迈，也能更准确把握一线情况，及时作出调整,即使出现最坏情况,起码也能让部队获得最大力度的救援。他坚持命令部队走小路,自已却从大路回去了，可惜，一世英名就此飘落。

对错误的追责到关副军长为止,也意味着,此后对该战例所有错误、教训的检讨、研究、总结均到此为止。可还有更大、更沉重的问题摆在那儿,像风中的顽石,任时光冲刷,世事尘埋,它就是突兀不倒。

广西作战部队在杀入战场的前一刻,向全体将士宣布了许世友司令员的十条战场军纪：

畏缩不前者，杀!  临阵脱逃者，杀!  见死不救者，杀!  贪生怕死者，杀!  投敌叛变者，杀!  延误战机者，杀!  违抗军令者，杀!  泄露军机者，杀!  谎报军情者，杀!  动摇军心者，杀!  用刀子杀! 

这“十杀令”如锻钢铸剑，火星迸射，硬碰硬没有余地，让交战两军都为之震动！可一场大战下来，执行“十杀令”的只有一人，该执行没执行的也只有一人，如此重要的战场军纪案例却在军史研究中只字全无。

执行“十杀令”的是448团八连副连长一等功臣王立新烈士，他带领穿插分队苦战后被敌包围，一个战士下山找水时被敌人㧓捕，因害怕，向敌人泄露了山上分队的情况,并在敌人的威逼下，上山劝降，其行为已触犯泄露军机、投敌叛变、贪生怕死、动摇军心等多项战场纪律，被王立新副连长当场处决。

另一个没下执行令的人是许世友老将军自已，应该执行的对象是“见死不救者”。

可放弃救援的不是下级，而是更高一级的命令，许世友也只能作罢了。

因为他立的“十杀令”中其中一条，就是“违抗军令者，杀!”他不能带头抗命啊!

上级放弃救援的原因从未公开显示,但从当时受领任务的老首长和机关战友的口述中，与战后各方回忆录中的记述基本一致。大意是：“救援区域地形复杂,小部队难以奏效,我国已宣布撤军，再有大部队行动，国际影响不好”。这些考虑，应该说是掌握战场情况的。

我军是压倒优势,不存在敌人围点打援的风险，更没有不敢打的问题，但确实麻烦，没有大部队真不行。

敌人的战法是蛇蝎缠绕，依仗山地丛林，构成火力陷井，困住猎物,让猛兽在笼中拼不了,出不去,在四面袭咬下，耗尽气血倒下,再麋集吞食，我军对此已多有教训。但只要有优势力量增援，呈打草惊蛇式,敌人即作鸟兽散。缠咬448团之敌是典形的游击战、运动战,虽狡诈、凶狠,但绝不做固守顽抗、自取灭亡的傻事。

我军后期在高平地区分兵、分区的扫荡，即让游击之敌自顾不暇,要么潜逃,要么被堵洞掏窝。即使是越军王牌主力在伏击我穿插部队占据优势时，只要察觉我主力接近其侧后，则立即放弃扩大战果,迅速撤退。

因此,中止救援行动的主要考虑，还是不影响既定的十天撤军期。因为,一旦大部队行动，不仅会拖延撤军时间，还有可能被越军粘上，难以脱身，如此局面，将严重影响我国向世界宣告的说打就打、说撤就撤、言行必果的大国风范。

虽然救援中止，但原定3月15日的撤军终结时间还是推后了一天，至3月16日,以便收拢、迎接突围部队归国。

救援,从来都是突发、困难、危险,要付出代价的，一分希望,也要百分百努力。枪林弹雨中的一句“兄弟，我们在！” 是战场上多少流血牺性中打出来的生死承诺，是一支部队敢打硬仗、不怕牺牲的血性所在。

尤其是国与国战争中的救援行动，已不单单是救援结果的成功与否，而是军队信念和国家意志的展现。

以色列国民游行期盼被俘士兵沙利特回家

以色列曾经为营救被俘的19岁士兵沙利特，在加沙地带发起过名为“夏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打死了对方四百多人，抓捕了60多名哈马斯官员。在仍遭到拒绝后，更是不惜代价，以1027名战俘换回了1个士兵沙利特，以色列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紧紧拥抱他:“你回家了!”

 “你回家了”

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在1983年创下6:4600的战俘交换记录。再往前，以色列部队在1976年7月3日,往返飞行近1万公里降落乌干达,击毙劫机犯和守军数十人,救出被劫持的100多名犹太人质,并将为劫匪提供帮助的乌干达空军11架战斗机悉数炸毁,以色列空军司令亲临营救上空指挥,从救援机落地，至起飞返航 用时53分钟，以色列军队唯一的阵亡者是地面指挥官乔纳森·内塔尼亚胡,他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亲哥哥。

二战期间，六百多万犹太人被屠杀,就是这个受尽屈辱的民族，国土面积只有我国珠三角的一半,却在建国后的五次中东战争中，越战越强,世界各国对以色列都不能小觑，以色列之所以如此强悍，源于国民的强大凝聚力,人们知道,国家不会丟弃任何一个以色列人。

无疑，对448团的失利,已经有了认真总结,可对几度启动又最终放弃的救援,这个沉重、深刻的问题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那些牺性、被俘的青年战士，都是为了国家而战,是为了祖国母亲的尊严而战，当他们被毒蛇缠绕、拼命挣扎的时候,母亲会选择吗?她会犹豫吗?

许世友的拍案怒吼“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回来，一个兵也不准丢在国外。”这声吼是老将军戎马一生的肝胆写照，是这支队伍不丟弃、不抛弃的铁血担当。

喟然长叹的是，这洪钟大吕、振聋发聩的吼声，只能飘荡在历史的天空，陪伴老将军的遗憾和数百名英魂未归的官兵了!

国人自古敬奉关公武圣，视其为忠义之表，就连关羽战败降曹，为曹军出战也刻史赞曰“身在曹营心在汉”，可见古人记史无讳，且大义豁达。

可今天,对那些为国出战、蒙难敌国的被俘军人，却鄙睨有加。“向我开炮”的蒋庆泉，孤胆战车的英雄坦克手, 力克群敌,满身弹伤倒下的何元海……

他们何罪之有?要被撤销战功，要受到他们为之奋战的国人如此唾弃?!这倒底是谁的耻辱？！

一位被俘战士因社会压力抬不起头，他的母亲告诉他：“娃儿，不管别个（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妈的英雄！”

罗援泪荐：败仗中的真英雄！（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