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决定了命运，吗？

文化

2022-09-27 05:09

我们的阶层身份，到底来自哪里？

法国知名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写的《回归故里》，就聚焦这个问题。这本书不仅是一本讨论阶层的经典学术著作，也是一本深入浅出，很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回忆录。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可能会一边惊叹于作者坦诚的自我剖析，又被他真诚、细腻的文字所吸引。

《回归故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父亲去世后，迪迪埃·埃里蓬回到法国东北部的小城兰斯，那是他近20年间和父母、家人共同生活的地方，也是他曾经因为种种原因迫不及待逃离的故乡。

我们中国人常说“近乡情怯”，而作者的这一趟返乡之旅却让他大胆地从过往的个人成长经历出发，对当代阶层固化问题进行了一次鞭辟入里的观察和反思。

讲述 |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来源 | 《阶层固化与流动：无限人生书单第八季》

反观自身：跨越鸿沟的出走

埃里蓬出生于1953年，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知识分子、法国亚眠大学哲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他同时执教于英美多所名校，国内读者最熟知的可能是他写的传记作品《米歇尔·福柯传》。

迪迪埃·埃里蓬 | By Foto: © JCS, CC B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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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蓬出生于一个底层工人家庭，他的父亲14岁就作为学徒在工厂里工作，母亲在外婆17岁的时候怀孕出生，并在一个充满混乱关系的家庭中长大，20岁的时候母亲与埃里蓬的父亲草草结婚，很快就有了孩子。

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更加贫困，以至于为了维持生计，母亲不得不每天站在组装流水线前，就好像《摩登世界》里的卓别林一样，不停地把一个又一个盖子盖在广口瓶上。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埃里蓬可以完成学业，进入大学，获得一份社会地位比工人高的职业，比如中学老师，这是他父母对孩子前途所能够拥有的最高的期待了。

不过，埃里蓬并没有随父母的心愿。20岁时，他选择离开故乡，定居巴黎，同时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在他逃离原生家庭、奔向新世界的过程中，埃里蓬完成了两段“重塑自我”的经历，一方面是性取向，一方面是社会规则和社会压迫。

在写这本书之前，他向来羞于和别人承认自己的出身，甚至对他来说，“讲述性取向带来的羞耻比讲述社会阶级带来的羞耻要容易”。他写过不少关于性取向的书，也在里面讨论过个人经验，但从未剖析过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而这一部分正是《回归故里》的核心内容。

父亲的去世，为埃里蓬提供了回顾过往、重新思考自己对父亲的负面情绪的机会，也把他带回到孤独的母亲身边。在离家多年以后倾听母亲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其他亲人的情况，重新和“原生家庭”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结。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深刻讨论了家庭、阶级对于一个人社会身份的塑造的强大力量。出生底层，是不是就很难改变命运，也注定无法拥有更多的选择？影响阶层流动的因素除了贫富差异之外，还有什么？

《杰出公民》

在回顾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时，埃里蓬不断反思着自我认知：“家”是什么？“出身”是什么？而在此基础上的“出路”又是什么？

在埃里蓬人生最初的回忆里，家可能是兰斯一间出租屋的模样，后来又成了城市另一端，某家社会机构提供的一套简陋“住房”：一家四口睡在同一间卧室里，此外还有一间可供做饭、洗漱的客厅。

埃里蓬在书里有一段细致的描写：

“1950年，父母在结婚之后住进一间出租屋。当时，在兰斯找到住处并不容易，他们婚后的头几年就是在这间出租屋里度过的。两个孩子出生了，哥哥和我。外祖父用木料给我们做了一张床，我们俩头挨脚地睡在这张床上。后来，一家社会机构给我们提供了住房，位置在城市另一端新建的工人聚居区，于是我们搬去那里。

‘住房’这样的字眼和它的实际情况不太相符：混凝土制作的方块一个粘着另一个，在两边分别有一条彼此平行的、一模一样的通道。所有住房都只有一层，包括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于是我们像原来一样，四个人睡在一间卧室）。房间里没有浴室，但客厅有自来水管和洗菜池，平时做饭和洗漱都在这里。冬天，取暖用的煤炉不足以烧热两个房间，家里总是冷飕飕的。门口几平米的花园增添了一点点绿意，父亲会耐心地种几棵蔬菜出来。”

也正是在这里，埃里蓬留下了一些有限的记忆，例如父亲醉酒后在房间里挨个砸掉酒瓶、油瓶和奶瓶，自己则和哥哥躲在母亲身边哭泣。

埃里蓬把这看作一个“社会镜像阶段”，人们有了自我意识，也意识到了自己身处哪个阶级和这个阶级的人的行为方式，因此仿佛能看到我们是谁、我们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父亲这面镜子前，埃里蓬清楚地意识到，出身印刻在自己的精神之中，同时他又深深抗拒着这种社会身份认同。

教育：基于自己的“意愿”

这种阶级归属方面的认知，对儿童时期的埃里蓬来说几乎是窘迫的。

他和哥哥放假时被母亲带到雇主家里，不得不目睹女主人指挥母亲做事和被责备羞辱的景象。母亲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女佣，家中友人则在富人区的私人旅馆做门卫，隶属于工人阶级的埃里蓬似乎距离“富人”并不十分遥远，但仍然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

到了60年代，在母亲的努力奔走下，全家得以入住工业区附近刚刚完工的公租房，公寓宽敞起来。尽管家里人并不信教，但埃里蓬还是每周四去教堂上教理课，家庭也常常借着宗教仪式的理由组织节日聚会。

随后，他进入到社区附近的小学，并在11岁时成为了家中第一个接受中学教育的人。哥哥则厌倦学业，选择去做肉店学徒，命运也在此刻产生巨大分歧。教育对于阶层流动的改变在这里初现端倪，成长于同一个家庭的孩子，因为教育背景的差异，对待世界的方式从此便出现了隐形的鸿沟。

《回归故里》

进入高中后，埃里蓬感受到了自身阶层与精英家庭的同学之间的不同，也感受到了被教育体系抛弃的危险。

口音，艺术偏好，性取向，礼仪，体育活动，他不得不放弃了崇尚男子气概、鼓励体育运动的平民阶级文化，转而学习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并逐渐向出身平民阶级的青年同性恋文化靠拢。学校文化的再教育和工人阶级的家庭教育格格不入，可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阶层文化，最终他选择了学校教育的这一面。

从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埃里蓬在高中阶段感受到的文化差异几乎是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区隔”的典范，也就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会在文化品位、文化消费上体现出不同的层级和区分。

音乐课上，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熟悉教师播放的乐曲片段，其中佼佼者能在几小节后就辨认出曲目，平民阶级出身的学生则窃窃私语；校园活动中，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更愿意从事“审美活动”，而平民阶级的学生更喜欢“体育运动”；在文艺作品的偏好上，双方的口味就更加不同了。

这种差异至今仍在埃里蓬的生活中延伸下来，他和朋友说自己不会参加父亲的葬礼，但会回兰斯探望母亲，朋友平静地回答：“是的，公证人打开遗嘱的时候你无论如何应该在场。”可是对埃里蓬父母的家庭而言，“公证人”和“遗嘱”并不存在，连遗产也只是勉强存下的几千块法郎。

如果说文化偏好上的差异仅仅指向品位的不同，那么在未来规划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途径的理解水平不同就尤为关键了。

埃里蓬高中时选择了文科，因为不清楚理科才是当时很好的选择；他又选择了西班牙语班，但不知道这个选择可能会让他进入二流学科；他报考了文学与人文科学学院的哲学专业，却从不清楚还有高等商学院预备班、文科预科一年级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的存在，更不清楚在外省大学学习文科难以导向一条理想的职业出路。

可以看到，当出生于工人阶级的父母无法给埃里蓬提供任何道路选择的参考时，他所做的每一次选择都基于自己的意愿，但“意愿”只在他能了解到的有限信息的小小范畴内。

《杰出公民》

18岁时，埃里蓬进入大学，家中提出为他支付两年学费，让他到20岁时开始工作。两年，不足以让他完成需要三年时间的学士学位和四年的硕士学位。埃里蓬想要成为中学老师，这也需要他有一张大学文凭，与此同时，对哲学有强烈学习兴趣的他也希望能留在学校读书。

大学校园的环境不像他想象般美好，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风格也同样如此，第一年结束时，埃里蓬还险些被当时的退学潮席卷。第二年结束时，埃里蓬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教育师范学校的考试，并由此获得了领取两年至三年工资的资格，为自己接下来的学业获得了经济保障。

于是埃里蓬决定前往巴黎居住，加入思想者的世界。第四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埃里蓬离开这所学校，进入索邦大学攻读大学第三阶段课程，同时准备进一步参加教师资格会考，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教职。遗憾的是，埃里蓬连续两年都没有通过教师资格会考，而出身平民家庭的他也没有社会身份和经济条件的支持，无法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在此，埃里蓬对文凭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之间关系的评价道：“同样的文凭对于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和掌握不同（进行职业规划所必要的）信息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 在这里有些不厌其详地来讲他的求学经历，正是希望通过这些细节，来看一看原生的家庭的经济条件、思想观念会怎样影响一个人。

回忆亲人：无法脱离的故乡

在埃里蓬对自身经历的回忆中，从家人之间的互不理解开始，逐渐指向了一种理解父母与家庭所处阶级的反思。家人的形象也在作者的反思中逐步立体起来，不再仅仅是作为顽固自大的父亲或陷于回忆、善于原谅的母亲，而成了展现出时代印记的具体形象。

如果要称之为“家族史”，难免会使人联想到如同枝叶一般自如铺陈的风云往事，但在埃里蓬叙述的家人经历中，我们很难找到冲破阶层束缚的可能性，每个人似乎都早早被青少年时期的挫折击败了。

回忆起和父亲相处的往事时，埃里蓬能想到的多半是争执与矛盾，但当母亲回忆重病后的父亲时，以往“愚蠢而暴力”的统治者形象被骨瘦如柴的病人形象取代。他因此意识到，自己和父亲之间的交流困难来自彼此之间的陌生感，既不清楚对方的想法，也不清楚对方想法的来由。

透过父亲一生的经历，埃里蓬看到了社会阶级与工人阶级身份对父亲个人造成的巨大影响。他虽然通过自身的努力，从传统家庭中走了出来，但当我们看他父母的经历，却是不折不扣的，被社会压迫得无法动弹的那类人。

《杰出公民》

接下来，可以聊聊埃里蓬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埃里蓬的父亲出生于1929年，共有11个兄弟姐妹，他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个。二战期间，父亲全家逃难到外地，停战后才返回兰斯。在整个德国占领期间，父亲都肩负着大部分家务和寻找口粮的工作，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四五年，战后这家人才搬进了资产阶级改革者为多子女工人家庭营造的社区“花园城”当中。

即将14岁时，父亲完成初等教育，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在社区舞会中，父亲遇上了母亲，两人抱着尽早独立的心态，很快就在20岁出头结婚了，婚后三年之内就生下了两个孩子。后来他也曾经尝试过在下班后去“夜校”上课，试图通过自学成为制图员，但并没有实现目标，曾经画过的大网格纸收进了抽屉的底层。

1970年，父亲失业，母亲开始到工厂工作，父亲再就业后，尽管他并不支持，母亲还是坚持继续到工厂上班。在工厂体系内部，父亲逐渐成为熟练工，又成为工长，56岁时被迫提前退休。

上面这一小段话，似乎能概括千千万万像埃里蓬父亲一样的工人阶级的一生。他的日常生活是这一阶层成年男性日常生活的典型。他们从事疲惫的体力劳动，下班后偶尔会沉迷于酒精，不太愿意将家务纳入自己的生活范畴。脾气暴躁时可能会对家人呵斥辱骂，心情尚好时又希望能融入幸福美满的家庭聚会。

埃里蓬母亲的故事也同样表现出特定时代下工人阶级家庭的特点。前面提到，外祖母不到17岁的时候生下了身为私生子的母亲，自此被赶出家门，接着和另一个男人成家，又生了三个孩子，母亲和她的亲生父亲从未谋面。

念书时，母亲成绩优秀，理想是能够做一名小学老师，但二战让全家人被迫逃难，她也就没能进入高中读书。战后，外祖母去德国另寻工作，把四个子女托付给邻居，但因为后续没有再支付抚养费，四个孩子被送进了孤儿院。

14岁后，母亲被孤儿院安排去做佣人。在这份工作中，她曾经遇到过善良的雇主，但更多是辗转遭遇男主人的性骚扰。20岁时，母亲和父亲结婚，很快生下了长子和次子，家中经济状况极差，之后不得不数次堕胎。

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两人频频吵架、相互谩骂，离婚却往往止步于咨询环节。母亲做了很长时间清洁女工，但也一直陷于繁杂的家务中。1967年，母亲生下第四个孩子，这才停止了这份工作。为了分担家中的经济压力，她很快又在工厂里找了一份工作，从早到晚站在流水线前，给广口瓶盖盖子，拼命工作，牺牲了健康。

再次与母亲建立起联系后，埃里蓬又了解到家族中其他人的现状，几乎都没有超出平民阶层生活的状况——工厂工人、泥瓦匠、保安、失业。最好的情况，可能从事税务员或秘书一类的文职。

《杰出公民》

年少时曾经熟悉的兄弟如今形同陌路，埃里蓬将之归咎于自己的疏离，但也知道这种疏离来自更高层面。在潜意识里，年少时的埃里蓬知道只有完全改变自己，才能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层，但长大后他明白，即使万分努力地想要通过改变自己与原来的阶级脱离关系，他工人阶级的本能依旧存在。

埃里蓬无法从兄弟和自己之间的差异中整理出一条线索来，与其说是“疏离”，不如说是一种自我的解救。

这听起来有些自私，但这也是埃里蓬写作这本书的初衷——重新寻找自我，包括他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和曾经否定的那部分自我。这也是本书难能可贵的地方，在剖析自我的基础上，反思阶层固化的个体的影响。

“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什么，

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

在这本书里，埃里蓬笔下的工人阶级家庭跃然纸上，寥寥几句就呈现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选择，他们面临的困境与矛盾，纵使他们自身可能对困境的来由并无察觉。

在有限的政治生活中，作者倾向于排斥移民、加强刑事犯罪的处罚力度、支持死刑、主张公民可以在14岁时选择离开教学系统，更透露出种族主义的思维。这种政治立场，恐怕与他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经历有很深层的关系。

《回归故里》出版于2009年，中文版本则是在2020年推出。它刚面世就广受好评，因为在这本篇幅不长的小书中包含着人们想要探讨的诸多社会议题，特别是“归乡”的故事始终是激发社会讨论、引起大众兴趣的重要议题，故乡中昔日的家人、亲属也通常是着重描述的对象。

埃里蓬的身份是他的人生底色，也是他后来成为社会学家的重要原因。他试图摆脱原有阶级的轨迹，后来又坦然承认自己身份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不同阶级所遭遇社会不公平的过程。

《杰出公民》

前段时间，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各个平台广泛传播。我们就视频本身的选材来看，因医疗不当而致残的二舅，见证过剧变的时代，又度过了生活中的重重阻碍，如今在老龄化严重的村中一边做一些工匠活儿攒养老钱，一边照顾年迈的母亲。

他人讲述的家庭故事为大众的诉说提供了一个契机，农村环境下的“二舅”引发人们对自己亲属和往事的回忆，乡村和城市、生产队和改革开放、60年代和80年代，乃至相框中的老照片和老人尝试摆弄的智能手机，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是基于这种对比，视频的立意和真实性被网友们广泛讨论——视频作者娴熟的镜头语言和文案，也和二舅不太轻松的农村生活形成了对比。

那么，这种带有苦难色彩的个人生活史应该指向对乐观主义的歌颂吗？渴望在大城市获得成功的年轻人们，真的能够回到乡村平静地生活吗？在个体选择“归乡”之前，必然要先离开故乡。

社会中的教育系统稳定地为想要实现阶层上升的年轻一代提供机会，以相对公平的高考形式将“大学”作为中转站。然而，一方面，自称“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们好像在考试中获得了优势，但很快就在名校、大都市和职场中体验到了“小镇”出身带来的局限性，不得不面对阶层问题带来的挫折，另一方面，被考试淘汰的年轻人流入职业教育或者就业市场，前者至今没能形成完善的运转机制，后者则主要指向体力劳动。

正如《回归故里》中展示的一样，埃里蓬几乎是以“奇迹”的形式突破了出身的束缚，他的兄弟亲戚里并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