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铭汉：怀念叔父叶企孙

导读：

      叶企孙是中国当代物理学的先驱和奠基人，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文革期间，叶企孙被扣上“CC大特务”的帽子，遭到审查、批斗，停发工资，只领少许生活费。1977年1月，叶企孙在北京病逝，但未被平反。在其家人、同事、朋友和学生的奔走之下，1986年，叶企孙被正式平反。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沈克琦、孙佶和汪永铨三位先生合写的纪念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为叶企孙公开平反。

      “此时相距1977年叔父病逝，差不多过了将近十年。虽然平反了，叔父投身救国，却含冤而死，在家属的心中，一直十分沉痛，心情很难平息。”叶企孙的侄子、中国著名高能实验物理学家叶铭汉写道。

叶企孙

我在家中最小，平常一直跟着妈妈转。妈妈有些事叫我帮她做。她不认字，让我帮她记账，因此我从小学五六年级时开始就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况。叔父支持我的哥哥、姐姐们上大学的学费。抗战开始后，我家家境愈来愈困难，当时上学的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学生的学费完全由叔父支持。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同时日本军队进入了租界。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上海的租界成为受日本军队包围的“孤岛”。在“孤岛”内，爱国的人民还出版了站在中国一方的报纸。李政道先生的一位叔父是《大晚报》的编辑，《大晚报》时常刊登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报道，日寇十分恼恨，后来竟派特务把他暗杀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这个孤岛就不再存在。李政道先生离开了上海，奔赴内地。1942年夏，叔父从重庆来信，要我离开上海到内地去。当年10月我跟两位姐姐一起离开上海，通过南昌日寇的封锁线，然后经桂林、贵阳在1943年1月到重庆，投奔叔父，从此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全部依靠叔父。那时他在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中国科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当时中央研究院不设副院长，院长之下就是总干事。我在重庆进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继续我的高中学业。1943年夏叔父辞去中央研究院职务，回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我在1944年夏考入西南联大。叔父当时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该处是西南联大的一个单身教授宿舍。这一宿舍原来是唐继尧[1]的住宅大院的戏台及其附属的设施。正厅是一大间，一端是戏台。戏台对面是两层的结构，楼上一大间，住了陈岱孙、金岳霖、李济侗、朱自清和陈福田等五位教授，各居一个角落，拉起蚊帐，互不干扰。叔父、吴宓、温德、沈同等十多位教授分别住正厅两侧的小房间。叔父住的一小间约十平方米。我到西南联大后住西南联大学生宿舍。

叔父在清华大学的住处是北院七号。1925年他到清华工作，开始住在那里。叔父是单身，家里雇一位厨师，菜做得较好。一些家不在清华的年轻教授纷纷在北院七号搭伙。大多数参加北院七号饭团的都是一些刚从国外留学回来，抱着科教救国的理想的年轻教授，大家志同道合，主张推进教授治校。吃饭时时常交换对教育和学校的意见，逐渐在清华形成一股影响学校办学方向的力量。

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恢复清华、北大、南开三校。1946年秋清华大学在北京复课。叔父仍住在北院七号。北院位于图书馆北面，是在民国初年建成的，一共有十多套房子，系平房。跟清华的新林院相比，显得旧一些。这十多套相同的房子分布如“7”字形，一部分房子朝南，一部分朝西。我只记得除了叔父外，还有朱自清、温德、刘崇鉱等教授住北院。七号面向南，房间朝南三间，朝北两间，共四室一厅。朝南的中间一间是客厅，大约二十多平方米。东边朝南的一间是书房，通过书房进入朝北的卧室。书房约十多平方米，卧室约二十多平方米。西边朝南一间，通到朝北的一间，各约十五平方米。房子的北面，即背面有厨房和工友的住房。现在北院的房子除当初朱自清住的那一套没有被拆掉外，其余都已全部被推为平地，看不出一点遗迹。

约1929～1930年之间，清华大学北院七号门前，参加北院7号饭团的年轻教授

(左起：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萨本栋、肖蘧、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据老清华人说，在抗战前，叔父的北院七号有较好的家具。抗战开始 后，家具寄存在原来叔父雇用的一位工友家中。后来这位工友也去了昆明，他的家属留在北平。因为邮政汇款时通时断，他的家属生活很困难。叔父说，就把家具变卖了吧，作为他们的生活费。抗战胜利后回北平，叔父什么家具都没有。幸好陈岱孙先生作为清华大学复员的先遣队，在1946年初回到北平。他帮助叔父购置了一些家具。在1946年10月回北平时，北院七号只有一些必需的家具：一张床，一张吃饭用的方桌，一张书桌，几把椅子，几只方凳，一套布面沙发，几个书架。叔父只用七号的客厅和东边两间，这些家具放在这三间内，显得空空荡荡。西边的两间一件家具也没有。这空着的两间，后来实际上成为清华大学机动的临时客房，学校搬来床和凳子。钱学森先生在1947年回国探亲时曾在这两间住了十多天。钱三强先生在1948年回国，到清华任教，但家仍在城里。教课时就住在这里，周末返回城里。他在叔父家住了约两个学期。叔父还约过青年教师同住，先后有何成钧先生、孙良方先生。

我在清华住学生宿舍。叔父一向主张，作为学生，应该住学生宿舍。这样有利于同学之间的互相接触。叔父曾向我建议，最好挑两位不同系的同学住在一起，如不同学院则更好。他说，不同院系的同学住在一起可以更好地交流学习、扩大知识面。抗战前清华学生是两人一间，抗战胜利后是三人一间。自由组合，不论院系、年级。三人组合好后就去管理学生宿舍的“斋务股”抽签，抽中哪一间就住哪一间，每年抽一次，搬一次宿舍。大家觉得比较公平。当时男生宿舍有新斋、明斋、善斋、平斋四处。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宿舍的“斋务股”就设在明斋，方便同学。虽然那时候不强调服务，也没有强调人性化，但实际上管理机构没有官气，办公地点贴近同学。叔父一直主张我住学生宿舍，除了主要是为了同学之间可以多接触之外，他还说过不希望我住他家的另一个原因。他说，他在学校内负有一定责任，经常有人到他家里跟他讨论工作。叔父不希望我听到那些不该知道的事，更不希望我把听到的话随便讲出去而造成不良影响。他从来不跟我讨论有关学校的事情和议论学校的师生。叔父工作忙，晚上常有人去找他，他自己也要备课、看书。跟我约定，每两周去他家一次，谈谈家事。

我在叔父家中曾经遇见过一些教授，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忘记。1948年春，朱自清先生来讨论教学中的问题，临走时谈到时局艰难。朱自清先生忽然叹一口气说：“不知道我能否活着看到时局转好的一天。”我听了十分惊讶。叔父说：“当然可以，不用担心。”朱先生又叹气说：“我恐怕不行。”说完就走了。当时从朱先生的外表看来，朱先生是健康的，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病，为什么这样悲观。我没有问叔父为什么，叔父也没有解释。没有想到，那年夏天，朱自清先生就病逝了。回想起来，十分奇怪，朱先生竟自己感到了先兆。

1949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作了一年研究生，导师是钱三强先生。1950年7月随导师离开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有时星期六回清华，在叔父家住一晚上。

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理学院合并入北京大学。叔父离开了北院七号，搬到北京大学镜春园76号。镜春园76号是民国以前建造的四合院。朝南的正屋较大，左右分住两家，各三室一厅，背面各有厨房和工友房。叔父实际上只用了一室一厅，另外两间堆放书籍。四合院的东西厢房各住一家。院子里的树木较高大，房子比较阴暗。各家都有卫生设备，但没有暖气，自己生火取暖。1954年近代物理所搬到中关村，我常骑自行车到叔父家。

1956年春，叔父告诉我，他正在治装，准备跟竺可桢先生一起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快要走时，忽然上级通知他留下，叔父没有告诉我上级是怎样解释的。竺可桢、刘仙洲、李俨(其他两人不详)等五人参加了那次大会。现在我猜想，很可能是叔父的那一段抗日的历史引起上级的不信任而不让他出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叔父因无官职，没有受冲击。1967年初叔父告诉我，几天前，北京大学“革委会”带了几位外调的人到他家询问一些 1937年在天津的事情，并说，他们询问后就走了。当时北大有两大互相对立的造反派，当权的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作为反对派的“井冈山兵团”。 “新北大公社”当时并没有就这件事贴出什么大字报。过了几天，“井冈山兵团”得到了消息，忽然发难，贴出“打到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字报，同时“揭露聂元梓包庇CC大特务叶企孙”。于是，聂元梓一派也贴出了“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字报，随即两派对我叔父实施专政，强迫劳动，竞相批斗年届七十的老人。

1968年6月28日，叔父被以“CC特务”罪名逮捕，关入北京卫戍区监狱，还戴上了手铐。他在狱中的情况迄今是个谜。叔父坚守狱中对人的承诺，顾全大局，至死未吐露一字。当时我只知道叔父忽然被捕，是什么机关以什么罪名逮捕，没有通知家属，可以说是忽然“失踪”。我们家属不敢问，也不知问谁。1969年10月我去二机部湖北干校劳动，1973年3月回北京。

我回北京后，不知叔父住在北大什么地方。我向物理系提出要看叔父， 过了大约两个月，通知我可以去看他。他住在家属公寓的一间房内，有一位老工友给他做饭。叔父两只小腿全部肿胀发黑，很可怕，可能是很严重的丹毒，是在监牢里得的，走路极其困难。由于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他日夜坐在一张破藤椅上。他说，小便失禁，坐在藤椅上好处理一些。我劝他去看医生，他断然拒绝。大约1975年中，北大组织一批老先生到北京大学去作体检，有我叔父、冯友兰等，通知我陪同。我记得是由一位中年医生为他检查。医生一看，很惊奇地说，你的腿的病情这样严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应该赶快治。第一步治前列腺肥大。对老年人像你这样的病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割睾丸，手术很简单，效果很好。医生还说，不久前，他给一位80岁的老先生做过这样的手术，效果极好。叔父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不做。”医生十分发急，大声讲，“不治很危险，有性命危险。”叔父发火了，声音比医生的还高，“我就是要死！”医生只好让步，说，“那我给你一种药吧，不过不太有效。” 药名我忘了，药内含有雌性激素和安眠药物。医生没有想到，叔父几十年来几乎从来不吃药，这种药居然有奇效。小便失禁大为减少，可以卧床睡觉了。可是，过了几天，叔父拒绝继续吃药，他说，老是昏昏欲睡。幸好， 一点点药起了大作用，从此小便不失禁了，可以卧床睡觉，叔父的生活才稍微恢复正常一些。两只小腿还是全部肿胀发黑，叔父置之不理，拒绝就医。

1977年1月13日，叔父病逝，物理系党总支书记跟我谈开追悼会的问 题，我提出我的叔父还没有平反，以及悼词怎样写的问题。他说，“叶企孙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追悼会。”他还答应说，校党委将开会讨论悼词，悼词拟好后会征求家属的意见的。那时离追悼会还有六天。我就等着，没想到，每天的回答都是，校党委还没有开会。一直到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会还没有开，说是当天晚上开。悼词一直没有给家属看。悼词的基调仍然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我叔父的评价极低，只轻描淡写地这样几句话：“叶企孙先生长期从事物理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对培养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和开展物理学事业作出一定成绩。叶企孙先生对中国科学史也做过研究工作。”当时参加追悼会的叔父的老同事、老朋友、学生们议论纷纷，大为不平。吴有训先生悲愤交集，追悼会未终，便拂袖而去，以示抗议。

追悼会后，我就去找某位负责人，我提出：“还没有平反，请北大向上级报告，从速处理”。他说：“不需要，校党委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我说： “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是平反”。接着，我提出，“希望北大向新华社提出，叔父去世的消息见报，像不久以前清华大学化学系张子高老先生去世后那样，报上发布了短短几个字的消息，这样好让亲友知道，他不是反革命”。他回答，“不必要，不是人人死了都见报”。话说到这里，我也就不再多说而告辞了。稍后，我去找吴有训先生，他见了我，愤愤不平地说：“你叔父没有平反，你一定要上告!”

我明白了，我无法通过北大向上反映。我只好上访、写信、找关系向上级递申诉信，到北京市的接待信访单位去申诉，向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学院方毅同志、姚依林同志等写信，为我叔父要求平反。同时，很多叔父的同事、朋友、学生和学术界的人士也到处奔走呼吁、写文章、查历史材料，要求平反并恢复叔父的名誉。

通过大家的长时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1984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做出“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熊大缜同志是1938年4月经我党之关系人叶企荪、孙鲁同志介绍……对冀中之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定熊大缜同志为国民党 CC 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并特别指出“叶企荪系无党派人士，爱国的进步学者，抗战期间对冀中抗战做出过贡献。……叶企荪根本不是 CC 特务。”这个平反熊大缜的决定附带平反了叶企孙，叶企孙被误写为叶企荪。 

在1984年中共河北省委做出决定约两年后，北大在1986年印发了“[86]224号文件”为叶企孙平反。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沈克琦、孙佶和汪永铨三位先生合写的纪念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在报纸上公开为叔父平反。此时相距1977年叔父病逝，差不多过了将近十年。虽然平反了，叔父投身救国，却含冤而死，在家属的心中，一直十分沉痛，心情很难平息。

注释：

[1]唐继尧(1882～1927),云南军阀，1915年12月与蔡锷一起通电护国讨伐袁世凯

作者简介：

叶铭汉，1925年4月2日出生，上海人。我国著名高能实验物理学家、粒子探测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会理事长。

注：本文收录于《中关村回忆》一书，《赛先生》获作者叶铭汉先生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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