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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骆若男、汪嘉祯

来源/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

加班熬夜，天价房租，交通拥堵......大城市真的卷不动了，这或许是许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的共识。

如果回到家乡呢？是不是又要面临相亲和催婚的焦虑，疲于应对人际关系，而且还攒不下钱？

既然大城市留不下，家乡又不想回，有没有第三条路？横竖都是去异乡，能不能把目光投向快速发展中的小县城，看看有没有搞钱的好机会？它们会是个好选择吗？

这个春节，我回到自己的故乡——浙江诸暨，作为西施故里，是一个盛产珍珠的县级市，在这里做珍珠生意，据说可以月入几万。县城不大，通勤时间很短，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过得比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还要自在。

仅以自己的返乡手记作为案例，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些回老家的年轻人们的生活切片。

小黑是一名美国的留学生，在三年前回到老家诸暨县城做珍珠生意。

我问他生意规模做得怎么样，小黑一边开蚌一边笑：“巴洛克珍珠市场的一半都是我们家做的。”

诸暨是浙江省的一座县级市，距离杭州有20分钟的高铁路程。每年，全国80%的淡水珍珠都产自这里。在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到处贴着招聘广告，墙上写着“年入百万不是梦”，各式珍珠像白糖一样，一麻袋一麻袋堆在地上。

珠宝城的珍珠堆在地上

世界在下沉，但总有行业在狂欢。

以前珍珠在国内的市场很小，不管是年轻人还是有钱人都很少佩戴，大多数珍珠出口到了国外。直到直播行业兴起，国内珍珠市场需求开始指数型增长，现在，整个珍珠的市场体量估计是三五年前的10倍以上。

小黑做的是源头批发，他和父亲从养殖场收购蚌类，再卖给直播间或批发商。这几年，直播间已经成了小黑最主要的客户。

珍珠从原材料变为成品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孔，再加上特定的配件。所以珍珠产业的中心还是在原材料上。小黑估计，直播卖珍珠的主播，最差也能月入一万。

在县城赚钱的路径之一，就是快准狠地扎入那些飞速上升的特色产业。

时机和风口，是让美国留学的小黑选择留在县城做珍珠生意的原因。“如果我这几年先去其他地方上班，等我上了三五年班回来，那可能最好的风口已经过了。”他说。

诸暨的珍珠业很发达

除了小黑这样的诸暨本地人，还有很多外地人在诸暨赚钱，这座盛产珍珠的县城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珠宝鉴定师阿狸从北大毕业，在北京生活过10年，她以前每天通勤时间2小时，来到县城后上班开车2分钟，每个月还有1000块外地大学生安家补贴。

我问她，“你在这里和在北京赚的收入是？”

“这里比北京赚得多。”

诸暨毕竟是诸暨，哪怕是县级市，GDP在2022年也高达1600多亿。

如果不在诸暨，在其他的小县城能搞钱吗？

小玉大学里学的是西班牙语专业，毕业之后去了上海，在互联网大厂上班。在二十五岁之前，她的人生轨迹和大部分打工人没什么差别。她觉得自己就应该在外打拼，从来没有将“回家乡”这个选项列入人生规划。

但是如今，27岁的她已经习惯了在县城开着特斯拉去练普拉提，备孕生娃的生活。

事情的转折点就是她的婚礼。

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她发现当地传统喜铺的式样都太老了，大部分店铺的老板娘都是四五十岁，跟不上年轻人的审美和要求。

传统喜铺

而江浙沪地区的婚宴对伴手礼的需求和要求都很高。年轻人如果想要好看的伴手礼包装，只能自己去网购，买回来后自己组装，小玉结婚的时候正是这样做的。而这样操作下来流程非常麻烦，伴手礼和喜糖的包装堆满了客厅，她和家人一起按照流水线的方式装了好几天才完成。

小玉敏锐察觉，这或许是存在了很久的传统生意里的新需求，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做这门生意。

从大厂裸辞回到小县城，小玉开始一手操办自己的喜铺。

她租了一个毛坯房，隔断和水电等等装修都从零做起，一共花了八九万。从店面设计装修到店铺的运营，小玉都做了精心的设计。一份100多块钱的伴手礼，小玉会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搭配，把精美的盒子装得满满当当。为了建立品牌效应，在发出的每一份喜糖盒里，小玉都会放入一张自己的小名片。

小玉在装伴手礼

小玉的客户最开始是靠亲朋好友的推荐，到了后来，这个小名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浙江县城办婚礼讲究排面，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时，看到婚礼上的喜糖好看，有需要的人就会根据名片来加微信咨询。

小玉的喜铺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是订婚和结婚，伴手礼还可以用于乔迁、生日宴等等场合，只要做好客户维系，长期的生意会越来越多。

大厂工作的经历在不知不觉中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优势。她熟悉互联网和新媒体运营思维，利用抖音为店铺做宣传，在本地获得了可观的宣传流量。

尽管目前是独自经营，小玉还是在电脑上准备了非常完善的数据系统，给自己定下OKR（目标与关键成果）。

谈起未来规划时，小玉说：“我每周会强迫自己发2到3条抖音。长期规划的话，可能会开分店或者开连锁。”

如果小玉是把县城的老生意重做一遍，那另一条搞钱路径，就是把大城市的新玩意儿复刻到县城，靠时间差赚钱。

太白就是抓住了这样的商机。

毕业后，太白先是在杭州的国企开了3年地铁，每天穿梭在地下，很少见到阳光。而现在，他的日常就是躺在自己的露营地晒太阳。

从国企离开后，太白在杭州做了一年的民宿管家。他发现，作为旅游城市，杭州的民宿非常领先，服务做得很人性化。与之相比，太白老家景区的民宿还停留在旅馆时代，没什么服务性可言。

于是，太白回到县城的民宿当民宿管家，把那些在一二线城市的酒店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服务模式搬到了县城，打了一套信息差。

服务的概念大多体现在细节里。如果是阴天，民宿就会提醒客人多穿衣服注意保暖；卫生间的厕纸叠成三角形，看起来就会更整洁；客人如果在大厅休息，民宿可以提供水果或小吃等等。

在大城市的民宿，这些细节可能平平无奇，但是这套全新的模式对于县城来说是件稀罕事，算得上高端服务。

民宿的精良服务加上周边县城的风景，吸引了上海和杭州等大城市的客户专程开车来度过周末。服务质量提升之后，2020年这一年，太白的民宿营收在300万左右，与以前相比翻了两三倍。

太白慢慢摸索到了文旅行业的经营门路，生意做得如鱼得水。他先后在苏州和诸暨开了城市营地，搭帐篷，围炉煮茶，只要是白天和晴天，营地的座位几乎都是满的。每个营地投入10万左右，去年10月份就赚了15万。

在太白开的城市营地可以围炉煮茶

尽管看上去轻松，太白提醒我，在县城做生意，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在小城市这边，人脉肯定是第一要素。”

创业是虎口夺食的行为，比如做城市营地，就需要联系当地政府，想要多组织一些团建活动，就要吸引一些企业资源，比如车企经常要组织品宣会，可以在这方面吸引他们的投入。

营地组织的活动

除此之外，太白慷慨分享了他的创业秘诀。想要减少亏钱的可能，可以用“轻资产模式”。

一般来说开店前期的大头支出是租金，但他的模式是不付租金，只在利润里面给房东提成，这样大大减小了前期支出，赚钱的时候才给房东分钱，下雨天一分不赚也不用白白付房租。

读到这里，你或许产生了一个担忧。这些回县城的朋友似乎都是抛弃了过往的学历和职业背景，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回老家搞钱，是不是一定得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那要是我就想穿着，行不行？

在浙江安吉余村，有一座名叫数字游民公社的建筑。这里设施完善，环境也布置得很温馨。公共区域里随处可见抱着电脑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坐在桌子前，也可以搬着懒人沙发到草地上晒着太阳工作，松弛感拉满。

最吸引人的是，这里的房租最便宜的是一天20多块钱，一个月也就600多元，最贵的房间一个月租金是1500元左右，这种生活成本，在大城市根本不敢想象。

数字游民公社布置得很温馨

在这里住着一群成功逃离了北上广深的年轻人。他们在村里生活，做城里项目，赚空间差的钱。

我从数字游民社区的数据墙上看到，这里的年轻人30%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大多从事着媒体、信息技术、市场营销等工作。他们在村子里，做着“远程工作”，赚的是大城市的钱。成功逃离北京的数字游民KC说：“我们这里有28%的人是拿着社保公积金在这工作的。”

在大城市，人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一个是往死里卷着向上走，另一个是回到原处，甚至回不到原处。

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人生选择的多元性。这里有刚毕业的学生，有IT行业的程序员，也有拍过几部纪录片，正在待业的导演。因为不甘心融入县城安稳的生活，他们相聚在一起。

年轻人从大城市逃离

一个人在县城可能会被打磨得失去灵魂，但是把一群同类聚在一起，可能就有了灵魂。在这里，年轻人们会真正考虑，什么是生活。

有年轻人在这里养了一只小兔子；过圣诞节的时候，数字游民们一起做了一颗圣诞树；公用冰箱上贴了很多小纸条，都是大家自发做的。搞IT的阿银说，他做一个项目大概在1到2个月，做完之后，他会有几个月时间不去工作，全情投入“生活”。

他坚持让我再问他一遍，他是做什么的。

“你是做什么的？”

“我在做人，我在做一个人。如果人记起自己是个人的话，其实，就多了好多可能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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