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t IP，为什么一次性“撬”了几十位红圈律师
作者 | 吴梦奇
来源 | 智合研究院
上一次律师团队成建制地“跨行”，没准还要追溯到2019年“四大”全面进军法律行业的大圈地时期。
彼时，毕马威曾“血洗”法国最大律所Fidal，一次性挖走了144位律师。
根据 Law.com 4月1日报道，三家知识产权机构：专利申请公司东方亿思、律师事务所东权，以及香港知识产权服务与咨询公司SIPS，将合并为一支横跨多地、拥有400+知产专家的大型知识产权团队，并使用东方亿思在内地的品牌East IP。
对律师来说，更吸引眼球的是事件中的插曲：East IP 吸收了一支来自红圈所的知产专家团队，人数达到了36位。
这是一次偶然出现的大型挖角，还是某个未来趋势的提前预演？
East IP
用E何在？
01
三方合并后的East IP将由SIPS联合创始人Joe Simone和专利业务负责人李晓冬博士联席主持运作。前者曾是贝克麦坚时的合伙人，而后者则是原东方亿思的总经理。
Joe Simone
李晓冬
Law.com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是：通过这次合并以及挖角，East IP将能够更好地与一些专营知识产权业务的律所竞争，比如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CCPIT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Office）和立方律师事务所（Lifang & Partners）等。
前者常年在钱伯斯的大中华区榜单上位列“知识产权：非诉”的Band 1，后者则是“知识产权：诉讼”的Band 1。
显然，East IP对标的是当下第一梯队的知产服务机构，与之对等自然需要最精英的那批人才。吸收包括常年登上钱伯斯等榜单的商标专家黄静文律师在内的一整支红圈所团队，也对应了这一战略选择。
因此，与其将其类比为“‘四大’圈地”时期的刻意挖角，不如说这次吸收很可能更类似于一次契机合适的双向奔赴。
为什么这么推断？且从East IP的背景管中窥豹：
East IP的创始人是高卢麟博士。
高卢麟
1988年，高卢麟担任国家专利局副局长，1989年9月升任局长。1998年，高卢麟被任命筹划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局并担任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首任局长，后又被派往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担任高级顾问。
高卢麟博士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技术派，1963年拿下原苏联技术科学PH.D学位后即回国从事了11年的勘探技术研究工作，后又在1982年担纲科学技术局局长，负责全国新产品研制、技术革新和科学公关工作。
如今，高卢麟博士仍担任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高级顾问。
创始人的背景往往会很大程度奠定一家机构的底色，这意味着East IP很可能兼有深厚的知识产权底色和技术发展思维。
托这“该死的”AIGC革命的福，后者可能也是当前知产领域所最需要补齐，又最不太容易短期内补齐的一块。
这就催生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孤例还是黑船
02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用四条漆成黑色的铁甲舰震开了闭关锁国的幕府大门，迫使日本人开眼看世界并大大加速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此后，“黑船”便时常被比作将人从旧梦中惊醒的新时代产物。
法律服务行业常被视作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高度依赖个体的经验与智慧，组织形式和对技术的应用率都称不上高。
直到AIGC时代突然到来，律师发现自己一下出现在了各种“即将被人工智能淘汰的职业Top10”榜上，而且排位往往还很靠前。
当然，其中绝大多数不过是危言耸听搏一波流量。等缓过神来，再迟钝的法律人也会意识到这其中蕴含着的变革整个行业的潜力，以及对应的丰富机遇。
无数种机遇当中，有关知识产权的很可能是第一波。
相较同为千亿量级产值的法律服务行业，知识产权服务的盘子也并不小。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去年年底发布的《2023年全国知识产权服务业统计调查报告》，2022年，全国从事知识产权服务的机构共创造营业收入超过2700亿元，其中专利代理机构总营业收入达465.6亿元。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2023》报告，2022年中国创新者提交了约158万件专利申请，继续在全球总量中占近一半。同时，2022年中国的有效专利数量达到421万件，排名第一；有效专利数量增速最快，为17.1%。
在WIPO公布的2023年全球知识产权申报统计数据中，中国亦表现亮眼，通过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第5年位居榜首。PCT国际专利申请人的前十位中，4家来自中国。
国内知产圈的机遇，只会越来越多。
East IP未必是那条黑船，至少从媒体层面的影响力来看，大家的关注重点大多放在了“红圈律师成建制被挖”之上。
但按照现在AIGC技术以年甚至是以月为单位的技术演进速度来看，知识产权领域的复杂化、综合化、智能化的趋势却是肯定的，甚至比许多人想象中进展得还要快。
这次是East IP跨机构、跨地域的整合扩容，下一次呢？会出现在什么时间？
敏锐的人，总会尝试从一个个平凡的孤例中看见地平线外的“黑船”。
留给律所的两个问题
03
对规模律所而言，知识产权基本是一项不可不布局的基础性业务领域，具备“一站式服务”能力的律所也在逐年快速增加。同时，业内也不乏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相关事务的精品律所，如北京的立方、联德，上海的弼兴等等。
但从事知识产权/专利服务的并非只有律所。
从“2024钱伯斯大中华区中国（中资所）律所榜”的评级来看，“知识产权：诉讼”榜仍主要由头部律所、知产精品所宰治，但在“知识产权：非诉”榜上，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几乎要占半壁以上江山：Band 1占1/3，Band 2占2/3，Band 3占了3/8，Band4甚至占了6/7。
机会在增多，竞争同样在加剧。East IP这次吸收红圈团队的举动，未必没有敲响又一声警钟。
相较之下，律所的短板是什么？
至少，在East IP行动之后，有两个问题是律所不得不开始思考的：
谁能更好地从知产维度帮助客户取得商业成功？
根据相关行业调研，有知识产权需求的企业在选择律师时除了看重律所是否拥有足够的信誉口碑外，往往第二看重的就是是否了解行业——因为这往往决定了律师能不能够从商业维度为企业给出最佳方案。
最近数年，各大律所在行业化发展的方向逐渐行至深处，头部律所也越来越强调“法律思维+商业思维”的结合。但从律所和专利代理机构在诉讼和非诉这两大板块的不同表现来看，律所在商业实现上仍存在短板。
在East IP整合扩容后，未来谁来“对抗”可能出现的“没有短板”的知识产权服务综合体？升级后的精品律所？还是某种更新的服务形态？
谁能更快地通过技术应用和创新完成效率碾压？
绝大多数律所采取了偏松散的提成制，即便是因客户服务需要选择计点制/一体化的少数律所，近些年也因利益分配等要素逐步转向改进型计点制——包括不少存续数百年的国际律所。
走纯粹一体化，以律所为单位整合发展的律所，有，但仍属于绝对少数。
那么，绝大多数律所要如何掏出成本跟上这轮AI浪潮，像其他商业机构一样及时、高效地完成技术革新和效率升级，进而在未来的智能化竞争中不被当做成本“优化掉”？
还是说，律所只能够朝着最高精尖的智慧服务方向努力，并在这一方向思考AI与人的最佳结合点？
两个问题，等待回答。
余波
一个巧合是，也在最近，“四大”之一的毕马威传出正在关闭其于中国香港的律所SF Lawyers，而这是他们在大中华区的最后一处法律业务支点。
这也意味着，“四大”在大中华区的这场谢幕戏似乎越来越接近尾声：2022年，他们在内地的律所全部停运，两年后，留在香港的也为数不多——东南亚是更被他们看好的热土。
East IP不是“四大”，这次人员吸收也并非什么“破坏性收割”的开始。只是，这一举动后续的深层影响仍有待观察。
2019年，智合曾在一篇“80后律师”的主题策划中采访过黄静文律师，彼时他曾提到：自己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一个正确的平台上坚持正确的方向并持续努力，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那么，而今经过整合扩容后的East IP，会是一个比传统律所更“正确”的平台么？
或者说，离更迭后的更理想的新形态知产服务平台出现，还剩多少天？
本文作者
吴梦奇 劝尔一杯酒，飞光忽我遒 |
责编 / 吴梦奇Scott
编辑 / 顾文倩Aro
分类 /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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