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年少日记》，卓亦谦在香港电影金像奖摘得了最佳新晋导演奖。
这部电影，说的是中学老师郑Sir在调查学生未署名的遗书疑云时，回忆起自己跟哥哥少年时各种被父母“鸡娃”，最终导致不堪重负的哥哥跳楼自杀，也让自己埋下心理阴影的故事。整部电影，围绕鸡血、自残、家暴、离异等残酷主题，可叙事风格却冷静内敛，并隐隐带出对当下社会规则及人情世故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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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香港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公布数据：学生自我评估问卷显示，过去12个月，曾计划自杀的学生比率高达2.8%，有1.3%的学生表示试图自杀——其中中学生比率较高，曾计划自杀比率达3.7%，试图自杀比率1.6%！香港警方的数据则更加直观：截至2023年11月份，已有306名学童尝试自杀，其中269人获救，37人死亡，平均年龄15.8岁——警方披露的自杀学童的医疗记录显示，精神健康问题占主要方面。所以《年少日记》最惊悚的一幕，并不是艺术夸张：郑老师在讲台上猜测哪个学生写的遗书时，目光每扫过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的心理活动便以画外音呈现：“我感觉自己不重要，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我感觉活得好累，连想想自杀都觉得累”、“要不是有爱的人值得留恋，我根本不会听到现在”……
电影中郑老师在检查遗书时，回忆通过他的哥哥郑有杰（黄梓乐 饰）的画外音，一页页翻开：哥哥亦步亦趋吃力地追赶弟弟，吃饭的时候都在写作业，后来还是留级了。原来睡觉前会偷看漫画，后来睡觉时都在写作业。学习跟不上，睡眠不足，上课睡觉，继续留级，成了恶性循环。如果说激励哥哥的“精神支柱”漫画家自杀是导火索的话，睡眠不足才是压垮他脆弱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考试中突然呕吐，每天只睡5个小时，魂不守舍只是表象，实际在孩子（彼时只有10岁）脆弱的小小心灵，自我存在感降至最低，已经有了抑郁的征兆。POST WAVE FILM
除了催泪的剧情，影片最吸引我的是里面两首萦绕不散、凄怆怅惘的插曲。从影片开头弟弟郑有俊（何珀廉 饰）在全校面前弹奏德彪西的印象派钢琴名曲《梦》开始，这首弟弟引以为傲，哥哥永远也学不会的曲子，就成了影片中一条象征主义暗线，串联起了过去与当下的时空，也是父子和解的纽带。在香港及国际各大比赛屡屡拿奖的何珀廉，饰演弟弟郑有俊，亲自贡献了神童版的《梦》。比原曲要慢几拍，影片的特写在稚嫩的手指上游移，下一秒就切换到哥哥郑有杰充满艳羡的脸上。弟弟的《梦》是张扬的，自信的，象征着“成功之梦”。而哥哥在和陈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几个音怎么也弹不会，于是陈老师弹左手，有杰弹右手，一边是舒缓的，一边是破碎的。哥哥的《梦》是不完整的，是需要安慰与鼓励的，象征着“憧憬之梦”。而暴怒的父亲（郑中基饰）录下了哥哥笨拙的弹奏，也为后来父亲的忏悔埋下伏笔。餐厅里舒曼的《童年即景》之《梦幻曲》，是在弟弟中学后，父亲领着他吃烧麦的背景音乐。不同于德彪西的意蕴纷繁的印象派，选取舒曼的浪漫主义经典作品，是呼应青春期郑有俊的不羁与叛逆，是象征着童年终结的“回忆之梦”。陈老师在影片中只“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教哥哥弹德彪西的《梦》，第二次是弟弟中学时与父亲餐厅吃烧卖（弹奏背景音舒曼的《童年即景》之《梦幻曲》），第三次就是哥哥的葬礼了。连弟弟后来都说，陈老师可能是哥哥短短十年人生中，唯一真心对他好的人。是啊，第一次教弟弟时，影片色调是使人安心的藕荷色，陈老师的衣服，哥哥的衣服都是暖调的米色，此时师生二人沐浴在朦胧的光晕中，和德彪西的印象派风格相得益彰。而弟弟和父亲在餐厅吃烧麦，环境色调是炽烈的橙色。既映射着父子冲突的张力，也暗涌着青春萌动的生命力。此时陈老师没出场，舒曼的《童年即景》的音色轻盈灵动。而到了哥哥的葬礼，陈老师一袭黑衣，映衬着象牙白色的皮肤，恰似钢琴的黑键与白键。此时虽无背景音，却无声胜有声，从印象派的“音”走入印象派的“画”，是童年终结版的“此情可待成追忆”。POST WAVE FILM
纵观世界电影史，不止《年少日记》管中窥豹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存在青少年心理压抑问题。在伊斯兰文化圈的西亚地区同样如此。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鲁斯塔米拍摄于1987年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也揭示了亚洲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果说《年少日记》里，郑有杰的自杀是“儿童抑郁症”的话，那么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小学生阿穆德，则是高压学习环境下诱发的“儿童强迫症”。他的同桌穆罕默德因为屡次写不完作业，再有一次就要被开除。而好不容易完成作业了，却被阿穆德不小心带回了家。于是阿穆德先后求助自己的妈妈和爷爷不成后，只能自己跋山涉水亲自去住在对面大山里的穆罕默德家送作业。伊朗作为多山的高原国家，虽然曾经富庶，但是两伊战争造成底层民众的民生凋敝，只能通过学习“逆天改命”。如果单单解读阿穆德“千里走单骑”不计成本只为送作业是儿童的善良的话，那么可太小看大师阿巴斯的用意了，他实际揭露的是“教育恐怖主义”对儿童精神健康的摧残。与儒家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对应的基督教文化圈，似乎不存在儿童因为学习自杀问题。相反在电影里，那些问题学生往往心里阳光，而且从小学时代就开始造老师和学校的反。《年少日记》里无论是学生装束还是社会气氛，都有浓浓的英伦范儿。可是香港学习英国那么多年，学到了他们的精英教育，却没学到英伦的“叛逆内核”。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71年，英国拍摄了一部小学生电影，跟《年少日记》里的郑有杰一样年纪的中产家庭小学生，却公然谈恋爱集体翘课举行婚礼，那就是英国版《两小无猜》（1971）。小正太丹尼尔和好基友昂肖课堂上各种与老师作对，在一次舞蹈课上，丹尼尔和同校的小萝莉梅乐蒂不期而遇，便互相萌生情愫。从“官宣”全校爱情，发展到彼此见家长，再到旷课去看海、坐过山车。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发展到全班和校长、老师“火拼”——这群孩子释放了儿童天性，心理上能不健康么？
英国版《两小无猜》剧照可堪欣慰的是，《年少日记》里的郑有俊最终完成了哥哥未竟的“梦”，成为一名注意学生心理问题的中学老师，不让自己的原生家庭悲剧在下一代身上重演。当他在寻找写遗书的同学过程中，意外发现了班长胳膊上的割腕伤痕后，和心理辅导员虾姐一起带着她到海边大喊发泄。而在高考前夕，郑老师希望和每一个学生谈心，作为他们倾诉的大哥哥。而真的有同学开始卸下心防，勇敢走出第一步，主动找到郑老师一吐胸中块垒。这个设定，既是《年少日记》最感人，最触动观众柔软之处的地方，也是导演埋藏的一种，希望能有人为之破局、寻求改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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