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父母，强扭出了多少「失败的谷爱凌」？
提起精英荟萃的地方，美国硅谷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科技是这里的代名词，海量的工作机会和可观的薪水吸引着无数科技人才在此汇聚，其中包括数量庞大的亚洲移民。
然而在光鲜的背后，很多精英家庭的孩子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今年二月份，一个16岁的华裔女高中生卧轨自杀，让硅谷的高中在美国互联网又引起了讨论。
网友们叙述着自己在硅谷上学时的经历，以及对硅谷课业压力的所见所闻。
“我女儿以前去过那里，那个环境就是高压锅。”
“移民家庭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竞争激烈得仿佛失控了一样。”
更令人唏嘘的是，在过去十几年内，硅谷的高中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自杀潮。
这些破碎的家庭都想把孩子培养成课业满分的谷爱凌，然而他们的幻梦都破灭了。
事发高中名字叫做冈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位于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市，这也是硅谷的主要城市。
在这所亚裔占比近一半的学校里，学生十分优秀，每年约有20名学生进入斯坦福大学。74%的学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拥有研究生学历。
与冈恩相距不远的另一所精英中学Paly高中（Palo Alto High School），情况也类似。亚裔近四成，美国高考SAT成绩超出州平均水平近200分。
然而，伴随亮眼成绩一同出现的，是该地区难以忽视的青少年自杀率。
2009年至2010年，帕洛阿尔托有六名高中生自杀。2014至2015年，又有五名高中生自杀。
由于城市里有铁道经过，因此学生们自毁的方式也出奇的一致——卧轨。
频繁且大规模的案例让舆论哗然。随后学区采取了多种措施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不过，此后的几年虽然没有再出现过自杀潮，但总还是有零星的案例。
2017年，冈恩一名高年级学生在家中自杀身亡；2021年，已经从冈恩毕业四年的新加坡裔男生卧轨自杀，此前他已与抑郁症抗争多年。
在外人看来，精英学校的孩子家庭富足、前途无量，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令人费解。
事实上，这些悲剧的来源恰恰在于精英文化。
在帕洛阿尔托，学生的首要目标是进入顶级大学。
但申请名校谈何容易？二十几年来，顶尖大学的录取率不断下降。
以哈佛大学为例，1990年的录取率为14.3%，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变成了6.2%，如今更是只有3.19%。
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学生只能尽可能多地选修高难度课程和参加课外活动。即使他们对这些都毫无兴趣。
Paly高中的泰勒·邱，一进学校就参加了水球训练班。此外她还是校游泳队、女童子军、爵士乐队和话剧团的成员。
回到家后，家里也有一些雷打不动的规矩：家庭作业做完才能玩，学校布置的所有任务也必须要完成。
同大多数亚洲父母一样，泰勒的妈妈每天准时到校接她回家，清楚她每一次的考试时间和成绩。
密不透风的作息安排让泰勒喘不过气，但她能做的却只有遵从父母的意愿。
最终在一天夜里，泰勒吞下了一瓶止痛药。好在父亲及时发现，才没有酿成悲剧。
竞争是加剧学生压力的另一大因素。
“有人成功了，就意味着其他人正在落后。”这是帕洛阿尔托学生们的信条。
有时候，这种比较还会延伸到家庭，孩子和父母比，和兄弟姐妹比。当发现自己落后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失望感。
长此以往，没有进入顶尖大学即是失败，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公理。
2015年，当自杀潮被媒体报道后，毕业于哈佛的NBA球员林书豪发帖讲述了自己在Paly高中的心路历程。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高一的时候，就坚信接下来四年的平均绩点将成就我的未来，或者毁掉我的一生。”
“我每天都在思考，每份作业、每个项目、每次考试都决定着我进入顶尖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决定着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
林书豪还表示，无数个星期日的晚上，他都会从没考好的噩梦中惊醒，一身冷汗。高中短短四年，他就经历了两起同学自杀的事件。
高压程度，可见一斑。
对于亚裔学生来说，面临的压力似乎还要更多一些。
即使他们成绩很好，也容易被招生官视为“学习机器”。很多时候，和其他族裔相比，他们要做得更多更好才能进入同一所大学。
这从纪录片《再加把劲》里可以窥见一二。
该片展现了旧金山顶尖公立高中洛威尔高中的学习情况。这所学校亚裔学生是主要群体，东亚人熟悉的“努力”随处可见。
父母来自中国大陆的索菲娅是网球队的队长、慈善组织的联合主席、编程俱乐部的副主席，同时还是校报的编辑。
父母来自中国台湾的埃文觉得成绩无法定义一个人，但在台湾习惯了努力的妈妈不这样觉得。
同帕洛阿尔托一样，这里的孩子也相信答错一题，整个人生都会不同。因为那意味着：得分从A到B或从B到C，这会影响整体成绩，进而影响平均绩点，最终影响进入哪所大学。
不过，在洛威尔，就算GPA4.0、SAT接近满分，被斯坦福录取的概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学校的物理老师直言：“即使你应该被录取但你可能也进不去常青藤大学。因为——你是亚裔。”
在名校招生官眼里，洛威尔的学生只会背诵一堆材料。而他们想要的，并不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学生。
纪录片的最后，索菲娅被哈佛、耶鲁等六所名校拒绝，埃文也被所有藤校拒绝。
2021年，一位SAT接近满分的亚裔学生接连被六所名校拒绝引起广泛热议。
这名学生直言不讳地表示：“作为亚裔美国人，我有20%的机会被哈佛录取，作为非裔美国人，我有95%的机会。”
至于原因，不得不提到美国的“平权法案”。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保障少数族裔享有平等进入大学的权利。美国高校依照“平权法案”，为特定族裔学生保留固定的名额。
这原本是促进公平的事情，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亚裔与非裔、拉美裔同时进入候选名单时，该法案却倾向录取非裔等其他少数族裔。
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属于反向种族歧视。
有公平招生组织认为，在亚裔美国学生中，对偏见的感知导致了“异常高”的焦虑和自杀水平。
再加上移民家庭向上流动的压力，与骨子里难以卸下的紧绷，亚裔青少年心理负担更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极端一些的，则走向了更可怕的不归路。
2010年，一场绑架案震惊北美。
来自越南华裔移民家庭的珍妮弗·潘雇凶绑架父母，其中父亲遭遇重伤，母亲不治身亡。
从上学起，珍妮弗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三岁学钢琴，六岁学花样滑冰，家中摆满了奖杯和证书。
学校里的珍妮弗成绩也很优异，小学时门门功课都在85分到95分之间，属于班级的榜样。
整个童年，她都在训练和家庭作业中度过。
滑冰训练到晚上十点——熬夜做功课——第二天早起训练，这一条按部就班的作息成为珍妮弗的日常。
就连周末她也很少去同学家玩，朋友的生日派对更是几乎不参加。
不过，在严格的教育和模范学生的光环下，珍妮弗渐渐养成了极端完美主义的性格。
如果朋友的成绩超过她，她就会很恼火，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赢回来。不允许自己输的好胜和志气一直根植在珍妮弗的骨子里。
然而到了八年级，珍妮弗还是等到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没能当上毕业生代表。
习惯了当优等生的珍妮弗无法接受现实，她觉得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
到了九年级，珍妮弗的成绩便开始大幅下滑，各科均分掉到75，从门门得A的好学生变成了中等生。
为了避免父亲看到成绩后的愤怒，珍妮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制造一份假成绩单。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便再也无法关上。于是，珍妮弗的行为愈发大胆。
高中最后一年微积分挂科导致她无法上大学，她制造了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被“录取”后，她每天都背着书包按时“上学”、“记笔记”，实际上则是前往社区图书馆。
后来她又骗父母说自己以优异成绩转学到多伦多大学的药学专业。
这期间，她还瞒着父母交了一个涉嫌贩毒的男朋友。
可纸哪里能包得住火？谎言越多，被揭穿的压力就越大。终于有一天，事情彻底败露。
大发雷霆的父亲不许珍妮弗再踏出家门。
无法获得自由的日子里，珍妮弗觉得这一切都是父亲造成的。杀掉父亲的念头从此在她心里埋下了根。
三个月后，便有了上面提到的悲剧。
讽刺的是，庭审时，珍妮弗的父亲说直到惨案发生前的那一刻，他都觉得家人过得幸福快乐。
绩优主义像植入华人家庭中的病毒，你无法抗拒它的魅力，每一个成员都为光鲜亮丽的成绩而着迷。
而一旦超过了它应有的限度，便会将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彼此憎恨。
身在高度竞争环境中的硅谷更是变本加厉，因为如果你的人生样本是谷爱凌，那么不仅仅要上常春藤，而且所有课业都要拿到A。
与此同时还要成为单项运动的奥运冠军，出入名利场与各国顶级名流推杯换盏。
但是，世界上又哪里有这么多的谷爱凌呢？那一整套的“优秀”模板，又真的适合每一个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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