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叶电影的“新新浪潮”风景

看过特里叶的处女作《索尔菲雷诺之战》的观众一定会对其浓郁的新浪潮电影风格记忆深刻。电影开局是一个男人一边说笑着，一边哄着大声哭闹的小女孩，旁边还有一个年龄稍大些的小女孩在自娱自乐；不时闪过镜头的还有主人公莱蒂西亚，她一边抽着烟，一边在房间内急匆匆地收拾着东西，伴随这些画面的是快速移动和切换的镜头。这不正是新浪潮电影那套标志性的纪录片式风格吗？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典型人物不再是社会边缘人物或社会底层人物，而是像莱蒂西亚这样的法国职业女性。可是，如果观众朋友刚刚看过正在国内院线上映的特里叶新作《坠落的审判》，又会发现这部电影不仅与新浪潮风格明显拉开了距离，还有些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味道。当然，有一样东西一以贯之，这就是其中的职业女性形象及其鲜明的女性意识。这就是特里叶的电影，它所表征的正是业界所称的“法国新新浪潮电影”。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法国的新浪潮电影以底层叙事、主观表达和纪录片风格为主要标志，那么当下以特里叶电影为代表的法国新新浪潮电影则首先以刻画复杂多元的职业女性形象而引人注目。在特里叶所刻画的一系列法国职业女性形象中，莱蒂西亚可谓先声夺人。这是一个身处家庭、职场和爱情等多重社会关系中的女性形象。作为母亲，她需要照看两个年幼的女孩；作为记者，她奋战在新闻报道第一线；作为单身女人，她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然而，现实又是如此残酷。她的前夫具有暴力倾向，他对孩子的每一次探视都让她惴惴不安，很多矛盾都由此而生，但是我们看到，她总是坚定地捍卫着自己的权利。在人山人海、火药味浓烈的索尔菲雷诺大街，她顶住各种压力，在大选最前沿镇定自若地进行现场报道，出色的职业素养让我们肃然起敬。硝烟散去，她忙里偷闲尽情地享受着追求者给予的甜蜜爱情，这就是勇敢而独立、疲惫而快活的莱蒂西亚，是特里叶奉献给观众的第一朵女性之花。

电影《维多利亚》的主人公维多利亚是特里叶倾情刻画的第二个职业女性形象。她是一位驰骋于个性解放与职场博弈中的执业律师。在法庭上，她思维缜密，口若悬河，以过人的智慧为身处险境的当事人辩护，将男律师驳得哑口无言，赢得法官和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她也有自己的烦恼，她的经纪人冈萨雷斯未经允许就将她的隐私创作成小说公之于众，而她作为原告在法庭上面对经纪人的强词夺理却无能为力，最后只能以和解告终。而对深爱着自己、关照着自己、视自己为职业导师的崇拜者山姆，她却一度熟视无睹，直至即将失去之时才幡然醒悟。

《西比尔》海报

较之莱蒂西亚和维多利亚，西比尔（电影《西比尔》主人公）的性格更为复杂。她曾经是位想象力丰富、创作力旺盛的作家，因与男友加布的感情纠葛而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竟因这段特殊的经历成为一名职业精神分析师。她拯救了很多病人，可这些成就还是抑制不住她的文学梦想。特别是当她遇到新病人玛格之后，这位女演员身上所发生的戏剧性的一切激发起她更强烈的创作欲望。为此，她没有听从职业医生的劝告，以不可名状的心态深度介入玛格的职业生活和感情生活之中，以获得文学创作所需要的生活体验。在这个过程中，西比尔经受了戏内和戏外的双重压力和煎熬，最终完成了一个作家和医生的精神蝶变。

或许是特里叶对女作家这一职业身份情有独钟，她的新作《坠落的审判》刻画了桑德拉这样一位深陷谋杀案旋涡之中的职业女作家形象。不过，较之西比尔以及其他女主人公，桑德拉多了一份性格的坚毅和处事的智慧。

在特里叶预设的新的叙事框架中，首先，桑德拉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这突出表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她有着更高的知名度和更庞大的受众群体，二是她较之同为作家的丈夫更为出色和成功，以至于这种出色和成功很可能导致了后者的悲剧。其次，桑德拉在丈夫出事之后，表现得高度节制和冷静，她没有像一般的女性那样惊慌失措，而是一边安慰儿子，一边打电话报警处理后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在多次庭审中，面对不利的指控，总能以极强的理智和高度的自信为自己申诉和辩驳，从未有过失态的表现。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即儿子在最后一次庭审前要求她在外过夜，她仍以极大的宽容和理解安顿儿子。我们从这里足以看到一位成功职业女性的过人之处——如果桑德拉因此而抱怨儿子，很有可能将自己置于更加不利的庭审困境中。即使在最终被法庭宣判无罪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桑德拉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和优雅。

单独审视，特里叶所塑造的这些女主人公性格反差很大，但她们又具有一些共同的内在性格特征。她们都是职场上的强者，都凭借自身的努力赢得了傲人的社会地位；她们都对自己的孩子充满爱心，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营造最有利的成长环境；她们都坚定地追求和捍卫自己的独立、自由和权利，带给观众的是积极进取、健康乐观的精神力量。这正是当下的法国新新浪潮电影迥然不同于新浪潮电影的一个突出特征。

《索尔菲雷诺之战》海报

要刻画性格鲜明的职业女性形象当然离不开家庭和职场这两大叙事空间。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无论家庭还是职场对电影艺术来讲都是既不容易产生视觉奇观效应，又缺乏戏剧性的庸常环境，因为这些场所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然而，我们看特里叶的电影，却从未有过索然无味的感觉，不仅如此，我们恰恰是从这些熟悉的场景中领略了桑德拉、西比尔、维多利亚和莱蒂西亚这些艺术形象的迷人风采。

这首先应归功于她对家庭和职场环境的反常规设计。我们先看她对家庭环境的处理。《索尔菲雷诺之战》开局不过是主人公早上起来准备赶赴索尔菲雷诺大街进行现场报道的场景，可这个充斥着孩子哭闹声的叙事段落为什么能牢牢地吸引住观众，且让观众看得紧张不安呢？处在镜头中心的阿瑟抱着小女孩一边大笑，一边让孩子亲自己一下，而被他抱着的这个小女孩一边在大声啼哭，一边还真的在努力亲他，旁边的小女孩手里拿着玩具，眼睛却被妹妹亲阿瑟的动作吸引，这是一幅富有生活气息的戏剧性场景，被特里叶的镜头精准地捕捉到，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眼前，从而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奇观美学效应。

《坠落的审判》剧照

再看《坠落的审判》的开局——主人公桑德拉在家里接受一位崇拜者的采访。桑德拉与采访者的对话与正常的采访秩序完全相反。在这里，桑德拉变身为采访者，采访者变成了被采访人，如此一来就让采访者深感不适，与此同时，楼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金属摩擦般的钢琴声，且一遍遍重复不停，这不仅给采访造成了严重的障碍，而且带给观众一种不祥的预兆，看到这里，观众早已抑制不住地猜测即将发生的故事。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场景被特里叶营造成极具戏剧性张力的审美空间。

如果说特里叶的家庭修辞重在营造某种奇观效应，那么她电影中的职场则成为窥探女主人公隐秘精神世界的最佳舞台。在挤满选民的索尔菲雷诺大街，莱蒂西亚面对文森特的肆意干扰，依然镇定自若地进行现场报道，我们立即就会对莱蒂西亚的内心多了一份了解，因为她的这一成熟稳重的职场形象与她在家庭中所展现的那个强悍、随性、不羁的莱蒂西亚简直判若两人。这正是特里叶的过人之处，她知道越是高压环境越能逼迫主人公彰显其最隐秘的个性。

就此而言，她认为没有比法庭更利于深度揭示女性隐秘精神世界、更利于全面展现人物真实性格的叙事空间了。于是，我们看到正是在审理维多利亚隐私侵权案的法庭上，面对被告即她的经纪人冈萨雷斯及其律师的质问，作为原告的维多利亚为了捍卫自己的隐私权，却不得不将自己的隐私告知于法官，对一个自尊心极强的职业女性来说，这是何等难堪。

在同样的意义上，桑德拉也经受了与维多利亚类似的精神炼狱。我们看到，庭审刚开始，桑德拉还能比较从容地应对公诉律师的谋杀指控，因为她自信凭借现场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的无辜。可是，随着公诉律师越来越咄咄逼人但又合乎法理的盘问，她的谋杀嫌疑陡然增大了。在此情况下，她被迫只能将她与丈夫的一些高度私密的感情过往很不情愿地告知法官，而且越往后，她越不得不说出更多的个人隐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她与丈夫的种种矛盾冲突；而她说得越多，庭审情势似乎对她越不利。正是法庭这一独特的叙事空间，全面展现出女主人公们最隐秘的精神世界和最复杂、最立体的思想性格，极大地满足了观众对人性的猎奇心理。

特里叶正是这样将家庭和职场这些现实中的庸常环境，打造成高度戏剧化的审美空间，完美诠释了法国职业女性丰富、复杂、多元的社会性格。

如果说每一位电影导演的美学风格都或多或少有着自身特色，那么作者电影导演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加突出。作为法国新新浪潮电影探索者的特里叶也不例外。

特里叶最具标志性的镜头语言当属她独创和反复试验的心理镜头。所谓心理镜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作为电影闪回的梦境画面或回忆镜头，更不是现代哲理电影之父伯格曼所开创的那种意识流镜头，而是特里叶受希区柯克电影启发，在电影实践中探索建构的一种与当前叙事镜头并行不悖并服务于当前叙事的逻辑镜头。

例如《维多利亚》，这部电影以维多利亚为文森特性骚扰案辩护为主线展开叙事。我们看到，在关键的庭审现场，维多利亚经过充分准备在法庭上为文森特义正词严地辩护时，画面中交替出现了她作为原告指控自己的经纪人冈萨雷斯侵犯自己隐私权的庭审场面。镜头中，她坐在原告席上面对冈萨雷斯诙谐的辩解表现得无可奈何，这与她为文森特辩护的场景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组镜头交叉呈现，并行推进。需要指出的是，两组镜头所对应的现实场景并非同步进行的，她控告冈萨雷斯的庭审情节在先。这组被植入当前叙事镜头序列中的先行镜头并非当前镜头中维多利亚的想象或回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观镜头或客观镜头，而是作为一种重要叙事手段被导演按照特定叙事逻辑插入的，只不过从观影效果看很像是主人公当下的心理状态。特里叶之所以创设这样的逻辑镜头，很明显是为了凸显主人公所处的职场环境的特殊性，更立体地刻画维多利亚的复杂性格。

《维多利亚》剧照

自《维多利亚》开始，这种具有强调功能的逻辑镜头在特里叶随后的两部电影中反复出现。如在《西比尔》中，在西比尔为小男孩做精神分析治疗和自己接受男医生的精神分析治疗时，两个不同的叙事镜头序列中都分别插入了她与男友加布在一起的镜头，这显然也不是西比尔当前的回忆，而是特里叶的有意为之，以此来强调西比尔与加布的这段爱情对她职业生涯的重要性，这也为她随后甘冒风险深度介入病人玛格埋下了伏笔。在《坠落的审判》中类似的心理镜头也反复出现，成为特里叶镜语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

除了心理镜头，特里叶还建构了一套颇具自身特色的叙事机制。她的电影总是习惯于从孩子叙事开局，《索尔菲雷诺之战》开局就是两个哭闹不止的小女孩，《维多利亚》则变换为两个无拘无束的少女，《西比尔》呈现的是一对小女孩为西比尔庆祝生日的温馨场景，《坠落的审判》则是一个勇敢而坚强的失明男孩。特里叶电影中的孩子情节是刻意为之，目的在于全方位刻画职场女主人公的健全性格。我们看到这些出生在特殊家庭中的孩子，无论大小、性别和身体状况，在内在性格上全部都是心理健康、人格完善的，这显然得益于女主人公们的良好教育和影响。

特里叶还善于运用不同风格的钢琴曲来增强电影的抒情性。《索尔菲雷诺之战》整部作品都因为无处不在的争吵而让人感到紧张和压抑，唯独业余律师在男女主人公争吵之际随手播放的一段钢琴奏鸣曲，极大地平复了镜头内外所有人的紧张情绪；《维多利亚》中，随着山姆的离开，维多利亚突然变得焦躁不安，与此相伴随的是一段刺耳低沉的钢琴曲，这段音乐又随着山姆的回归戛然而止，凸显出山姆对维多利亚的重要性；《坠落的审判》中，小男孩丹尼尔每当心情苦闷时，就重复弹奏起一首酷似金属摩擦声的钢琴曲；《西比尔》中也多处出现如泣如诉的钢琴协奏曲。特里叶将这些风格迥异的钢琴曲分别与不同的叙事内容相融合，既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情绪，也构成其电影的一大特色。

特里叶对团圆性结尾的建构也极具特色。《索尔菲雷诺之战》的大部分镜头都充斥着争吵、压抑和沉闷的气氛，出人意料的是尾声到来的时候，莱蒂西亚与前夫之间的所有矛盾都以氤氲着人情味和人性美的和解而令人欣慰。《维多利亚》中，山姆一直追求维多利亚而不能如愿，却在决定放弃的时刻峰回路转。《西比尔》中，西比尔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不惜越界体验，只落得酒瘾发作，有家难回，不过她的这份苦心没有白费，故事以她作品的出版和家庭的团聚而画上圆满的句号。坚毅如钢的桑德拉也是在最后的庭审中为自己洗清冤情，并重新赢得儿子的信任。这样的结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较之新浪潮电影所惯用的开放式结局更具有治愈性，也更容易赢得观众的青睐。

需要指出的是，特里叶精心刻画的这些法国职业女性形象绝非那种高大上的类型化性格，她的电影美学也不限于本文揭示的这些特征。尽管如此，特里叶电影彰显了鲜明的女性意识。正如她在采访中所强调的：“我想努力呈现女人们怎样把事情维系在一起，努力揭示她们的命运，努力弄清楚她们自己。我在寻找她们的小缺点和她们动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