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睡在实验室门口的病毒学家”张永振

图源：李珊珊摄

撰文丨李珊珊

“中国顶级病毒学家被赶出实验室”、“病毒学家睡在实验室门口”……，张永振团队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简称“上海市公卫中心”）的纠纷，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睡在实验室门口”的张永振是一位知名的病毒学家，也是率先解析并发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科学家并因此入选2020《自然》杂志年度十大人物。2022年12月，张永振获得以阿联酋迪拜酋长冠名的“穆罕默德·本·拉希德全球知识奖”，该奖项表彰科学创新、知识传播等领域的突出贡献，而同时获奖的mRNA疫苗研究者Katalin Kariko和Drew Weissman，后来赢得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23年9月，他的团队又在顶刊《Cell》发表了一篇关于野生小型哺乳动物病毒传播的研究论文，署名单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究院（广州）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但没有上海市公卫中心。

上海市公卫中心是一家“坚守传染病领域超过百年”的三甲医院。张永振和中心的矛盾由来已久，根据张永振团队成员此前发布的网贴，2018年3月，上海市公卫中心与张永振达成为期5年的科研合作协议，并于2020年8月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研究所商调来全职工作。而在2023年3月协议结束之前的2022年11月，中心就开始“驱离”张永振及其团队成员。此后经多方斡旋，“驱离”动作暂缓，但双方仍然未就700多万科研经费，以及300余万的劳务费和科研奖励达成一致。张永振后来发文称，上海市公卫中心上周四召开紧急会议，“仅用了一分钟宣布P3实验室要改造升级，勒令我们2天内搬离”，而中心第二天才提出搬去前楼另一位教授的实验室，但“我们组有大量病原未知的样品，按照生物安全要求，至少要在p2实验室进行，据我们了解这位老师的课题组目前并没有备案的p2实验室”。

上海市公卫中心则在1月29日凌晨，做出了公开回应：“部分实验室需要进行改造，因安全原因进行封闭施工。”

4月28日晚，张永振开始睡在实验室门口。实验室门口，还挂着“华东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牌子。这个上海公卫中心旗下的研究所，于2020年10月10日成立揭牌，由张永振出任所长。

这间发了多篇顶刊论文的病毒学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情况如何？4月29日，《知识分子》前往现场与守在实验室门前的张永振教授进行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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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保安各站在一扇门前，病毒学家张永振坐在门口台阶上的一团用值班室、防潮垫和被褥垫起的临时“床铺”上——到今天为止，他已经这样睡过两个晚上了。

在网络上，他的团队成员贴出的消息中概述了事情起因：上周四，“公卫中心领导竟在未提前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告知我们团队于两日内搬离实验室”……

“消息是学生电话里告诉我的”，张永振说，当时，他正在广州，觉得非常突然，接到学生电话后要赶回上海，又遭遇了龙卷风，飞机延误，本该周六到达上海，周日晚上才到，“一下飞机就赶到了实验室门口”。

“怕他们乱动我们实验室的东西”。张永振这样解释自己守在实验室门口的原因，去年6月的一天，在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张永振办公室中的私人物品被清至走廊。

张永振的实验室包括十多名名成员，其中，除张永振外，另有三位教职员工，一名博士后，其余全部是硕士博士生。“实验室的样本涉及到涉及到实验，涉及到我们毕业”，一位学生向来访者解释自己的焦虑。

张永振位于一楼的实验室包括三间实验室和一间放满了冰箱的样本室，一位通宵做实验的成员被关在了实验室。

“门卡都被注销了，出来就进不去了，只好在实验室待着看顾样本”，张永振介绍，还补充，“因为门卡不能用，电梯被禁用，楼上办公室也去不成，电脑不在身边，水也没有……”

周一（4月29日）一天，现场始终没有上海市公卫中心相关人员的身影。

知识分子：您和公卫中心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永振：这得从头说起。因为传染病医院的临床能力很难打造，很难招到一流的特别牛的医生。所以，上海公卫的前领导，朱同玉院长、卢洪洲书记想提升这里科研方面的实力，这也是我刚来上海公卫时的情况，当时大家都希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顶尖的科研能力。后来，新领导来了，想法就不一样了。

知识分子：本次纠纷之前，是否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了？

张永振：去年5月，他们换掉了P3实验室的实验室主任，从前的主任是我们实验室的宋志刚老师，他是从筹建开始就在P3实验室的，还是上海市的抗疫先进个人。6月，在我人不在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统统给扔了。这就是体现了一个权力的傲慢，到现在，他们至今仍然没有人过来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公卫中心回应中提到他们“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并提到“下一步，我院将会同有关单位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

张永振：两天搬完。开始没有安排，后来说搬去前楼一个没有条件容纳我们实验设备和样本的实验室，这就叫：“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这个声明中的“妥善安置”，就是今天一整天不让我们进实验室继续试验，不让我们取自己的私人物品吗？

知识分子：网传您和中心有千万经费的纠纷？

张永振：2018年，我来上海时，当时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领导和我签署的合同中，我每年的科研经费是350万，其中300万是科研直接经费（实验耗材等），50万是人员的劳务费用。按照当时的合同，5年内，总共要求产出8篇高水平论文，其中2-3篇影响因子不低于20，而这5年内，我们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仅影响因子20以上的文章就有5篇。扣除前三年科研上花掉的经费，目前大约还有700万的科研经费没有到位。另外，学生们的人员劳务费用和按照单位规定应得的论文奖励，我们算了一下，也有300多万。

知识分子：那您如何继续维持实验室运行？

张永振：申请其他经费——自然科学基金、复旦的一些科研经费，我们都申请过。像我们这种病毒实验室，样本储存、实验试剂、耗材等等，保守估计，一年至少需要两百多万，只能靠申请各种经费来维持，但人员的劳务费用，就只能排到最后了。

知识分子：去年上半年，您跟公卫中心的合约到期，这之后，您仍有科研产出，对吧？

张永振：去年9月，我们发了一篇Cell，是关于野生小型哺乳动物病毒传播的。（注：该文指的是：Host traits shape virome composition and virus transmission in wild small mammals, Cell, Sep20 2023.）

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的压力之下，仍然要坚持做研究？

张永振：我们这个实验室，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有一篇CNS（《Cell》《Nature》《Science》）出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已经走在了人类认知的最前面了。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如果当年我所在的实验室具备我今天这个水平，我能在20多岁的时候就在国际最前沿的领域工作，我要开心死了。

我希望这个传承不要中断，希望能够看到学生们独立地、很成功地做一些科研工作，将来成为本领域的大师，毕竟，从科研创造性上来讲，25到30岁是最旺盛的时候，而我们这些老人是把方向的，保证后面人不犯错，或者犯错的时候尽早纠正过来。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真正的高水平的资深教授，再加上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这两个结合，才有了他们高水平的科研。

另外，就自己来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做（研究）过病毒，也做（研究）过细菌，也做（研究）过免疫，实际上我认为我现在对生命科学才有了一些深入的认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多东西，你回过头来看，会跟从前看到他们不一样，比如：肺炎，听上去很古老，没啥新鲜东西吧，我最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我们实验室也做了一点工作，如果不是这次事儿，我现在应该在实验室进一步总结我们前阵子的肺炎研究，撰写论文呢。

知识分子：您对这次的事情是怎么想的？

张永振：我觉得很难以正常人的思维来理解这件事情。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去年，在我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的东西扔出来；前天晚上，下雨，我想往门边上靠靠，（避雨），两个保安坐在门口，不让我往门上靠。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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