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成立初年，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往中国身上插了“三把刀”。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们就出兵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短短几天，就把战火引到了中国东北边境——这第一把刀就插在了中国头上；与此同时，美国又派兵登陆台湾，企图武装干涉中国统一——这第二把刀插在了中国腰上；
而不久之后，美国军事顾问团长驱直入越南，虎视眈眈地盘踞在了中国西南处——最后一把刀则插在了中国脚上。彼时的中国刚刚涅槃重生，发展之路举步维艰，更别提完备的军事力量。那一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8772万吨，拥有众多火炮、坦克与战机。而中国的钢产量仅60万吨，军队也只有步兵和少量炮兵，更无从谈起制空权与制海权。
1950年10月1日，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请求出兵支援。半个多月的时间，毛泽东都在反复权衡——新中国缺少海空军力量无法解放台湾，出兵越南也不利，只有出兵朝鲜才具备“三个最有利”。最有利于发挥陆军优势，最有利于后勤供应，最有利于苏联的援助。而最重要的，是新中国只有选择一个战场对其打击才能让美国收敛，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但与世界上拥有最优良装备的美军交锋，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当时中国物资相当匮乏，再加上敌机昼夜轰炸志愿军后方供应线，部队的口粮、副食和药品等急需物资供应常常难以及时得到保障。
为了填补上朝鲜战场上的巨大消耗，中国紧急调整相应对策——将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但很快，美国就联合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允许运往共产党的中国”。当时不少香港商人抓住商机往内地销售物资，更有甚者靠此来牟取巨额暴利。但有一个“傻人”，运送物资很少加价，还总是挑那些装卸时间长、笨重且不赚钱的东西运。
在运输的过程中，英军的炮火几次差点将他击中，每一次都是死里逃生。后来，港督当局打压他，亲英商人孤立他，甚至他的公司还被无故断电、断水。若不是因为这番“亏本”的选择，霍英东的财富绝不亚于李嘉诚。事实上，出身“卑贱”的霍英东，远比普通人更渴望赚钱、更渴望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为此，霍英东在1945年就进行了一场人生“豪赌”。那时日本战败从香港撤出，政府正打算将二战留下的船、登陆艇、炮弹壳、废铜烂铁等，当成垃圾拍卖掉换点钱。
有一天，霍英东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拍卖战时剩余物资的通告，突然就起了倒卖的念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相中了一批船舶机器，然后向已婚的妹妹、各方朋友借钱做本，参加投标。第一次中标，霍英东倒手就挣了1万多块钱，而当时一个普通打工仔的月薪，也才只有一两百元。这桩生意给了他莫大的信心，此后，他便频繁参与物品竞标，渐渐的也积累出了不少的财富。后来有一次，香港明报记者采访霍英东，问他起步阶段主要依靠什么？这句话他说得没错。那时香港的报纸上都是英文，一般人看不懂，霍英东正是利用了信息差，才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而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他曾经在皇仁中学求学的经历。这正是他“卑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成功后的霍英东也一直用自己的财富回馈祖国教育事业）
1923年，霍英东出生在码头的一条小船上，6岁之前，他连鞋都没穿过。家中有父母、兄妹共7人，他们白天在船上摆炉做饭，晚上就挤在船舱里睡觉。在霍英东的记忆里，从他爷爷那辈起，他们霍家就生活在水上。在早期的香港，这样的人通常都被称为疍（dàn）民。疍民身份卑微，不得和岸上居民通婚，不能读书考功名，更荒诞的是不准穿鞋上岸。7岁那年，一场台风夺走了霍英东的两个哥哥，不久之后，父亲也病故了。一个母亲带着3个孩子，上了岸却也无处可去，只能四处游荡。后来经熟人介绍，才搬进了湾仔石水渠街的贫民窟。在满是老鼠、蟑螂、饥饿和腐臭交杂的环境中居住，生活仍不知尽头，也就是在那时，霍英东暗自决定，一定要做出改变。但对于出身贫寒的霍英东说，读书，本是件遥不可及的梦想。碰巧，当时有一个小学可以免费就读，不过需要选拔考试。而渴望改变命运的霍英东，通过自学，竟然获得了第一名。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皇仁中学。就是在这所学校里，霍英东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这也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霍英东曾说：“我出生时贫穷，但我不可能一辈子都贫穷。”后来生意渐入佳境，他也开始在香港商业界展露头角，随着地产行业的兴起，霍英东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事实上，如果这时的霍英东选择做李嘉诚，他肯定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庞大的商业帝国。可现在，他却选择了一条一般富豪难以理解的、更加难走的路，这一走便是几十年。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香港大佬，有的是出身香港世家，有的是从大陆逃难至香港，之后才逆风翻盘。直到后来，语言专家通过对霍英东的口音进行鉴定，才判定他的祖籍在如今广州的番禺。当他满心欢喜回到村里时，迎接他的却是家乡泥泞、脏乱、坑坑洼洼的小路和破旧、低矮的茅屋平房。来往的车辆上，挂满泥点子，就连广东政府派来迎接自己的红旗轿车，也早已斑驳。而更让霍英东感到震惊的，是村民们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问村里人洗手间在哪儿，他们却认真地端来一盆洗手水，这让他心里感到特别不是滋味。回来之后，霍英东立刻捐钱给番禺建了一座园林式、占地6万平米的宾馆。可这点钱能干什么呢？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番禺，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唯有招商引资，以实业带动发展。当时，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提出，外商投资大陆的先例是零，很多人还都在犹豫和观望中，霍英东果断成了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投资酒店并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涉外旅游酒店会有精神污染吗？内地东西会不会被吃光吃贵？宾馆耗电大，影响群众用电怎么办？面对诸多疑问，霍英东表现得信誓旦旦，他表示不怕亏本，即便全亏了，就当是又一次捐资。（霍英东陪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视察中山温泉宾馆建设工地。）
不久之后，宾馆建成。到中山旅游的人一下子大增，有时涌入几千人，物资供应都变得很紧张。于是，不少老百姓就产生了怨言：开这些酒店有什么用？电用完了，东西吃贵了，每天那么多人，除了大小便，什么都没留下来。经济改革之初，新旧理念交汇，很多事情常常很难理清。有人当面指责霍英东，称他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糟粕，甚至这件事还被拿到全国政协会议上、当着霍英东的面讨论，场面一度很紧张。后来，他终于理清了一个道理：我的出发点不过是想做一件对国家、对家乡有益的事情，这有什么怕的？想通之后，霍英东投资建设家乡的决心变得更坚定，很快，他就筹办起了第二项工程——一个规格更高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
彼时，即使在首都北京，都没见过这样的酒店：设计师请的是英国的；设备、家具、建材全部都是进口的；就连一根普通的柱子都是专门从菲律宾运过来……这种规格远超出北京，很多人担心这会触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发展是硬道理”要真正落地实施，只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超过意识形态，人民才能放手去干。霍英东坚定不移地通过这一举动，向全国甚至全球传达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邓小平在白天鹅与霍英东等合影）
酒店建成后，霍英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酒店开业的第一天起，就免费向大众开放。大家当时都反对，昂贵的地毯被踩坏了怎么办？精致的花瓶被顺走了怎么办？老百姓被挤坏了怎么办？那一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差点把大门挤倒。因为拥挤，当天晚上被踩掉、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游客一天就用掉了四百卷的手纸。尽管如此，霍英东还是很兴奋。他希望全广州的人都来，全国的人都来，看看什么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什么是新事物。（白天鹅曾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改革开放之前，国内一穷二白，物资极度匮乏。那时霍英东到一些高级干部的家里做客，看到其衣柜里就一套衣服，家里连酒杯都没有。每年广交会时，有几千人到广州，食物、用水、用电，都得做计划报给中央，由上面统一调配。霍英东真的希望国人都能看到发展经济所带来的变化，在中山建酒店时如此，建白天鹅宾馆时亦然。比如在广州清平，他看见有人进行物品买卖，马上就找广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桥。霍英东向来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但在投资这件事上却成了一个不计亏损的“傻人”。其实要是仔细算起来，霍英东这一生做过的“傻事”一点也不少。比如，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联合国禁运物资到中国内地，霍英东在商言商，不发国难财，还积极的参与到反禁运活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运输的货物中有大量的柴油和黑铁皮，尤其是黑铁皮这个东西不是每只船都能运的，东西又笨又重，价钱也很低，这个东西从运输来说，就不算是好生意了。”再比如，后来在开发海南时，他答应出资并且包揽了三亚市亚龙湾区域。
合约签完后，海南地价疯长，炒地皮的发展商前赴后继，亚龙湾这一黄金宝地成了各路人马觊觎的目标。按照签约时的价格，霍英东的收益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因种种原因，先前签订的合约最终取消，霍英东一口应下，并没有将这笔损失放在心上。作为商人，放弃赚钱的机会也就罢了，他还净干一些赔本的买卖。
这片看似不起眼的乡村，却是澳门、珠海、中山、佛山等较发达城市，和广州间客货运的必经之地。1988年，洛溪大桥通车。作为国内先例，它几乎没有可参考的工程样板，硬是靠着总设计师不断推翻、重建各种模型，才得以建成。
但不曾想，通车当天番禺政府就在桥头设置了收费站，此后，乱收费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地市民。本来收费这件事就不是霍英东能够左右的，但民怨盈途，他硬是背上了“黑心商人”的骂名。霍英东曾评价自己说：“别人负我，我也是默然处之、逆来顺受。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
就在洛溪大桥通车后，霍英东又提出开发南沙，但一心想把南沙发展成为“小香港”的他，暗地里又默默吃下了不少亏。九十年代开始，霍英东就与番禺县政府合作开发南沙，先后投资了22平方公里的土地。当他在南沙筚路蓝缕的同时，政府也借助其打下的基础，申请成立了开发区。1993年4月，梁柏楠成为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5年后升任番禺区委书记。
10年间，梁柏楠依靠南沙的政绩不断升迁，而真正的贡献者霍英东却遭受百般刁难。比如，梁柏楠手下的港口主管人，利用南沙走私，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明明错的人在梁柏楠，但惩罚的却是霍英东。这种“敲诈”、“吃拿卡要”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年，霍英东都选择默默忍让。直到梁柏楠事发，人们才了解到了各中细节，用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的话讲：“如果不是梁柏楠因涉嫌受贿案发被捕，恐怕霍英东还要忍。”但不管吃了多少亏，霍英东不计回报、即使被诬陷也坚持投资的决心，却从未动摇。
细数霍英东这一生做过的“傻事”，事实上每一件都和祖国有关。多年后，从长孙霍启刚的一番话里，大抵能窥探出霍老当时心底的真实想法，他说：“爷爷总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东西，炒股票、炒楼都是害人的事情。饼就那么大，你吃太多，别人就没有了。虽然当时他做什么生意都行，但那个时候，挣钱已经不是他的目标。”历经风雨，从疍民一步步走来的霍英东，早已把祖国放在了第一位。当他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时，那种干净的、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城市风貌，让他意识到世界应该看到这样的中国。90年代，为了帮助中国申奥成功，他不断在私下与当时包括主席萨马兰奇在内的奥委会委员洽谈，邀请他们到中国各地参观，向他们展示中国当下的发展状况。
他还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赠一百万美元，给国际奥委会修建奥林匹克博物馆。但凡能帮助中国申奥的事情，他都力所能及：给奥委会欧洲委员经济项目；为非洲委员提供各种福利；甚至承诺在申奥成功之后，继续出资十亿修建奥运主体育馆。 连续三次申奥，霍英东光是在中国国内就花了十几个亿，捐赠了五个多亿港币的体育基金。因为身体原因，长子霍震霆代父亲来到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选举现场。当萨马兰奇口中喊出“Beijing”的那一刻，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沸腾了。霍震霆第一时间就给父亲打了电话：“阿爸，赢了！赢了！”
电话这头的霍震霆声音已经嘶哑，电话那头的霍英东也已激动的说不出话，父子二人隔着电话，泪盈满眶。霍英东曾说：“我出身贫寒，少年时因过早为生计奔波而营养不良，尝够了体弱多病之苦。懂事后见国家贫弱，人民多难，更深感如果不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民族难兴国家无望之理”。就是这样一个迫切希望祖国申奥成功的人，却终究没能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
23年前，他查出癌症。原本可以到美国接受治疗的他却坚决要到北京治疗，他说死也要死在自己国家。
在霍英东出殡的那一天，祖国为他的灵柩盖上了五星红旗，扶灵者尽是政商翘楚，这是国葬的最高礼遇。回顾他这一生，连续三届担任政协副主席，可谓凤毛麟角；
也曾三次登上天安门观礼，每一次都是观礼台上的重量级嘉宾；2000年，北京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霍英东是唯一被邀请参加的香港人。
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霍英东曾感叹：“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任何人。”
酷玩实验室整理编辑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酷玩实验室（ID：coollabs）
如需转载，请后台留言。
分享给朋友或朋友圈请随意
参考资料：
酷玩实验室，《天安门上恸哭的香港富豪》
良大师，《被“国葬”的霍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