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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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维舟

作者：维舟

所有的传统节假日，追溯起来往往都具有宗教色彩，是为庆祝或纪念鬼神而特别设立的神圣时刻，但在现代人眼里，假日多半只剩下世俗的色彩——那只是为了工作之余进行休闲、放松而已，休假乃是一种个人权利。

看看英语中“假期”一词含义的演变就知道了：holiday原本出自holy day（神圣之日），但现代英语中holiday已经完全没有了“神圣”的意味。作为调节人们生命节律的特定日子，假日的演变也折射出了社会自身的演变。

与通常的设想不同，古代社会的人们虽然物质条件远不能和现代人比，但他们常常倒是有更多的闲暇。4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作为休息日的节日竟达每年184天，即使工作日的劳动时间也都很短。

中世纪生活：一个天主教徒一年中可有多达100多个圣徒和神圣假日，但新教的胡格诺派则只有新年一个休息日，因而勤奋高效得多

按照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价值观，“不该劳动时劳动，比该劳动时不劳动，罪过要大得多”，因为当时资源有限，一个人如果辛勤劳动，就会耗掉别人的土地和资源，那不仅卑劣，甚至是犯罪。

照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的说法，传统社会里的人们总是生活在“对上一个节日的回味以及对下一个节日的期盼之中”——而且他们看来不必期盼很久就能等来下一个假日。

中国的情况也类似——不过值得注意是越到后世假日越少。杨联陞《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一文中考证：汉朝时中国官方规定是每五天可休一天，到唐朝变为十日一休，随着公务员需要处理的事务愈益增多，到明清时完全废止了这类旬假。

唐朝时一年尚有多达53天日常的国定假日（包括皇帝生日放3天，新年和冬至各放7天），宋朝54天，但到元朝锐减至16天，明清甚至更少。

到宋代，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夜间和节假日里照常营业的店铺

与此同时，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在延长：唐代长安城的商业活动要直到中午击鼓200下才开市，到日落前七刻钟击钲300下散市，每天仅营业不过四五个小时；但宋代开封、临安已出现了夜晚仍然营业的店铺，明清时大城市里有若干商店在年假里也照常营业了（虽然被人抨击为过分热衷金钱利益），今天我们更有了“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店铺。

这种螺旋上升的现象，几乎是每个社会在进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14世纪钟表的发明，逐渐使欧洲人（继而是全世界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又正是电灯的发明，才使夜晚加班成为可能。

以宗教改革之后的荷兰为例，那是荷兰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也是工作时间明显增加的一个时期，许多天主教节日被取消，周末休息无法保证，夜班制开始实行。新教改革家加尔文本人就从来不知享受，是个“勤奋的魔鬼”，他甚至废除了所有节日庆典。

发展伴随着社会的世俗化，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逐渐发生变迁：劳动被视为最高美德，节假日不再被认为是巩固传统和庆祝神恩的时间点，而仅仅是一件放松的事情。

在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人看来，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现代精神。西汉时小吏张扶是个工作狂，节假日还不肯休息，他上司薛宣非但没表扬他，反而说“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一笑相乐，斯亦可矣！”说得张扶十分惭愧（《汉书》卷八三薛宣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科林斯人曾控诉可怕的雅典人：“他们一生的时间都是继续不断地在艰苦危险的工作中度过的，很少享受他们的财产。他们把一个假期只看作是履行一种义务而已；他们宁愿艰苦而活动，不愿和平而安宁。”

雅典人的观念在如今看来与现代城市人何其相似，那是一种中产阶级精神：强调理性、克制，追求进步，节假日于是变成工作和休闲转换的关键环节。

在传统社会，节假日通常还具有神圣的或集体性节庆的意味，但对中产阶级来说，节假日更主要的是在个人生命周期中的一个休息时段，因而对人们来说，在工作中争取更多节假日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个人权利。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

工作并不是近现代国家减少假日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骚乱和造反经常在重大节日期间发生。

《大清律例》就特别防备在节假日期间以“迎神赛会”为名发动骚乱，因为传统社会的节假日常有宗教色彩，且聚集大量混杂的人群，一旦聚众骚乱，很难控制。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节日聚会也特别容易转化为暴力行动，因此许多法国贵族强烈主张从整体上改造大众文化，并建议取消某些特殊节日。

1871年，在刚统一的意大利，甚至有政治家为此辩解说：“一个自由的国家不应追随专制政府的习惯，它们对用节日来娱乐臣民有着极大的兴趣，目的是让臣民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情况，也没有时间痛惜自由。”

当然，要取消人们传承多年的节假日并不容易，1839年法国司法大臣就不得不承认：“经验证明，整个帝国时期根本不可能完全取消那些节日，群众的愿望和习惯总是会战胜政府的干预。”

节假日的减少并逐渐被视为一种个人权利，这表明着一种极为关键的时代变迁。人类社会最初设立节日，是为了体验自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宇宙的节律，因而往往是一场集体参与的狂欢，现在则被完全私人化了。

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说，大型仪典、节日、舞蹈、部落竞技和娱乐本都是土著真正投入热情的活动，从中找到快乐和生命的意义；这些活动的逐渐衰落和失去吸引力，也就等于斩断了其生命线。

这个问题其实中国人也一直在反思：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等重要传统节日中文化内涵的流失，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巨大的文化断裂。其结果，人们首先感到的一点是：节日很少有真正的节日气氛，只不过是“不用上班的日子”。

真正的危险在于：在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之后，我们已经变得很难平静下来。

现代人即使在休假也常常安排得像工作一样分秒必争：看看旅行团的时间表就知道了。苏珊·桑塔格曾讽刺说，“使用相机，可平息工作狂的人在度假或自以为要玩乐时所感到的不工作的焦虑”，因为拍照可以让他们在度假时产生一种像是在工作似的感觉。

事实上，很多人停顿下来时，获得的常常不是安详，而是无所适从和焦虑，我们恐惧浪费时间，感觉“总得干点什么”。正如芒福德所言，在一个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人类没有了永恒。

这也难怪。毕竟大多数现代社会的男性成员，在社会的工业化阶段都把大部分醒着的时间和壮年生命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以至于现代人事实上是程度不等的工作狂。

根据Roger Sue的计算，在1850年代，在西方人醒着的时间中平均70%用于工作；此后有系统地下降，到1994年清醒时间中仅有14%用于工作——这预示着人们进入了后现代社会。

这似乎是在向历史的致敬和回归：尽管节假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个人权利，但人们也在重新发现、接续和体验特定节假日的集体性、文化内涵，同时在工作和休闲这两个分裂的世界中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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