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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复星后,回爱民如何拿到首笔创业投资?

出走复星后,回爱民如何拿到首笔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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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三年前出来创业,我一定高举高打,直接多找几个大咖、多建几个管线。但现在我选择保守些”



文|《财经》记者 辛颖
编|王小

2024年4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惠正奇医药创始人回爱民匆匆从广州赶往北京,在这两天之内他要完成论坛上的两个发言、多位合作伙伴的约见以及接受一次记者采访。保持在mRNA领域内的活跃,成为回爱民创业一年来的常态。

回顾自己不断转换身份的职业生涯,从博士后研究、医生、教授,到在GE医疗集团、武田制药、赛诺菲、复星医药等多家制药企业的管理者,这位从事肿瘤药物研发30年的医药老兵,仍然踌躇满志地说,“我还年轻”。

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初,作为当时的复星医药全球研发总裁,回爱民主导了与德国BioNTech公司合作研发mRNA新冠疫苗,成功地完成该疫苗复必泰在大中华地区的研发及港澳台上市。褪去往日的光环,创立惠正奇医药,2023年6月只身南下广州生物岛时,他是光杆司令一个,连办公室都没有,刚开始做项目,也是借用别人的实验室。

回爱民带领的新公司聚焦于mRNA技术在肿瘤治疗,免疫领域的创新药包括传染病疫苗的研发。然而,恰逢生物制药业被裁员,破产、关闭、退市、转行的消息充斥时,为此,回爱民的创业规划相应有些调整,但这并没有影响他要做出几款好药的信心,反而认为,“乱的时候机会多”。

面对质疑的“光杆司令”

《财经》:有很多人都表达过,在行业低谷期创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回爱民:去年参加一个公开论坛,担任主持人的老朋友为了调节会场气氛善意地调侃说,“回总在最不该创业的时候出来创业了。”我认同现在是行业的低谷,但我不认为这是最不应该创业的时候。

对我来说现在是水到渠成,恰逢良机。我在医药行业干了一辈子,药物研发相关的方方面面、各个环节几乎都做过了,美国、日本、欧洲、中国的头部药企都待过了,对我选择的mRNA这条赛道也非常熟悉,有多年的积累。就差创业没做过了,所以说是水到渠成。

至于时机,要从生物制药的产业周期来看,国外因为产业相对成熟,周期一般稳定在五六年。中国的市场相对年轻,抗压能力稍差一些,波动就更频繁,现阶段周期会更短些。

如果非要比较的话,这就有点像股市,等到大家都看到涨势,你再进来就晚了,每个人都想抄底,可什么时候是底呢?这两年市场是在向下走,我现在进来了,虽然不那么容易,但接下来肯定错不过行业重新往上走的周期,所以我讲恰逢良机。其实对于真正想清楚了的创业者来说,永远都是对的时机,永远都是“恰逢良机”。

《财经》:你认为还有多久会到行业上升期?

回爱民:具体时间我不知道,但最长不会超过两三年。因为如果现在低谷真的再持续两三年,不是说某一家公司的压力多大,而是对整个中国生物制药行业都会非常艰难。

我相信大家是有一个共识的,中国需要生物制药的发展,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不会让药物创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生自灭,这绝不可能。这是我的信念。

《财经》:你首轮融资经历,困难吗?

回爱民:进度比我预想的慢了一点。我没决定创业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找到我,愿意提供资金支持,甚至给出创业公司的估值等,表示只要我出来,一切都会安排好。

我真正出来的时候刚好是行业低谷,一些投资机构甚至已经不投药了,还在看的投资人也更谨慎。当时我只有自己一个光杆司令,从来没有做过路演,没有一个像样的商业计划书,没有找过FA(财务顾问),情景和当初大家都来找我时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财经》:需要你到处找投资人?

回爱民:我知道的投资机构不多,而且当时大家不知道我创业了,所以主要是一些朋友,过去的同事、同学,一些园区的领导都帮忙介绍,一个传一个才有些投资人知道了,一共谈了二三十家机构,最终定下来6家。

《财经》:那些没投你的人主要是什么原因?

回爱民: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有些投资人认为,你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团队,再找两三个大咖,有专业CSO(首席科学官)、CMO(首席医学官)搭班子之类的。

对我来说,这些不是必须的,我自己都做过,而且非常熟悉。比如他们建议我找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大咖,那我自己就做过分子生物学研究,在肿瘤分子生物学领域还写过书,完全可以把控,我需要的是真正在一线可以独当一面的中坚骨干,但有些投资人不这样认为。

《财经》:投资人把他的投资模版套用在你身上。

回爱民:当时是的,但一年前鼓励我找大咖的投资人,现在想法也变了,因为形势变了,行业更难了,钱是能省则省。我花钱找大咖来,只能分担一些我能做的事,真正一线的活我还是得找在各个部门能够独当一面的中坚专家来做。

《财经》:投资人还有其他顾虑吗?

回爱民:还有一些投资人不能接受的是,我对具体要做的管线是保密的,我只介绍我要做mRNA肿瘤和传染病疫苗,具体的靶点,适应症是保密的。许多投资者不能接受这一点,没法往前推进,但这是我的原则,当然随着项目的进展,往后信息会适时地放出一些。

早期项目的内容是公司的生命线,即便是签了保密协议,投资项目上立项会,尽调,投决会,风控,各种LP的参与,线上线下多少人介入都搞不清楚,尤其是时间一长很难真正地做到保密。

其实在国际上,真正的创新药没进入临床之前,都是保密的。比如你绞尽脑汁想到的一个好点子,如果被其他公司尤其是被大公司知道,很容易被赶超,idea是你的,但是先做出来的未必是你。尤其是像我们惠正奇这样的初创小公司,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所以保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讲。

《财经》:那你怎么说服投资人的?

回爱民:关键还是看对你这个人是否认可吧。至少如果我是一个投资人,那么一个人他过去一直做得很好,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岗位,几十年下来持续地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真正在一线做出过几款好药,有出色的管理经验,而且现在要做的行业是他所熟悉的,能够很好的把控。到了新的阶段了,他也应该能继续做好,我会投给这样的人。

管线、靶点、适应症是随时可以变得,而且有时是根据情况必须要变的,而决定做什么管线,什么靶点,变与不变的,是人。说到底,一个公司的关键是人,管线是人定的,人做的,人改的,与其把重点放在考察管线上,不如真正地把人了解透。

虽然有些投资者是犹豫的,总体还是比较顺利,只是由于每个投资公司的性质和流程不同,有些做决定的时间长了一些,但我觉得都算正常。

帮投资人省钱

《财经》:行业寒冬对你在公司的运营方面产生影响了吗?

回爱民:其实这种时候要求公司更聚焦。我最初的计划是做一家肿瘤免疫公司,除了mRNA,还计划做Protac(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等,同时在美国开设一个实验室。但现实情况是这样,我就选择专注在mRNA,初始先集中把国内做起来,国外稍微置后一点。

这些调整都不影响我的初心,做真正的好药。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把钱给我们是非常慎重的,这个钱不是我自己的产品赚来的,是投资者的钱,我非常感恩,所以我时常跟自己说、跟团队讲,投资人的钱,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财经》:具体怎么省钱?

回爱民:首先是 Conservative(保守),保守不是守旧,不是冬眠,是指在公司招人、建实验室、工厂等,一定要按需进行,不能盲目推进,杜绝不必要的超前。

如果三年前出来创业,我可能是高举高打,直接多找几个大咖、多建几个管线,国外建个大实验室,招几个洋人大咖装门面,但现在我选择保守些,聚焦再聚焦,只做必须的。有的公司,研发还没有明确的进展,就先把工厂建好了,空置几年的维护费也少不了,这都是不必要的,过去很多年,我见过国内外一些类似的案例,所以自己绝对不能这样做。做药要遵循做药的逻辑。

《财经》:听说你下个月要用的人,不在这个月招进来。

回爱民:稍微有些夸张,但是我们选人招人确实非常慎重。2023年,我定了一个目标,招人不超过10个,我其实没有做到,招了11个,元旦一过,又进了两个。公司需要的优秀人才,我们会及时招进。我们选人的原则是专业度和价值观并重;招聘的原则是按需,适时。

研发不是打群架,是比脑子。今年的目标,也不会超过30人。

《财经》:在寒冬创业也有一些好的方面?

回爱民:是的。受业界行情的影响,整体上各种供应商在商业模式上,价格上也有些灵活性。

另外,公司还买了一些二手的仪器,说是二手其实是全新的,甚至没有拆封,是一些公司之前买了仪器,后来业务调整仪器不用的。

所谓的寒冬,并不是让公司冬眠,你可以缩小你的经营范围,同时在聚焦的领域内,一定要非常非常的Active(活跃),一定要快速推进,这是绝对不能省钱的方面。

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投资峰会上,被问及公司应对寒冬的策略,我讲了四个词:Conservative(保守), focused (聚焦),Active(活跃),Adaptive(顺势而为)。花钱要保守,业务要聚焦,在聚焦的领域一定要活跃,十分,百分,千万分的活跃,该花的钱决不能省,保守不是冬眠。

最后Adaptive,就是要不断地调整,去适应这个环境,顺势而为。现在大家已开始问我何时IPO,去美股、港股还是A股?市场自己做,还是考虑license-out产品,或部分权益license-out?这些现在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步是把管线做好,把药做出来,产品有了,在发展路径上任何可能性都可以考虑,不需要设限,要根据发展情况、市场的变化、环境变化去适应调整。

基于多年从业经验,我的研发模式、商业运行模式,一直是开放式的思维,从不给自己设限。

《财经》:公司有下一轮融资计划吗?

回爱民:具体还没定,但应该也不会等太久。最近一直有人来问,尤其是第一轮谈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投的,想参与到下一轮。

mRNA肿瘤疫苗还有多远?

《财经》:mRNA赛道现在冷下来了,再加上中国公司的mRNA疫苗除了在疫情尾声时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外,还没有任何产品正式获批,有投资人质疑,中国企业到底能不能突破其中关键技术实现量产。

回爱民:我觉得只是需要一个过程,在前两三年mRNA最狂热的那段时间,出现了一批mRNA公司,背景参差不齐,仓促开始、不太成熟,有些投资人的期待值可能太高了。毕竟BioNTech从2008年,莫德纳(Moderna)从2010年就开始研究mRNA,在十多年的积累下,才能在新冠疫情中快速拿出成绩。

《财经》:所以mRNA技术中国和国际水平的差距有十年?

回爱民:我们起步晚了有十年或更长,因为德国的CureVac2000年就开始做mRNA了,但是新冠疫情促发了中国mRNA技术发展,我觉得现在的差距3年-5年吧。

近两年我提了个跳跃性赶超的概念,像小分子、抗体这些,我们发展了很多年,但国外做得更久,重磅产品都是他们做出来的,我们很难超越。但像mRNA这样的新兴技术,对他们来说也还没有走多远,我们赶超机会很大。

《财经》:有观点认为中国的mRNA企业都是在模仿国外的技术路线?

回爱民:中国的企业是后进入这个领域的,肯定要先学习它们的经验,掌握好现有的技术的基础才能谈赶上、谈超越,不能不会走就想跑。

《财经》:现在肿瘤疫苗是mRNA赛道的一个焦点,你预判多久能做出来?

回爱民:我认为三到五年,就会有mRNA的肿瘤疫苗上市。

《财经》:包括中国企业的吗?

回爱民:很有希望。现在全球mRNA肿瘤疫苗,进度最快的是美国Moderna,已经有一款进入1000多人的三期临床。德国BioNTech也有两款,一款针对胰腺癌,一款是针对特定靶点的泛肿瘤。当然现在这几款都只有早期数据,能不能成还要再看进一步的数据

《财经》:mRNA肿瘤疫苗上市后的价格会非常贵吗?

回爱民:应该不会,mRNA的成本并不高,肯定比Car-T治疗要便宜很多。当然任何一种新技术的药物上市,开始会贵些,也会有一个降价的过程。另外拿传染病疫苗来看的话,mRNA疫苗的成本比其他技术路线的疫苗要低。

《财经》:你的目标是做全球的一类原研新药(first in class)的mRNA肿瘤疫苗?

回爱民:现在mRNA领域,只有两款新冠疫苗正式获批(不算紧急使用),所以谁能做出任何的肿瘤疫苗、传染病疫苗,都是first-in-class。我们做出来也是一样。

但是,我做药20余年,first-in-class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做好药,first-in-class并不一定都是好药。我经常举一个例子,2015年FDA(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了5个多发性骨髓瘤的新药,第一个是强生的CD38单抗,到现在年销售80亿美元,绝对是好药。第二个药是BMS的抗CS1抗体,也是first in class,但一年的销售额也只有3亿多美元。第三个是诺华的HDAC抑制剂,也是first in class,诺华为此光临床实验做了十年,但上市后每年只有几千万美元的收入,这肯定算不上是好药。

还有两款不是first in class的,一个是武田的伊沙佐咪,一个是安进的卡菲佐咪,伊沙佐咪就是我在武田制药时做的,年销售额也接近十亿美元,其实这是非常好的药了。

我的目标不是做first in class,是做好药。我对好药的定义是六个字,“病人用、能赚钱”。有人说我讲的太俗气,我就改了改,“病人用、能盈利”。药企要盈利,但不能唯利是图,理念还是要以病人为中心、为病人服务,你的药好,能为病人解决病痛,病人用你的药,公司才能盈利,公司盈利了,才能做出更多的好药,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药企不是慈善机构,药企得能先活下去,才能给大家做出好药来,盈利了,才有资格做慈善,你不能拿投资人的钱去做慈善吧。我公司的名字也是同样的含义,“惠正奇”取义源于老子的“惠人达己,守正出奇”。惠人达己,公司要想做好,首先要使客户得益,我们最的客户就是病人,其次是股东,合作者,所以我们是以病人为中心。守正,遵循创新药研发规则,以临床为导向,聚焦于我们的优势强项肿瘤,免疫。出奇,高科技驱动,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mRNA就是我们的奇术。

《财经》:你有对标的公司吗?比如做一家中国的BioNTech。

回爱民:我没想过与谁对标,就做我的公司。世上有许多伟大的公司,每家公司的优势不一样,人家的优势我们不一定有,但我们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财经》:你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你吗?

回爱民:是我们公司所有的人。我们现在将近20个人,接近50%的博士,除了财务,全都是在mRNA企业工作过的。我的要求很严格,每个环节都有非常棒的人在做。现在实验室,小试、中试、GMP生产单元都已经装修好了,已经投入使用。未来我们临床试验用的mRNA疫苗都将在这里诞生。

《财经》:从一家国内头部企业复星医药,到管理一个不到20人的团队,有落差感吗?

回爱民: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过不是落差感。

我2017年到复星医药的时候,研发团队只有40多个人,到2022年发展到530人。从最初只有一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创新药,到我离开已经有40多款。其实很多事情也是零的突破,公司的第一个新药研发的境外临床试验、第一个获得FDA快速通道认证的新药、第一款FDA孤儿药认证,第一款创新药在中国上市,第一款mRNA疫苗在中国港澳台地区上市,都是我在复星医药时和团队一起做的。

大公司的好处是运转体系成熟,在复星你只要策略定好,管理好队伍去落实就行了。在复星医药的经历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段职业经历,这之前我是赛诺菲的全球副总裁,但坦率地说,那只是一个技术官僚,不是公司真正的决策层,不能参与到整个公司的运作决策。在复星医药才真正成为公司的顶层管理者之一,参与公司在决策,非常感恩复星医药给我提供了一个历练和发挥的平台。

AI会有帮助吗

《财经》:这两年AI的进展备受关注,包括在制药领域的应用,这对mRNA药物的研发有什么影响?

回爱民:过去我对AI的看法是偏保守的,因为这么多年还没有一款药是AI做出来的,也没有哪一款上市药的研发过程中,AI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最近我的看法有一些变化, AI对于做小分子、抗体来说是一个可选项,没有它也能做,有了用好了可能更快、更省力。但在mRNA,AI已经是一个必选项,尤其是肿瘤疫苗,要分析人类庞大的基因组变异,如果不借助AI,单凭人脑人手是做不了的。

《财经》:在AI技术方面,你和哪家公司合作?

回爱民:我们自己有专门的AI专家,但也在和外部专家合作。比如一个疫苗序列的设计,我们有内外部不同的专家在优化,最后优者入选往前推。我们自己有mRNA研发端到端的平台,但在研发的每个环节,我都不排除和别人合作。我讲过一句话,药物研发是“会合作者得天下”。

《财经》:可以看出,你是在适应中不断地在修订。

回爱民:我的初心始终是治病救人,只是实现初心价值的形式在不断的变化。角色变化对我来说就是你要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我当时选择回国的时候,身边很多人都不理解,但回过头看我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创业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出来创业,就是因为想做不一样的事情,把自己在业界,在国内外经年累积的知识、经验、人脉利用起来,围绕一个单纯的目标,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家与国际接轨的生物医药公司。在有生之年,做出几款真正的好药,走好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程。

责编|张雨菲

题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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