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乎国家命运的选择——保东南还是保西北？

1849年，垂垂老矣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从新疆戍边归来，路过长沙，遣人到湘阴召“湘中士类第一”的左宗棠来相见。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搜集和整理的资料、地图送给左宗棠，勉励他：“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二十余年后，左宗棠收复新疆。

林则徐、左宗棠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后人称之为“湘江夜话”。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潇湘大道上的巨型青铜雕塑《湘江夜话》。该雕塑讲述的是林则徐（右）和左宗棠1849年在长沙湘江边会面，并彻夜长谈抵御西方列强入侵、保卫新疆的历史故事。（图片来源：新华社资料照片）

西北之困

1865年，左宗棠督师陕甘的前一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率军侵入我国天山南路，先后攻占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1867年，野心勃勃的阿古柏自立为王，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哲德沙尔”即“七城”之意，指南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七座大城，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1871年7月，觊觎新疆已久的沙俄政府以“安定边境秩序”和“代为收复”的名义，派兵占领北疆重镇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随后，俄兵四外扩张，不断向其他地区渗透。

阿古柏侵占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部分地区，俄国又强占了伊犁地区，此时清政府几乎失去了对整个新疆地区的管辖权，若再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命令署伊犁将军荣全驰赴伊犁与沙俄交涉，并在军事上作布置：命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酌带兵勇，规复乌鲁木齐”；命令淮军刘铭传“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命令陕甘总督左宗棠统筹全局，考虑收复新疆。

▲左宗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左宗棠接到命令后，调派记名提督徐占彪统率蜀军向肃州推进，打通西进的通道。

荣全与沙俄谈判期间，总理衙门陆续把交涉情况通报左宗棠，征询他的意见。1873年，左宗棠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中，陈述了他收复新疆的谋划。他认为，外交要据理力争，但外交要以实力为后盾，即“在理而亦在势”，不得势，则外交是徒呈口舌之快，毫无意义。

1873年11月，左宗棠底定陕甘，打通了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收复新疆的战斗即将展开。

祸起东南

正当左宗棠整军束装待发之时，1874年，日本悍然发兵侵犯我国台湾，东南海防告急。

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000余名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分路进袭竹社、枫港、石门等地，遭到台湾当地居民奋勇阻击。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消息后，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同年10月，中日订立了《台事专约》。清政府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日兵撤离台湾。

▲1874年日军登陆台湾行进路线图。（图片来源：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此事极大地震动了朝野。几天后，总理衙门递上《拟筹海防应办事宜折》，强调加强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条陈，请饬滨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将加筹议。同治皇帝接到总理衙门的上折后，迅即谕令李鸿章、李宗义、沈葆桢等沿江沿海省将军、督抚十五人详议，限一月内复奏。时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辖境非沿海沿江，清廷也请他参加讨论。

之后，原江苏巡抚丁日昌上折建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北洋海军提督驻天津，负责直隶、山东两省沿海防务；东洋海军提督驻吴淞，负责江苏、浙江两省沿海防务；南洋海军提督驻南澳，负责广东、福建两省沿海防务。三洋联为一气，“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

同年12月，大学士文祥上奏提出，迅速议筹海防，先为筹防日本：“日本距闽浙太近，难保必无后患，目前惟防日为尤急。”李鸿章认同他的观点。恭亲王奕䜣亦认为要“迅速议筹海防”。总理衙门和东南各省督抚，几乎都主张加强海防。

这场讨论重点是在如何加强海防，但亦牵涉到塞防。因为咸丰同治以来，清政府财政拮据，不足以“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饷运”，于是始有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李鸿章等人为何专注海防？

1875年，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是为清朝短命的皇帝。民间在议论的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到底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花柳”。朝堂之上的重臣们则为海防与塞防吵得不可开交。

1874年12月，海防论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登场，在《筹议海防折》中，阐述了他停兵移饷、捐弃新疆的理论和方案。

▲李鸿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李鸿章认为，塞防不如海防重要。历代备边，多在西北，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且“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这个局势来看，应以海防为重。李鸿章还提出：“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新疆只是中国的肢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按照当时的财力，塞防、海防难以兼顾，李鸿章认为，新疆“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因此，他主张弃守新疆，对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同时，李鸿章认为，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面对众多列强，就算“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不如对失守的地区维持现状，“不必急图进取”，“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仿照云贵粤蜀的土司制度，“奉正朔可矣”。

▲海防银锭。（图片来源：银锭博物馆官网）

1875年，清廷任命李鸿章为文华殿大学士。这个职位是内阁大学士中的最高级别。李鸿章利用这个身份，寻求同党的支持，在参加同治皇帝丧礼之时向慈禧太后奏请停止西征。山西巡抚鲍源深、刑部尚书崇实上奏表示支持。光绪皇帝的生父奕譞也认为“李鸿章之请罢西征为最上之策”。一时请罢西征的声音充斥朝野上下。

保西北！左宗棠站了出来

作为大清王朝实际掌舵人，慈禧太后拥有最后的决策权。朝野一片“捐弃新疆，专注海防”的声音给她带了不少的压力。从历史来看，祖宗基业不可就此断送；从王朝的利益考量，新疆地区同蒙古、满洲在政治、军事上有密切联系，失去了新疆，清王朝的统治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思前想后，慈禧太后决定征询“晚清最后的硬骨头”，也是力主收复新疆的左宗棠的意见。

1875年3月，清廷以密谕的方式致信左宗棠，要求左宗棠就“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之处”“酌度机宜，妥筹具奏”。

左宗棠并非一个单纯的塞防论者，他固然重视塞防，但也很注重海防。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越来越感到中国必须建设近代海军，走马上任闽浙总督，就创建了福州船政局，发展近代海军。

▲福州船政局。（图片来源：“清风福州”官微）

经过深思熟虑，1875年4月，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全面阐述了他“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同时强调，收复新疆，势在必行。

左宗棠认为，西征协饷不能匀作海防之饷。福州船政局规模初具，“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即便停兵，也不能节饷，西征协饷本来入不敷出，哪有饷可节！

此外，“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此时新疆叛乱势力尚不十分强大，东南沿海也暂时相对安定，不如趁此机会全力西征，一举收复新疆。

在左宗棠看来，新疆地理位置重要，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屏障，绝非“无用之地”。“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轫”，“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

左宗棠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

这场国防大讨论，不但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而且促使清廷下定决心收复新疆失地。左宗棠的万言上书，最终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1875年5月，慈禧太后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全权。这一年，左宗棠64岁，但二十多年前林则徐那番“西定新疆，舍君莫属”言犹在耳。已过耳顺之年的左宗棠，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收复新疆的豪迈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