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非洲的中国商人：在恐惧中等待暴富｜天才精选80

这是很多纳米比亚当地人在中国城找工作时说的第一句话。五年前，我也这样探头探脑地走进了首都温德和克中国城临街的一家服装批发店铺，问坐在塑料椅子上的老板。

他穿着蓝色的薄羽绒服，拿着一个罐头瓶当做水杯，在发呆的间隙，会眯着眼睛略微抬起头看着收银台后的黑人员工。

“你是谁家带来的啊？”

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他更想了解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仅有几百人居住的中国城，新面孔大概率是哪户人家的亲戚。我解释说自己是研究生，为了写毕业论文来做田野研究，但不是一次性的采访，而是希望参与到他们的工作生活之中。

“这是社会实践吗？”

“差不多，是为了写毕业论文。”

他缓慢地点了点头，停了几秒后又抬了抬下巴：“那你就在店里玩吧。”

我松了一口气，本以为自己会碰壁几次，没想到幸运地在第一次询问中便被这个社区接纳。

时间拨回到前一天，抵达纳米比亚时，我还处在一种乘错车的恐慌中。从飞机舷窗向下望去，我先是一惊：是不是坐错飞机了？

8月，旱季，土地皲裂，看起来像是一片焦黄的苏打饼干——这和我第一次来这里时绿莹莹的景色相差过远。

那是在两年前，我因为工作辗转在非洲各国之间调研。飞机落地纳米比亚后，我和同事乘了十多个小时的本地公交车到北部城市卡蒂玛·穆里洛（Katima Mulilo）。

从地图上看，这座城市仿佛是纳米比亚伸出的一只手臂——当初被殖民者规划得整齐的国家版图唐突地支出一条走廊，跨过博茨瓦纳，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相连。像很多边境城市一样，这里成为了商人聚居的地方。

那一晚我们借宿在一位中国商人家，夫妻俩把店铺的后半部分改造成生活区，女主人从窄小的厨房端出丰盛的中餐，放在折叠餐桌上。我坐在塑料椅子上抬头看，店铺中高高垒起来的床垫，在垂吊白炽灯的映照下，在天花板上留下影子。

白灯光，铁皮房，房间里明明摆满了杂物，却显得有些空旷。

在这里的商户依靠勤奋和胆量积累的财富，足以让他们过上比眼前这窄小厨房，塑料桌椅更富足的生活，所以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关于未来的构想是怎样的？

工作一年后，我读了社会学的研究生，田野调研之前的暑假，我几乎看遍了关键词含有“中国移民”“非洲”“小商品贸易”的论文，但在大部分英文论文中，只有中国小商品老板的进货路径，没有他们刚刚到非洲的混乱恐慌；只有他们攒钱不消费的生活习惯，没有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期待；只有他们对非洲人的歧视言论，没有两个群体互相交流和认知的过程。

“没有理解，没有理解！” 我二十出头，踌躇满志，向研究计划里塞进种种理论，靠着曾在非洲工作过一年的经验，立志要真正理解在学术环境中被表面化的群体。

转了两次飞机，我一个人来到了纳米比亚。

作为一个陌生人，通过帮忙干活和人混熟，并找人聊天，是我能想到的最有效的“融入社区”的方式。

我开始随着中国城的节律生活。上午和下午，分别溜出去一个半小时，认识其他店主，聊天，采访。

关店后做好出纳，接着回到住处做晚饭。之后或是跟着在刘叔的亲戚，大文，回到中国城进货。或是拿出日记本，在收银台或是仓库的小桌子上把一天发生的事情尽可能记下来。

中国城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我便跟着年轻人们参加一些周末活动：华人教会、家中聚餐，还看过一次展览，一次动物。

工作日早上七点左右，刘叔雇佣的当地人Mathew偶尔会被派来仓库取货。他拉着小车，在楼下咣当咣当地敲铁栅栏，我开门慢了，他便笑嘻嘻地问我：“sleep too much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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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恐惧，警惕日常

在我刚到店铺的第三天，就听说有人因为意外去世了。

意外发生在玻璃装卸的过程中，如果玻璃没有砸下来，工人老王将会在完工一小时后去机场接回刚到纳米比亚的儿子。

中国城本来就千余人，很快便传遍了整个社区。各商会像是自动触发了反应系统，为这个没有买保险的人组织捐款，协助善后，像是在走一套不知道运行了多少次的标准化流程。

威胁生命的危险并非常态，但在纳米比亚，确实有太多让中国商户担心的事情了。最常被提起的，是治安。

对外界环境的恐惧细细密密地织进了中国城的生活细节中。刚进店铺后就能看见的24小时监视器，将店铺的每个角落都展现在九宫格显示屏上；铁质拉门上挂了两把锁，一把锁住外沿，另一把在门轴处锁紧。

与防盗设施匹配的，是中国城居民谨慎的生活习惯：刚出门立即关紧房门，上车后立即锁紧车门；没人会在天黑后在街上走，甚至从中国城走到300米外的亚洲城也必须开车。

在这里长大的小孩子们听多了夜晚抢劫的故事，也学会了对黑夜和独行保持警惕，过生日的孩子们晚上去市中心吃饭，过了晚上八点半会要求早些回家，因为担心外婆一个人在家里不安全。

还有一些像是动作电影般的经历，情节猛烈，如果不是我不断追问，几乎没人自发提起，偶尔有人拎起故事的一角，大多数人都是点点头心照不宣，很少进一步描述细节。

在这些不常被提起的回忆里，店主们在进货过程中遭遇劫匪拦路，被一枪打裂前窗玻璃或汽车轮胎；或是在店里睡到半夜，被如武装部队般的持枪强盗破门，用堆在房间里的货物当作掩体。

他们见过生命破碎，如同被不小心打碎的玻璃，也见过千里赶来料理后事的亲属、不擅言辞的孩子——

他们第一次出国便带着悲伤的任务，纳米比亚的火葬场时好时坏，有时还需要租车将尸体拉到南非。

“没事的。”讲故事的看见我脸上逐渐浮现起来的惊讶，反而转过来安慰。这令人感到愧疚，明明我才是那个被世界保护得很好的人。不过我也很快收起了情绪，学会了通用的安慰方式：“这里还是比南非好。”

南非，这个在纳米比亚语境下的他者，更加危险混乱，有更多的枪支，劫匪，突然死去的中国人和随后华侨自动组织发起的民间捐款。衬托之下，半个非洲都安宁祥和了起来。

更常发生和被讲起的，是不涉及生命安全的偷窃和那些被成功化解的小事，比如在加油站停车时忽然被陌生人猛拉车门，或是丢垃圾的路上被两个人围住抢钱但成功脱逃。

朋友们相聚，围在一桌，短暂的沉默后，一句“诶，我前两天扔垃圾的时候又被人跟上了”，能迅速让气氛继续活跃起来。

不仅是中国居民，很多当地人也将中国城看成相对危险的区域。有一天收银的时候，有当地人进来，和站在柜台后的我聊天。

他讲了很多细节，什么他住在哪里，妈妈是做什么的，朋友是做什么的，他多久来一次中国城，我没什么其他事做，就站在那里听了很久。

等他走后，Mathew提醒我，要小心这些平白无故和你说话的人，他们可能通过聊天让你放松警惕，明天可能再来店铺，在和你聊天的工夫抢走你的东西，前几天街对面的那家小店的店员，就是因为放松警惕，才被抢了手机。

晚上，我跟着大文去中国城进货，再把货送到市中心的店里。

由于担心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背过身去锁门时可能会被路过的流浪汉抢劫，他在离开店铺的时候总是很小心：先将店铺的灯关上，稍等一会儿，再轻轻掀开玻璃门后帘子的一角，确认外面没人后迅速走出店铺，锁上三把锁，上车，开回中国城。

我站在门边看着他掀开帘子，月光照亮了他警觉地向外环视的眼睛，夜晚太安静了，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在放缓。

“走！”他说。

我们窜出店铺，像两个不知道偷了什么东西的贼。

即使足够谨慎，大文的店铺还是在一个年轻店主们集体出门打球的晚上被撬开。

第二天，我们站在监控器显示屏前看前一晚的录像，两个全身像是罩了一层防护服的白色影子在九点半左右撬进店里，他们拿走了收银机和放在后面的零钱盒。这时一个人指了指摄像头，另一个人走了过来，一秒钟后，信号断了。

损失不大，小偷甚至贴心地将零钱盒中的护照翻出来扔在了店铺的地板上。也没有偷走小贩寄存在大文店铺中的破旧背包。店铺在第二天下午照常营业，换了一台新收银机，门口又添了一把锁。

制度的腐败也带来了不安全感，就像在中国城遇见的抢劫和偷窃，告诉警察也永远不会有结果一样；海关在查验货品后常常将每个箱子中货品都拿走一个；路边执勤的交警招手拦车可能只是为了一瓶可乐。

年轻人们晚上去市中心吃饭，回来的路上远远地看见警察，大家大叫着警察警察，然后选择左转绕路回家。没人清楚为什么绕路，只是觉得先绕走总是没错。

恐惧被习得，警惕成为日常。在这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磨损下，似乎中国店主和当地员工都习惯了人们会消失不见。曾有之前一起开店的店主来店里聊天，和员工David聊起之前在中国城管理员：“Die了吗？”

“Die了啊，check lady too much.”

他们笑了一会儿，又停下沉默了一会儿，借着又提起另一个常来进货的小贩，说她原来力气很大，生意很好，每次都扛着一个很大的编织袋来进货。

他们再次笑了起来，并用当地话讲，这个人原来有很大的屁股。但后来她逐渐消瘦，没了力气，渐渐地就不来了。

“Finish了啊。”David说，“Maybe die 了。”他补充。

在David掌握的为数不多的英文词汇量里，这个小贩的生命像是每天早上需要被补充的货物，在某一天，finish了。

被卡住的淘金梦

在大文的店铺里，我拿起货架上一块格格不入、像是土豆一样的石头，问他：“石头摆在货架上做什么？”他说：“别动，有用。”

这解释让我觉得这块石头确有妙用。毕竟在这里，仿佛任何一件物品都有一份兼职生活，比如布艺收纳盒改进的钱箱和充当板凳的货物压缩包。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可以被随时丢弃的东西，更是承担了生活的重担。

在调研初期，我沿着自己最开始的预设，以临时性作为切入点，并想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去展示中国店主们对临时性生活的态度。

但几乎不用寻找，在他们的生活中，带有“临时性”色彩的细节遍处可寻——尽管大多数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

小到日常用品，大到居住装潢。从罐头瓶代替的水杯、底部坏了也还在用的电磁炉，到极尽节俭、少有装饰的家具。

如果有新的亲戚来常住，店主们就自己动手，用薄木板在厨房或者仓库隔出一个房间，打通的门则用布帘代替。

这些临时性的生活物品，让他们的当下也带上了临时性的色彩：在这里的生活，是不值得加大投入的、可以被忍受和丢弃的。

如果说当下是历史和未来共同的投射，那么在2019年的中国城，历史似乎留下了更清晰的影子。商铺老板们很少提及2000年前后来到纳米比亚时缺水缺电的辛苦经营，却更愿意讲述2010年前后在纳米比亚北部的经商故事。

几乎所有人，在描述那段时间的生意时，都一下子来了精神：眼睛睁大，语调抬高，伸出手比比划划——那是每个普通人都向往得到的财富。

在他们的描述中，邻国的商贩们带着美元前来进货。说是进货，不如说是将所有货物都买走。最夸张的时，商贩们不等看清刚运来的压缩包中装的是哪些货品，就先跑过去在压缩包上写下他们的名字。

“现在生意和当时没法比。”李叔说，“现在一年只能卖2个集装箱，还干卖卖不完；当时一年能来多少个？多少个你猜？35个！35个啊！”他撇了一下嘴，眼睛睁大，头向前探，像是怕我不相信。

他们没有骗我。2002年，纳米比亚的邻国安哥拉结束内战，百废待兴，国家长期缺少日用物资，急需从外国进口。

来自安哥拉商人们一路南下，发现了温德和克的中国城，他们犹如顶起巨大包裹的蚂蚁，希望能带走中国城的全部货物，由此带来了近十年的财富神话。

二十多年前，来自中国的阿里巴巴们跨越了半个地球看见了装有财富的山洞，带着亲友向着仅有一万原住民的边界小镇奧希坎戈（Oshikango）喊出芝麻开门，由此渐渐搭起一座城市，吸收着整个国家对小商品的需求。高峰时期，在当地经商的华人有四千余人。

随着安哥拉战后逐渐稳定，商人进行跨国贸易的需求减少。一些中国商户到安哥拉继续追逐商机，另一些离开非洲。

现在的奧希坎戈已经荒凉许多，人数不足高峰时期的十分之一。只剩曾经被在沙漠中建起，又渐渐荒凉的城市，还立在边界上。

纳米比亚首都的中国城，受到连带的影响，生意也不如从前。月中的午后，偶尔风沙扬起，好像客人们也被大风吹走了，有店主干脆将卷帘防盗门拉下一半，跑去其他店铺里聊天。

十年前那些营业至夜晚，还要限制进店人数才能忙得过来的场景，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回忆中。对生意兴隆时的回忆，就像是对危险遭遇的讲述一样，是另一份正在持续的集体记忆。

2019年的中国城，离快速赚钱的愿望更远，但离生活也近了些。与北部最开始没水没电的铁皮屋店铺相比，现在店主们的住宿环境已经好了很多。“当下”的生活似乎离一些人，特别是年轻的店主们更近了。

平时的娱乐活动多起来了，男生们会聚在一起打篮球，红球衣上，除了他们最喜欢球员的编号，还印着“中国城”三个字。

如果有人过生日，亲戚朋友们会被邀请到院子里来吃烤肉。孩子们在烤肉的烟中尖叫着穿来穿去——他们中很多出生在纳米比亚，在当地的国际学校上学，也会在放学回家后找老师练习乐器、补习外语和奥数。

随着当下生活的延展，关于回到中国的未来变得模糊不清了，它会被用确定的语气说出来，同时却又漂浮在空中。

在中国城，常见的回国驱动有几个：比如年龄渐长希望退休，比如想让孩子接受国内教育，比如国内家人需要，也有不少是因为意外回国，比如一次生病，比如一次抢劫。

在中国商人的心中，国内有更便利的生活、更好的医疗、教育和治安，但同时也有快速发展的社会和对无处容身的担忧。

大部分人确实在等待回国，但当下的生活因为与预期相比收入在减少，加之不确定的影响，对未来的想象难成为照亮前路的灯。

于是也有一小部分人转而投向当下的生活。他们将全家人接到纳米比亚，开始在纳米比亚“过日子”。

“再干几年就回去”“等我回去就退休，享受生活！”是一个悬在那里的承诺，把很多人的生活也挂在那里。

随着对中国城社区的了解逐渐深入，我意识到，在纳米比亚的现实生活确实是关于未来的部分投射，因此我可以在生活中看见临时性的物品，听到关于未来的期待，看见人们自愿地吃苦，压缩当前的需求。

工作，积蓄，咬牙，坚持。我也有类似的经历，能更轻易理解这套思维方式，也能在生活中轻松找到印证。

但对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忽视，是我，当时还在学校中被保护的很好的我，坐在图书馆中意识不到的。

在还没有逐渐习得对当地环境的恐惧之前，即使身在非洲，我对周围环境依旧保持着浪漫化的想象：大文观察周边环境的时候，我会注意到帘子掀开一角时落进来的月光；车沿着起起伏伏的马路行至高处，我喜欢看市中心星星点点的灯；我总说这夜景安静，像是圣诞节时候被朴素装扮的圣诞树。

这些由于无知而滥情的比喻，总被“老非洲”们嗤之以鼻：“你猜猜在我们这说话的功夫，有多少人家的房门被撬开？”

真正在这里生活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对这个移民团体来说，现实生活是不确定的。当不确定性汹涌而来时，人们也会逐渐丧失对当前或未来生活的想象力。

这不是“失去希望”，而是“无法想象”的未来。这里的生命不再是规划河道的运河，而是一次茫茫大海中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