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赀捐官卖国求荣——王克敏的可耻一生

公众号新闻

2024-05-13 11:05

全文共6692字 | 阅读需13分钟

王克敏考中举人的时候，离清朝废除科举制度还有两年。

那年是1903年，27岁的杭州人王克敏好歹也算是中了回举，却面临一个无官可当的局面。最终他四处托人疏通，算是谋得了一个候补道员，但没多久，就被清政府派到了日本做参赞。

说是参赞，但王克敏在日本的主要职责，是监督那些留日的大清学生。这个活王克敏干了四年后就回国了，虽然没什么成绩，但好歹也算是一个有“外事经验”的干部，回国后在清廷的外务部谋得了一份差事，后来又去做了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幕僚。

按理说，王克敏的政治生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就应该结束了——到处投靠的他既没有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热血，也没有相应的能力。事实上他也确实离开了中国，去法国游历了。

但恰恰是在法国，王克敏出于各种机缘巧合，认识了一批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算是混进了金融圈，以至于回国后凭借这份“镀金”的履历，进入了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部，不久后还担任了东方汇理银行的中方总经理。

虽然中方总经理并没有什么实权，但这个抬头还是给王克敏带来了不小的帮助，再加上他长袖善舞，一路钻营，居然在1917年出任了北洋政府的财务总长。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乱世，城头变幻大王旗，但乱世中的王克敏似乎真的有一套本领：他先后担任过中法实业银行总裁、天津保商银行总理、中国银行总裁、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等各类职务。即便是北洋政府被北伐军打得崩盘之后，他还能迅速投靠张作霖一系，1931年，他在北平做到了财政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委员长是张学良。

年轻时的王克敏

真正的变局，出现在1937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全民侵华。在轻易拿下北平和天津之后，日本人已经开始谋划在华北建立一个可以操控的伪政府，用来维持所谓的“和平统治”。

那一年，王克敏已经61岁了。

如果他这时候选择安心隐退，那么今后历史上提到他，可能会给一个“民国金融专家”之类的头衔，痕迹不会太多，但也算能留下一笔。

但他觉得自己“尚能饭”，而且不仅要吃饭，还要吃好饭，要做一番所谓的“事业”。

而他之所以忽然雄心壮志，是因为日本人来找他了。

找到王克敏的日本人，叫喜多诚一。

喜多诚一的身份是当时的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军衔少将——他还有一个身份：北平特务机关长。

1936年，喜多诚一（右一）与蒋介石在一起。喜多诚一后来官拜日本陆军大将，所部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击溃，1947年死于野战医院。

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人已经在北平扶植了以原北洋政府代总理江朝宗为主席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在天津扶植了也代理过总理职务的直系军阀高凌蔚为首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

但这只是两个暂时性的“维持会”，日本人谋求的是在华北建立一个正式的、统一的伪政权，并且找一个能够“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政治人物来出任首脑。

当时进入喜多诚一视线的候选人有三个人：靳云鹏，吴佩孚，还有曹汝霖。

靳云鹏是当年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出任过国务院总理和陆军总长，有一定的声望。但面对日本人的邀请，靳云鹏表示自己已经“一心向佛”，无心问政，婉言谢绝了。

靳云鹏。事实上，他晚年还是热心于政治的，曾提出以承认伪满洲国为代价，换日军撤出华北。

同为落魄政治人物，吴佩孚的声望要高于靳云鹏，毕竟曾是首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中国人，也曾是中国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但吴佩孚还是珍惜自己的羽毛，对日本人的邀请推辞不就。

曹汝霖因在“五四运动”中成为著名“卖国贼”而闻名，但面对日本人的邀请和诱惑，他还是知道要保持晚节，也没有答应。

兜来兜去，喜多诚一只能“矮子里拔长子”，找到了王克敏。

不过日本人其实心里很清楚：论政治声望，只在财政领域担任过一些职务的王克敏其实是不够格的，但在实在找不出人选的情况下，找王克敏做一些具体的实际操作工作，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不出意料，当时已在香港闲居的王克敏“久旱逢甘露”，没有丝毫推辞，一口答应。

久经江湖的王克敏其实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他回到北平后东奔西走，很快就纠集到了一批“闻味而来”的所谓“政治要人”：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

在北平饭店，王克敏带着这批人热火朝天地开始设计“新政府”的架构。按照他们的设想，新成立的“政府”煞有介事地要“三权分立”，以行政、议政和司法三个委员会分别掌管中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职权，并设多个部门和直属机构。

王克敏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即将陷入崩溃，此时推出一个伪政权，恰好能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于是，日本人催促王克敏等人立刻提前成立伪政权。

12月14日，王克敏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所谓的“临时政府”成立，宣布以民国初年的五色旗帜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继承“中华民国”年号，定北平为首都。

在宣布新政府成立当天，王克敏还对外发表宣言和施政方针：

“树立临时政府，旨在恢复民主国家，煎涤污秽党治，同时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德，辑睦世界友邦，开发产业，使民生向上，厘定权责，使中外相安。”

但其实王克敏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那些所谓的“三权分立”机构，是一点用都没的——所有的行政和经济实权，统统捏在日本人手里。

王克敏出任伪职，应该想到过自己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但他可能没想到过，代价中可能包括自己的生命。

就在王克敏宣布组建伪政权后不久，震怒的蒋介石就给戴笠下了命令：

这种人，必须“制裁”！

领命后的戴笠把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陈恭澍一开始试图策反王克敏的警卫队长，但警卫队长胆小，不敢参与。在戴笠的频频催促下，陈恭澍决定直接开干：当街击杀王克敏。

戴笠（右）和蒋介石

根据陈恭澍得到的确切情报，王克敏每周二下午2点左右，都会去北平的煤渣胡同与喜多诚一会面。在侦查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之后，陈恭澍特地调了几个职业杀手，准备伏击王克敏。

1938年3月28日下午2点左右，王克敏的轿车和他的警备轿车果然一前一后出现在了煤渣胡同口，陈恭澍一声令下，几个装扮成小贩的杀手立刻从怀中掏出手枪开始射击王克敏的专车。与此同时，王克敏的警卫也开枪还击。

在一阵激烈的枪战后，陈恭澍看到王克敏的座车已经满是枪眼，由于怕日本军警赶到，于是下令撤退。

但事后证明，王克敏那天坐的车后排还有一个叫山本荣治的日本顾问，王克敏那天是请他一起去向喜多诚一汇报工作的。陈恭澍特务组的子弹都打在了山本荣治的身上，山本荣治当场毙命，而王克敏却毫发无伤。

经此阵仗的王克敏被吓得不轻，除了加强自己的保卫工作之外，开始变得非必要不外出。

但“缩”了一段时间后，王克敏还是不得不频繁抛头露面。

因为他发现，即便是吃“汉奸”这碗饭，他也吃得不“踏实”——盯着碗里东西的人，远不止他一个。

所以哪怕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王克敏也要在“汉奸圈”开始玩“权力的游戏”。

王克敏首先要对付的一个竞争者，叫梁鸿志。

梁鸿志是福建人，号称自幼熟读经书，以“东坡”自居，曾做过北洋政府的秘书长。

日军攻陷南京后，在南京也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而选中的首脑，就是梁鸿志。

按理说，日本人在华北已经有了一个伪政权，为何还要在南京再炮制一个？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华北以王克敏为首的所谓“临时政府”，背后的后台是日本陆军省，而南京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持政府”，背后支持的势力是日本海军省。

日本侵略中国的军队最初以中国驻屯军为主（后改为华北方面军），下辖八个师团，以华北为基地，向南辐射华中和华南。而日本在1938年2月成立了华中派遣军，以南京为基地，下辖六个师团，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侵华日军分为一北一南两个基地，背后的汉奸政权其实也跟着分为了一北一南——王克敏领衔的“北政府”和梁鸿志的“南政府”。

按照王克敏的想法，哪怕是汉奸政府，也应该是统一集权，断无分南北之理，而一旦“统一”，自己自然应该是最高的“领袖”。为此，他专门给日本方面打了一个报告，建议北平和南京的两个伪政权“合二为一”，把总部设在北平。

但控制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却显然不乐意，因为那意味着自己“辛苦”打下的成果将付之东流，听从华北方面军的调遣。而作为华中方面军扶植起来的梁鸿志伪政府，自然也不愿意自己受制于王克敏的伪政权。

图中握手的两人为梁鸿志（左）和王克敏（右）

为此，王克敏在1938年4月下旬专门飞了一次日本，面见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要统一在中国的“伪政权”，但后者对这个提议不置可否。

既然日本的主子也不下明确指令，那么在中国的汉奸自然也乐得各自割据。王克敏专门把梁鸿志约到大连商谈，但梁鸿志的态度也很冷淡，可能是为了给王克敏面子，只是提出了一个“分治合作”的方案，建议设立一个过渡机构，双方各派人选，共同为未来“统一”做准备。

手中并无实权的王克敏也只能接受这个建议。1938年9月，北平的“临时政府”和南京的“维持政府”在北平达成了表面上的“和解”——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南北双方各派出三人作为委员参加。

而这一系列的举措，都要报日本方面批准。

在新的“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架构中，王克敏担任的是“主任委员”，表面上似乎是拿到了最高的权力，但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是一块牌子，两套班子——原先的南北两个伪政权各自独立，谁也不听命谁。

事实上，两个伪政府都没有实际上的任何权力，王克敏和梁鸿志都是在台前被日本人牵线的木偶，负责给日本一系列掠夺中国资源的政策和举措签字盖章罢了。

但即便如此，王克敏还是满足于所谓的“中国最高统治者”这一虚假形象的，只是在暂时稳住了梁鸿志之后，他很快发现，新的“争宠”对手又浮出水面。

这一次，对手的能量级远超梁鸿志。

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敌。

半年之后，汪精卫就在驻北平日军山杉元司令部见到了王克敏——一个汉奸新人，一个汉奸前辈，两人进行了第一次会晤。

王克敏对此时自己的处境其实很清楚：论声望和实力，自己都远不如汪精卫，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只能借“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的资历来压住汪精卫。

在这次会晤中，王克敏表面客气，但明确指出：第一，接下来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在北平举行；第二，不讨论新政府的名称和国旗等事务；第三，自己愿意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但不接受担任委员。

他对汪精卫说：

“我年近七十，已是风烛残年，身体也不太好，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之前准备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我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

汪精卫其实很清楚王克敏要传达的意图：老子在华北建立的“政府”是独立的，不会接受你的领导。

由于刚刚踏入汉奸界，方方面面的经验还不是很足，汪精卫选择装傻，对王克敏提出的要求并没有明确答复。

见到新人不买前辈的账，王克敏之后很快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自己并不支持汪精卫。

三个月后，在土肥原贤二的牵线策划下，王克敏与汪精卫在南京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一回，又拉上了梁鸿志。

汪精卫（右一）和王克敏（右二）、梁鸿志（左二）在一起

在这次会谈之初，王克敏就试图给汪精卫“洗脑”，告诉他就自己所知，日本人很快就会把溥仪接回北平，还准备扶植吴佩孚出山（吴在三个月后就离世了）。言下之意是：

你不要觉得你汪精卫有什么了不起，日本人手里可以替代你的筹码太多了。

在威吓之余，王克敏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汪精卫：

“时至今日，我王克敏只不过是皮，汪先生你倒是毛。你总该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吧？

……

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

但此时的汪精卫完全清楚，自己其实更被日本人所倚重，所以已经不再把王克敏作为竞争对手，只是出于“大局”才对他保持必要的尊敬。

很快，事实证明了一切：日本国内由阿部信行上台组阁，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建立由汪精卫领导的所谓“中央政府”。

王克敏立刻显示出了游刃有余的“善变”本色，在1939年9月21日，联合梁鸿志以“临时政府”和“维持政府”的名义发表公开声明，坚决支持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审时度势”，一直被王克敏认为是自己的优点。

但是，他对权力的渴望欲火，是不会就此熄灭的。

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了一场所谓的“还都仪式”。

在这场仪式之后，以汪精卫为首，伪“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由汪精卫任代主席（遥尊在重庆的林森为主席）兼行政院长。

汉奸政权实施了名义上的“统一”，王克敏原先在华北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自降一级，成为了“华北政务委员会”。但与梁鸿志被取消的南京“维新政府”不同，“华北政务委员会”却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可以独立处理华北的政务。

在这套“政务委员会”的班子里，王克敏任委员长，他的那批大小跟班如董康、王揖唐、齐燮元等都出任了常务委员或委员，只是把原先的所谓“总长”之类的名字换成了“督办”而已。

尽管奉汪精卫在南京的伪政权为“中央政府”，但王克敏其实在华北打造的是自己的“小朝廷”，对汪精卫的政令总是阳奉阴违。在王克敏眼里，自己比汪精卫要早做汉奸，是“学长”，是“前辈”——做汉奸也是有一条“鄙视链”的。

有一次在和汪精卫会晤之后，王克敏还专门悄悄和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说：

“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的事情呀。”

说完，王克敏还痛骂汪精卫是个大汉奸——贼喊捉贼的本事，王克敏一直很擅长。

但王克敏也是低估了汪精卫做汉奸的决心和能力。

在坐上中国汉奸的头把交椅之后，汪精卫终于决定不再忍受王克敏的“前辈羞辱”，在一次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公开让王克敏坐到了第三顺位的位置，把一直与王克敏明争暗斗的梁鸿志排到了第二位。

从左到右：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

愤怒的王克敏当场就拂袖而去，但同样只能仰仗日本主人脸色的他很快又坐了回来。在那次大会上，汪精卫收回了各地方政府负责人的任命权，这也等于是剥夺了王克敏在华北的实权。

气愤但又无可奈何的王克敏决定以退为进，以年事已高为名，向汪精卫请辞。

原以为华北那摊子事儿离不开自己的王克敏，并没有想到汪精卫只是稍作姿态挽留一下，就立刻批准了，随即就让王克敏原来的跟班王揖唐取代了他的位置。

脸上无光的王克敏又无法发作，只能把他毕生搜集来的各种古玩字画、金银财宝装了80个大箱子，带着妻妾老小去青岛做了寓公。

但王克敏的汉奸生涯还真是“欲罢不能”。

1943年7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在华北、华南和华中向日伪军发动了普遍反攻，已经受困于僵持阶段的日军大为头疼。

67岁的王克敏被日本方面从青岛接回北平，再次登场主持华北“大局”。

而此时，王克敏的“争权”对手已经从汪精卫转为了自己一手带出来的亲信王荫泰——后者严重威胁到了王克敏的“权力”。为此，王克敏开始联络昔日的“对手”汪精卫，希望双方联手压制住王荫泰。

此时，明眼人都已看出侵华日军溃败只是个时间问题，就连“一朝为奸”的周佛海也看不下去了，他后来回忆感叹说：

“始荫泰联克敏以抑汪，现克敏以联汪抑荫泰。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然而，即便此时王克敏依然有旺盛的“斗志”，但他那副长年被吃喝嫖赌和吸食鸦片拖垮的躯壳已无法支持他继续战斗。

1945年2月8日，69岁的王克敏宣布辞去一切职务，他的竞争对手王荫泰顺利接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辞职就能换取一身轻松吗？

王克敏未免也想得太美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对陈公博等77人的通缉令，王克敏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上面。

12月5日，在家中忐忑不安的王克敏接到了一份让他心惊肉跳的请柬——戴笠发来的请柬。

请柬上说，请他在第二天去北平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的汪时璟家中赴宴。

汪时璟在抗战期间也出任伪职，掌控华北财政大权。抗战结束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病死在监狱。

王克敏打听了一下，接到请柬的几十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都是汉奸。

明知赴宴凶多吉少，但已无路可退，王克敏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当走进军警戒备森严的大院时，王克敏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戴笠当着大家面拿出了一份名单宣布：

“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做任何主张。”

王克敏随即和其他人一样，被关进了北城炮局胡同陆军监狱。

入狱后没多久，就在西方圣诞节的这一天，王克敏就死了。

关于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他畏罪服毒自杀，另一种，说他是病死的——总而言之，很快就死了。

他的尸体被女儿和女婿接了出去，找了个不知名的地方，埋葬了。

当时的《申报》还专门发了一则消息，提到：

“……王克敏悄悄地病死在北城炮局胡同陆军监狱了。本来他就有病，加上被捕时的惊怖，和入狱后的过大烟瘾，就一命呜呼了。……”

当时《申报》用的标题是：

《王克敏死得便宜》。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汉奸王克敏的人生沉浮录》（宋凤英，《钟山风雨》，2006年04期）

2、《王克敏案——民国刺杀案系列之十五》（巍子，《人民公安》，2015年06期）

3、《1938：军统密刺汉奸王克敏》（杨飞，《湖北档案》，2010年06期）

4、《汉奸王克敏的遇刺与被捕》（杨飞，《钟山风雨》，2010年031期）

5、《王克敏与汪精卫的明争暗斗》（杨飞，薛文娟，《文是春秋》，2010年04期）

6、《浪荡汉奸王克敏》（田夫，《民国春秋》，1998年01期）

7、《纳赀捐官，卖国求荣——王克敏可耻的一生》（文庠，《江苏政协》1997年08期）

8、《汉奸王克敏生平纪析》（王春南，《学海》，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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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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