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纪行：博物馆、石窟寺与华丽的黑暗时代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北响堂大佛洞主尊佛像侧影
一、华丽的黑暗时代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悖谬的时代，礼崩乐坏、烽火连天的乱世，伴随着思想的沸腾和艺术的绽放。政治上的纷乱，难掩哲学、诗歌、书法、绘画、建筑上的璀璨光芒，所以日本历史学家川胜义雄将这三百多年的大分裂时期称为“华丽的黑暗时代”。
两汉四百年，秦汉文明盛极而衰，三国耗尽了最后一口英雄气。这不仅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瓦解，也意味着古典秩序的终结。政治分裂、外族入侵，留下满地的难民与伤兵。华夏文明匍匐在历史的岔路口，一副行将就木的衰亡之象，却又奇迹般地苟延残喘了三个多世纪。
胡人血统与印度佛教如两剂强心剂，激活了一个衰朽的文明。如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其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著名论文《中国文化的两周》中所言：“第二周，由西元383年（淝水之战）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
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邯郸，正处于这出悖谬历史剧的舞台中央。从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大汉丞相曹操自封为魏公，定魏国之都于邺城（今邯郸南部的临漳县），到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另一个大丞相、隋国公杨坚焚毁邺城，两代霸主之间，此地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古都，见证了历史的残酷与苍凉，也目睹了光彩夺目的文明之光。千年后，我们来到这里，昭昭日月曾照彼时风华，华北平原的风也抚过今人的头顶。
二、南北响堂山石窟
响堂山石窟号称“中国第五大石窟”（名列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之后，当然，若算上克孜尔，恐怕也排不到前五），亦与云冈、龙门并称中国三大皇家石窟。中国人多少是有些排位癖和收集癖的，十大也好，五大也好，三大也好，去了其余几个，漏掉某一个，便觉不完满。所以，没去过响堂山，很难自称是石窟爱好者。
响堂山石窟开凿于北齐，隋唐宋明各代均有续凿。因石窟群在山腰，人们谈笑、拂袖、走动均能发出铿锵的回声，故名响堂。其得名颇有魏晋遗风，与云冈、龙门之名一般，充满了浪漫写意，让人联想到李贺奇诡的诗句：“弹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鸾尾，夜扫南山云。”
据史书记载，东魏的大丞相（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与其说是帝王的历史，不如说是大丞相、大将军的历史，史称霸府政治）、北齐的奠基者高欢被潜葬于北响堂，所以响堂亦为帝陵。所谓潜葬，也就是造若干假墓，将真墓隐匿，这种墓葬方式盛行于盗墓猖獗的魏晋南北朝，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曹操的“七十二疑冢”传说。曹操生前设立摸金校尉，专司盗墓取财，贴补军用，死后却怕他人步其后尘，在遗书中要求“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并故布疑阵。2009年，曹操墓还是在河南安阳被挖了出来，且此前墓穴曾多次被盗，有种“年少时打出的子弹正中眉心”的荒诞幽默。
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响堂山石窟居于云冈与龙门之间，上承北魏“秀骨清像”、下启唐代丰圆适中的造像风格，形体雕工简洁流畅，神情静谧端详。其造像吸收并融合了新一轮传入的印度笈多造像技法，并据此创造出“曹衣出水”薄衣贴体的新样式，通俗说，这种样式就像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衣纹缠绕身体，曲线玲珑毕现，与南朝士大夫趣味的“褒衣博带”飘逸潇洒之姿形成对比。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说：“南北响堂山北齐石窟为当时石窟中受印度影响最重者。”
响堂现存石窟分布于三处，分别为北响堂8窟、南响堂7窟及小响堂（即水浴寺石窟）2窟，共计造像4000余尊，并有北齐石刻佛经。北响堂山脚有常乐寺遗址以及宋塔，及金代的三世佛等残像。北响堂距邯郸市区约一小时车程，南北响堂之间有二十分钟车程，小响堂目前不对外开放。
响堂山石窟最惊艳绝伦的作品莫过于北响堂的大佛洞。随五一旅游的人潮排队良久，在进入洞窟的一刹那，感觉如同《华严经》所言 “譬如一灯，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尽”，扑面而来的火焰背光与庄严宝相让人不由得呼吸一窒。佛祖结跏趺坐于高处，既看北朝人，也看着你，当你与那低垂的眉目相对，一千五百年的时光汹涌而过，敷金彩绘剥落，纹饰壁画漫漶，木构廊庑朽烂，露出佛像寂然欢喜的本来面目。战争、法难、盗凿，历史的骚响渐不可闻，尔曹身与名俱灭的千年，不过是佛祖拈花一笑的瞬间。
第二精彩的大概是南响堂千佛洞穹顶的八身飞天，乃南响堂镇窟之宝。其中两身凌空飞舞，两身天女散花，另外四身分别演奏笛、阮、笙、箜，以舞姿、音乐、鲜花供养诸佛，褒衣博带尽显神采飘逸之姿。飞天以香为食，不近酒肉，穹顶亦有从前的烟熏之迹。凡人仰观良久，恍恍惚惚，神游于天人之际。南北响堂其余各窟的造像、佛龛、檐柱、浮雕、壁画、神兽等，多有精妙幽微之处，须亲临感受。
对于华夏这样一个富于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民族而言，我们追寻永恒的方式，往往是和历史结盟，古人反复吟哦“勋业振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即便想象和追求“无限”，大概也就是“海外有仙山”“结发受长生”。日本禅宗研究者铃木大拙说：“中国人是伟大的记录者”，他们“仔细观察时间的行进，记录下时光留下的痕迹”。
而印度佛教给务实的古典中国人带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体系。佛教用以形容时间之无限的词汇，如恒河沙、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大数，都是10的几十乃至上百次方。相形之下，“千岁忧”“万古愁”，不过弹指间。这些巨大的计时单位在世俗经验世界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因而在本质上，古印度人与印度佛教的观念是非时间性的。在非时间、非历史的无涯的荒野里，世界、宇宙、社会的秩序是永恒的，而人们则困于一个永恒回转的再生之轮中。同时，佛教又有“刹那”这样极小的时间单位，一刹那之事足以决定命运，超脱永恒轮回的机缘也潜藏其中。
较之简牍与纸张，石头顽然不动，似乎更具永恒感。以须臾之身，独对永恒之石，赏石者将这种感觉形容为“千秋如对”。石窟造像试图描摹的，正是佛教理想化的、超越时间的永恒之美。在一个秩序崩溃、生灵涂炭的时代，统治者一方面试图利用佛教关于忍受痛苦、自我牺牲的教义，麻痹民众、维系统治；另一方面，即便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统治者，也时常感到命运之无常与自身之渺小，渴望通过石刻造像窃取佛陀的永恒，完成自身的救赎。
因此，佛教与石窟造像艺术在动荡的南北朝时期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在北齐更是达致走火入魔的境地。北齐人口2000万，寺院却有三四万所，僧尼达两三百万众，仅邺城一地，就建立了4000余座寺院，其中43所是皇家寺院，其时开凿的石窟遍布今山河四省。北齐的对手北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佛教掌握庞大的人口和财产，对政权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拖累和威胁。于是，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宇文邕在下令毁佛，这一事件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发起的灭佛运动并称“三武一宗灭佛”，从佛教徒的视角看，则是历史上的四场“法难”。
周武帝灭佛，是否由此增强了北周政权的政治、军事和财政控制力，从而助力于灭齐大业？这个问题需要历史学家的解答。但原本国力更加强盛的北齐急剧腐化，与帝王的荒淫残暴脱不开关系。虔信佛教、开窟造像的北齐皇室，却是个疯魔家族。在短短28年的统治时间里，几任帝王不断上演纵欲、乱伦、酗酒、滥杀、内斗的荒唐戏码，以至于有人认为高氏家族患有遗传性精神病，高齐王朝也因此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禽兽王朝”。加之高欢遗留下来的胡汉矛盾和贪腐问题，以及后主高纬诱杀大将斛律光，赐死兰陵王高长恭，自毁长城的北齐王朝迅速衰弱，一头扎向毁灭，印证了“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的西谚。
让我们说回响堂山。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在原北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响堂山石窟遭到第一次严重破坏。此后一千多年的动荡和战乱对石窟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真正的浩劫发生在近代。同样黑暗动荡的清末民初，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外国文化大盗对包括莫高窟、天龙山、龙门在内的中国石窟寺进行有组织、大规模的劫掠。而以卢芹斋为首的中国文物贩子，走私、出卖包括响堂山在内的石窟艺术品，将一批又一批的文物运往法国，销往欧美。从此，这些艺术瑰宝辗转于国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响堂山石窟毁坏严重，大多数雕像被砍去了头颅，小型雕像与浮雕被整块切割盗取。响堂山石窟研究院正借助数字修复技术对流失海外的造像进行原位比对和数字化复原，使流散百年的石窟造像实现“身首合璧”。3D打印与全息投影，太符合佛经对幻相的描述。就佛家而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从历代先祖那里继承了无可救药的历史感，所以我们依然耿耿于怀，终究没有“扫一切相，破一切执”的洒脱与超越。
在常乐寺金代三世佛殿遗址，所有的佛像的头部都已佚失流散，是一场字面意义上的“灭顶之灾”，而其沉静的身躯不动如山，从容接受近千年后的日晒雨淋、礼拜观瞻。佛祖可以超脱轮回之外，但佛像却困于时间之劫，拟仿永恒的石雕也逃不过历史车轮的碾压。中国人的历史感与忧患意识，此刻在与永恒的拔河之中占据了上风。
三、邯郸市博物馆、邺城考古博物馆、北朝考古博物馆
邯郸市博物馆文创店的网红打卡墙“邯郸，一座等了您三千年的城”，大概也是这座城市的旅游宣传标语。邯郸拥有3100年的建城史，战国时作为赵国都城达158年，这是一座适合身着战国袍、拍“宿命感”大片的城市。邯郸三千年未改名，留下无数美丽或奇异的传说，也将自己变成了“成语之都”。在这片古老而温润的土地上，连“邯郸学步”这样带着讥讽意味的成语，经过悠长岁月的浸染，也只会让人感受到先民的质朴、幽默与浪漫。
邯郸市博物馆没有辜负历史的丰厚馈赠，从石器时代开始，贯穿整部中国史，每个时代都有可书之掌故、可展之瑰宝，拥有许多南方城市博物馆难以望其项背的连续性，而其馆藏之丰富、布展之用心，甚至超过我们曾经去过的一些省博。
馆内有“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邯郸古代石刻艺术陈列”“方圆世界——中国历代钱币陈列”“磁州窑瓷器陈列”四个常设陈列，其中基础陈列与石刻陈列尤为光彩夺目。馆藏珍品有战国的青铜马、蟠螭纹马首耳大铜鉴、透雕夔龙纹金牌饰、鎏金龙虎嵌玉龙剑首，汉代的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刻度天禄架熨斗，以及从北朝至宋代的石刻造像等，每一件展品都折叠收藏起一段时光，而我们立于历史长河的尽头，咀嚼展签上的说明，念出今人给古物起的冗长名字，那种感觉如同念出不解其意的佛咒，又仿佛从昆虫琥珀中小心提取上古生物的基因密码。
而邯郸更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县级博物馆。位于临漳县的邺城考古博物馆和位于磁县的北朝考古博物馆，与邯郸市区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需驾车前往，对于博物馆和文物爱好者而言，是邯郸旅行不容错过的两地。另有大名县石刻博物馆、峰峰磁州窑历史博物馆，或可一览。
近年来，新建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形成一股热潮，今年最火的博物馆莫过于河南安阳殷墟新馆。此前几年，国内还密集新开了三星堆新馆、石峁馆、海昏侯馆、二里头新馆、良渚新馆等一批考古遗址博物馆。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历史情境，结合了考古场景和自然背景，重现历史现场，拉近了观众与历史之间的距离。”
虽然邺城考古博物馆和北朝考古博物馆不是典型的遗址博物馆，但与当地的考古成果密切相关。
邺城考古博物馆小而精致，是国内首座佛造像专题博物馆，堪称佛造像爱好者的天堂。其陈列主体为2012年北吴庄佛造像埋藏坑出土文物，另有邺城考古队40余年的考古成果，部分馆藏精品曾在2019年赴国家博物馆举办建国70年特展。
北吴庄一坑出土文物2985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造像跨越北朝和隋唐，且纪年明确，时代衔接，完整展现了“秀骨清像”“曹衣出水”“褒衣博带”等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并出现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龙树背屏”造像样式。镇馆之宝北齐白石四面造像覆钵塔，在入口厅独享环形展柜，接受观众360度的观瞻、膜拜与惊叹，邯郸市博物馆也专门为它做了放大版的复制品，以展现其巧夺天工的雕凿技艺。
难以想象当年的考古队员掘开流沙层、看到堆积如山的佛造像时怀揣着怎样的心情，更难以想象千年前的古人又以怎样的心境亲手埋下这些佛造像。
根据2012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考古专家认为，这一大型埋葬坑或与灭佛运动或佛像瘗埋制度有关。后者指的是佛教徒为了做功德，看到残像就收集在一起，规规矩矩地埋在地下，有的还在上面建塔。“到底是灭佛运动还是瘗埋制度，现在还不能肯定。……这批佛造像被发现很不规矩，放得很乱。”
若是因为灭佛运动，坑内年代最晚的造像来自唐代，埋葬坑或与唐武宗灭佛有关。这场灭佛运动又称“会昌法难”，历时五年，其破坏力远超之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和北周武帝灭佛，直接导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由极盛走向衰微，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汉地）密宗等宗派因此零落，唯有“不立文字”的禅宗和“一心念佛”的净土宗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山野林下开枝散叶，成为此后中国佛教的主流。
一千多年后，埋葬的佛像重见天日，而地上早已换了人间，当年的帝王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然而人们提起灭佛之时，又一次次提起那个雄心勃勃、英年早逝的君主。唐武宗与非时间的永恒对峙，却因此皈依了时间中的历史。
相较于坐落在普通街道一侧、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的邺城考古博物馆，北朝考古博物馆的规划则大气得多，它的建筑面积约为12000平方米，馆前还有一大广场。该馆陈列以“走向隋唐”为主题，分为煌煌帝都、巍巍陵寝、泱泱文明3个展厅和一个特别展厅，主要展示北朝墓群出土遗物，其中又以陶俑的数量为最。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展厅按一比一的比例复原了湾漳北朝大型壁画墓，蔚为壮观。
该馆的镇馆之宝是从茹茹公主墓中出土的两枚拜占庭金币。北朝时期的邺城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会，和洛阳、长安、平城等地，都曾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两枚金币见证了那段驼铃声声的遥远历史。博物馆还以另一个镇馆之宝——骆驼陶俑为原型，在广场上树立了巨大的雕像，以示其与丝路的密切联系。
耐人寻味的是，北朝考古博物馆展示北朝文物，却以“走向隋唐”为主题。无论黑暗时代多么华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再绚烂的文化也比不上统一安定、天下太平的王朝。更何况自从我们那“帅气又迷人的老祖宗”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之后，大一统的思想就深深烙印进民族心灵，哪怕是曾被视为异族的胡人，哪怕是脱胎于反汉化运动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也很难抵挡华夏文明强大的同化力量，很难抵挡大一统的诱惑。
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南北对峙时期，华夏文明在黑暗中艰难跋涉了近三百年，北方与南方都孜孜以求走出历史三峡的路径，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与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交相辉映，在并行发展中相互影响乃至交融。
而历史最终选择了北朝，更准确说，选择了北周-隋唐及关陇集团。胡汉混合催生了更具活力的政治体制。用历史学家阎步克的话说：“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而从文化的角度视之，如陈寅恪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走向隋唐”所揭示的正是这样的历史转圜：华夏文明在华丽的黑暗时代中找到烛火，点燃明灯，破尽三百多年的暗沉，又如黄河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挣扎、奔突，卷走万顷黄土，铺开沃野千里，而沃野之上矗立着空前的隋唐盛世。
邯郸市博物馆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石刻展品，即常乐寺遗址出土的唐代红砂石笑面罗汉头像，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邯郸微笑”。有别于佛相庄严、菩萨垂眉、金刚怒目，小罗汉笑得两眼弯弯，面颊上带着深深的酒窝，一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模样。与响堂山石窟一样，他历尽劫波，身躯不全，但苦难却无法遮蔽来自灵魂深处的平安喜乐，带着穿透人心的感染力跨越千年。他便是大唐，大唐便是他，站立在黑暗时代的尽头，矗立于沃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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