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枭雄的飞扬与落寞
05
凯旋与背叛
1977年11月9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四年后，萨达特突然宣布：“为了寻求和平，我准确到以色列议会去。”
这决定刚一公布，阿拉伯国家便炸了锅，纷纷表示强烈反对。埃及国内多数民众一开始都不相信，说总统可能一时嘴瓢，总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以色列高层也不相信，警告说，“别中了这家伙的诡计，他只是想掩盖迫在眉睫的进攻”。
但仅仅10天后，萨达特就踏上了耶路撒冷的土地，迎接他的是一众以色列高官，其中一名是前总理拉宾，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直到亲眼看见萨达特走下飞机，他还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埃及难道不是我们的敌人？”
话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国内，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萨达特确立了可堪比当年纳赛尔一般的威望和号召力。沙特国王对埃及人说：“过去我们抬不起头，现在是你们让我们有了尊严。”就连一贯刻薄的基辛格也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是一个二流国家打响的一场一流战争。”
按过去纳赛尔的轨迹，有了巨大的声望，应该重新领导一众阿拉伯兄弟国家，继续武装进攻，直到把以色列彻底击垮。但萨达特并未按常规套路走，而是主张和平谈判。换句话说，战争是他打的，和平却也是他想要的。
这不仅令一众阿拉伯兄弟国家迷惑，更让埃及国内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难以接受，因为赶走以色列人，就是他们数十年来的夙愿，而和平谈判不仅是软弱的表现，更在外交层面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性。
所以萨达特这一抉择，让他从万人敬仰的英雄，瞬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叛徒。
叙利亚，宣布将萨达特抵达以色列的日子设为“全国哀悼日”，并联合一众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成立“拒绝阵线”，宣布冻结同埃及的外交和政治关系。
一贯支持萨达特的穆兄会，感觉到了深深的背刺。苏联也到处挑拨说，萨达特正出卖阿拉伯人。
但萨达特之所以堪称“政治强人”，就在于，他拥有远见和谋略，更有超越流俗的见识和胆魄。当然还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早就将个人荣辱乃至生死置之度外。
他对埃及面临的国际处境非常清醒，光有口号和情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第一，解决中东问题、收回西奈半岛的希望，在美国，不在苏联，所以离苏亲美，是大势所趋，而鉴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和谈就是唯一途径。
苏联习惯把埃及当小弟看，这已经让萨达特很不舒服。他在回忆录中记载：“苏联大使俨然以当年英国占领埃及时的高级专员自居！”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苏联体制相对美国体制，早就已被证明不行了，能让埃及走向繁荣的，只有欧美。
苏美之间实力之悬殊，单从武器质量就能看出来，萨达特对此尤为痛恨，他曾多次抱怨苏联提供的武器，让埃及至少“落后以色列20年之多”。
第二，经过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落了下风，所以埃及谈判有了筹码。
另外也是从这场战争开始，一众阿拉伯石油国，证明了石油也可以化作武器。战争前后，他们集体将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至11.65美元，每月减少5%的产量，并对美国和一众小弟实施石油禁运。
基辛格抱怨说：“仅仅48小时内，美、加、西欧和日本的石油年支出就增加了400亿美元，收支平衡、经济发展、就业、物价乃至社会团结，均遭惨重打击。”
第三，对以色列而言，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与其搞好关系，也是在一众阿拉伯国家包围的环境里安宁生存下去所必需的。
战争初期的惨败，激起了以色列内部巨大的恐惧。当时以色列国内流行一首歌曲，其中有句歌词唱道：“这是最后一次战争，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战争损耗极大，以色列每小时的战争费用就超过1000万美元，所以仅打了7天，国库即告空虚。战争最初几天，1/4的以色列劳动力都上了战场，大米价格上涨了50%。持续打下去，没有出路，也打不起。
一系列因缘际会，1978年9月17日，踌躇满志的萨达特、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卡特，终于在美国白宫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历史上第一次，阿拉伯人以和平方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
但主要是收回了埃及的西奈半岛，至于加沙、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虽然有涉及，但留了尾巴，不够彻底，而叙利亚戈兰高地，就更被忽略了。
这是该协议留下的最大问题，这也就难怪一众阿拉伯国家会感觉到背叛了。此时的萨达特，等于将一众阿拉伯国家辛苦打下来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成果，完全据为己有。
协议签订后，萨达特自美国返回开罗，受到上百万民众凯旋式欢迎，议会也以绝对多数投票赞成了该协议。当然，历史会证明，这都是表象，萨达特不自知的，是他的前方，死神正一步步逼近。
06
离苏亲美
“非常愚蠢地搬用了苏联模式，让埃及一贫如洗。”
萨达特掌权后，逐渐不加掩饰地反对纳赛尔的亲苏政策。
第四次中东战争，萨达特为了拿到苏联的武器援助，赔了不少笑脸。可当战争一打完，小甜甜就立马变了牛夫人。
进入和谈期间，萨达特极力地避免苏联掺和进来。出钱又出力的苏联高层，气得直跳脚，抓住埃及外交部长，愤怒地质问：“埃、苏是否依然是朋友？”
埃苏正式翻脸，始于1976年。萨达特借口苏联不愿意向埃及提供武器零件，于这年3月宣布，“《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只不过是一纸空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埃苏彻底断交。
萨达特过河拆桥，当然不是因为他个人道德品德有问题，只是早在纳赛尔时代，他就瞧不上苏联，相信美国才是真正应该讨好、模仿和攀附的高枝。
1965年，他以议长身份去过一次美国。美国人让他坐到国会议长的座椅上体验了一把。他受宠若惊，在回忆录里激动得像个小姑娘。就连纳赛尔也看出了他的小心思，开玩笑地对美国人说：“你们那位朋友萨达特公然亲美。”
1975年，做了总统后，他又去了一次美国，老美很有心，再次让他坐上十年前坐过的议长椅子。这又一次令他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了。
在这之前的1974年，基辛格与尼克松，已经正式访问过埃及，并发了联合公报。基辛格说，“至少有700万埃及人出来欢迎”。
攀上美国，泼天的好处随之而来。各种援助资金拿到手软，且能无限量购买最先进的武器。
埃美关系不断升温，甚至让以色列也一度紧张起来。到了1980年，美国同意每年给埃及援助35亿美元，这使得埃及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受援国，仅次于以色列。
那些年，羡慕嫉妒恨埃及的，何止一个以色列？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萨达特为了得到这份宠爱，几乎从里到外把埃及“翻新”了一遍。
其中最为重要的“翻新”，是断了苏联的关系后，他开始实施激烈的市场化改革，取消私人资本监管、鼓励私人投资、引入外资、取消进出口设备限制、资本出入自由、放开外汇管制、设立自由经济区。
为了吸引西方外资，埃及开出了极其诱人的条件，比如开业后免征5到8年的税。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没错，埃及早在1974年，就立刻实施了激进的改革，力度一点不亚于后来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
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的：
1975-1981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4%。工人月工资，从1971年的5埃镑，增长至1981年的25埃镑。其中，石油、棉花、苏伊士运河收入、旅游收入，都获得了快速增长。
以石油为例，1973-1982年，出口收入从6200万美元增长至32亿美元，自1976年开始，埃及从石油进口国成为石油出口国。而苏伊士运河收入，则从3320万埃镑增长至6.2亿埃镑，增长了17.5倍。
但是，埃及经济数据虽然变好看了，但极速的私有化改革的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
最大的问题，是埃及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能源、旅游、运河、棉花这些传统优势产业上，而最应该发展的工业、制造业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整个中东包括埃及的定位，主要就是能源基地，而把工业制造的需求，放在了东亚和东南亚。
以美国投资为例，截至1981年，美国在埃及的直接投资约15亿美元，其中13亿投资到了石油及其相关产业。
大多数外国资本，更愿意把埃及当做消费、商品倾销市场，所以开罗的豪华宾馆开了一家又一家，街上的小汽车也愈发拥挤，但与面上好看的经济数据相反，埃及经济增长最快的那些年，也是其贸易逆差、外债负担增长最为严重的年份。
由于政府对一些基本商品实施补贴，埃及外汇黑市、官商腐败、走私，也非常普遍。而经济极速私有化的过程中，变卖国家资产，将公有纳为私有财产的事，也是司空见惯的。
萨达特死亡前7年，埃及百万富豪人数，增长了90倍，但一个毕业生年薪不到400埃镑，穷人一顿午餐只能买两张大饼、一颗大葱。
对于这些富豪，埃及人嗤之以鼻，报纸连篇累牍的抨击，指责他们的财富根本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来自走私、黑市交易，以及投机倒把和充当掮客。
严重的贫富对立，触发了社会的动荡。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埃及大幅度削减食品补贴，结果引燃了底层民众的怒火，暴乱分子蜂拥至萨达特住宅高声辱骂，同时歌颂纳赛尔时代。
萨达特也不客气，派出军队暴力镇压，短短两天，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并抓捕了大量被贴上“纳赛尔分子”标签的人。他还觉得不解气，对许多被法院宣布无罪的民众，实施居家监禁，同时设立“道德法”，声称要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改造。
07
罪与罚
时间来到1981年，萨达特签订《戴维营协议》、亲美亲西方，所引发的不满，越来越多浮出水面。
这年6月，穆斯林与埃及占人口10%的科普特基督徒爆发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为了稳住局面，萨达特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超过1500名“危险分子”被捕入狱。
这次逮捕行动迅猛有力，起到了不小的震慑作用，但一个参与了本次骚乱、名叫哈立德·伊斯兰博利的极端分子，却成漏网之鱼。
哈立德面上的身份，是埃及陆军第333炮兵旅少尉，但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即“伊斯兰集团”组织成员。
萨达特为了反对“纳赛尔分子”，曾将被纳赛尔压制的穆兄会“释放”出来。所以他当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穆兄会过得还是不错的。
当时电台设立了专门的播放《古兰经》的节目，每天必须中断其他节目准时播放，以召唤人们祷告。萨达特把“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主要来源”确立为永久性的宪法条款。他每次演说，都坚持引用一段《古兰经》经文作为结束语。
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穆兄会得到“宠幸”后，也确实帮助萨达特干了不少事。比如，1972-1973年，左翼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政府头疼不已。萨达特授意组建的伊斯兰委员会，就经常替代政府，冲击左翼学生主持的会场、撕掉他们的墙报，阻止一切反政府活动。
但是，萨达特利用穆兄会，本质是为了剪除异己，加强个人统治，而不是真想与他们分享权力。所以他一方面亲近穆兄会，可另一方面却又不允许他们成立政党参与政治。
可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又怎么可能轻易受控呢？
借着萨达特的“宠幸”，穆兄会在学生会、政府机关大量渗透、发展会员。更麻烦的，是一部分穆兄会激进分子，纷纷独立出去，组建更为激进的极端组织。这些极端组织繁殖速度奇快，政府根本搂不住。
据1982年埃及媒体统计，仅关押在某一监狱的犯人，就分属99个不同的伊斯兰组织。这其中，伊斯兰集团，伊斯兰解放组织，赎罪和迁徙组织，影响力最大。
这些组织，抨击非宗教节日，抨击萨达特向以色列求和，反对他的亲西政策，甚至阻止男女同处一个教室上课，引发了诸多骚乱，而不同派系亦经常发生械斗，死伤人数常常达数百人之巨。
比如，伊斯兰解放组织，1974年就曾冲击学校和政府机构，并扬言逮捕和废黜萨达特，一次暴力行动中，11人被打死、27人受伤、92人被捕。
赎罪和迁徙组织，则绑架政府要员，乃至占领电台，狂妄地要挟政府按照伊斯兰教原则治理社会，遭拒绝后，毫不犹豫地把人质杀害了。
正是鉴于极端组织愈发失控的局面，这才令萨达特1981年6月初下令大规模逮捕极端分子，1500名被捕的“危险分子”中，其中有804名，都是穆兄会成员。至此，萨达特与穆兄会之间的蜜月期，算是彻底终结了，穆兄会对他的恩情，也被他抛向了九霄云外。
这诸多的极端宗教组织中，伊斯兰集团或许是最特殊的。
1970年，该组织迎来一个年轻的领导者，名叫祖赫迪。他出生于上埃及民亚，本事很大。1980年，他奉艾兹哈尔大学教法学院盲人教授、一贯主张暴力革命的拉赫曼为精神领袖，组建了一个新的机构，叫“新圣战组织”。
“新圣战组织”豢养了一堆小喽啰，其中一名叫艾曼·扎瓦希里，多年后，他成了“基地”组织仅次于拉登的二号人物，2022年被拜登击毙。
该组织，另外一个小喽啰，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哈立德。1981年9月23日，作为陆军第333炮兵旅少尉，哈立德接到了参与10月6日阅兵式的通知。通知还说，到时候将会有一个数辆炮车组成的小分队，归他指挥。
他自感，这是刺杀萨达特的绝佳机会，不禁感叹说，“这是天意”。很快，他把该消息向上级祖赫迪做了汇报。而祖赫迪也同意他的看法，立即授意策划刺杀行动。
阅兵式当天，哈立德在队友饭菜中下了泻药，造成多人腹泻，离队就医。借此机会，他再把三名同伙带进营地，谎称三人为替补士兵。
而在前一天，他事先藏匿好了装满实弹的武器，并成功躲过检查，然后就发生了我们开篇所讲到的那场悲剧。杀死萨达特后，哈立德很快就被逮捕了，他对着电视直播喊道：我杀了法老。我不怕死。
结尾：掠夺资本主义
2007年，伦敦，一个来自埃及的亿万富豪，突然死掉了。警方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失足坠楼。这位富豪，不是别人，正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曾给以色列提供过情报的间谍、纳赛尔口中的蠢货女婿，马尔万。
马尔万，是1982年移居伦敦的。他住在白金汉宫附近的豪华公寓里，过着极度奢华而隐秘的生活，据说经常采购大批昂贵的珠宝首饰，还买了一架“费尔康”私人喷气机。
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直到2002年，一个叫布雷格曼的以色列人，依据兹伊拉的著作，顺藤摸瓜确定并公开了他代号“the Angel”的间谍身份。兹伊拉，因此被以色列情报部门告上法庭，说他泄密，并让马尔万的生命陷入巨大的威胁。没想到，一语成谶。
我们前面说过，他老丈人死了以后，萨达特提拔并重用了他。但是，无论再怎么重用，当个官，又怎么会成为亿万富豪呢？
实际上，从他定居伦敦后的交往圈子，就能大致猜个大概。
当时他在伦敦，第一要好的朋友，就数与英国王室联系紧密的百万富翁艾尔·法耶德，除此外，还包括军火商阿德南、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还有切尔西俱乐部前老板肯·贝茨。
很明显，马尔万的发财路子，跟艾尔·法耶德、阿德南是一样的：
利用手中的人脉，外加萨达特上台后给各路权贵、富豪松绑的宽松环境，充当中东、北非政治贵族和西方军火商之间的掮客，当然也有可能卖情报。所以马尔万的另一重身份，正是“军火商”。
萨达特之所以纵容这些亲西方的掮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想把这些反纳赛尔势力“释放”出来，巩固权力。
但是，正如他释放出穆兄会，最后被穆兄会反噬，他释放出的掮客、权贵资本家，也导致了埃及不断扩大而板结的贫富差距，最终导致底层民众对他离心离德，引发了社会动荡。
所以萨达特死后，新上任的总统穆巴拉克，除了第一时间处理极端组织外，另外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收拾这些掮客、权贵资本家。这就是为什么，萨达特死后第二年，马尔万就离开了埃及。
但萨达特的弟弟埃斯迈特，就没那么幸运能躲过穆巴拉克的铁拳了。这哥们，1973年还是个汽车司机，靠着哥哥的地位，1974年就变成了亿万富豪，他有31套住房、6处别墅，而当时许多穷人只能栖息在公墓与帐篷里。
1982年，总检察长以涉嫌行贿、徇私和贪污，逮捕了他和三个儿子。判决书上，指名道姓一同参与腐败的官员，包括三位部长以及国务秘书、前部长、前总检察长。
埃斯迈特被捕入狱后，埃及人借此攻击萨达特，抹煞他的过往成就。
这也难怪，据说当时埃及一共1.7万个百万富翁，7000人是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土地与财产增值而致富的，另外1万人的财富，无一例外，都是非法攫取的。1982年初，光涉嫌逃税的百万富翁就有923个，其中300人受到税务局审查。
事发后，埃斯迈特曾向穆巴拉克求情，但后者说：“你的臭名全国皆知，我也保不了你。”
事实上，萨达特本人的生活，也一直比较奢侈。这点连尼克松也有所了解，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与纳赛尔的庶民作风截然相反，萨达特有10座总统别墅，衣着讲究，抽的是进口烟丝。”
所以与纳赛尔去世时亿万埃及人悲痛欲绝的景象不一样，萨达特去世时，多数埃及人的态度相当冷漠，出殡时，街头送葬的百姓寥寥无几。
萨达特被刺杀之时，当时还是副总统的穆巴拉克就在他的身旁。他接过总统权杖后，立即着手抓捕凶手和幕后组织者。
哈立德毫无疑问被抓了，且很快吃枪子、见了阎王。幕后的组织者祖赫迪，则坐了22年大牢，于2003年重获自由。重见天日之际，他曾经的小喽啰艾曼·扎瓦希里，已是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且策划实施了震惊世界的911。
穆巴拉克上台后，实施了较为温和的宗教政策，放宽了民主尺度。穆兄会借此良机，与其他合法政党合作，参与议会选举，上世纪90年代，一度成为最大的反对派。2011年，借助“阿拉伯之春”，更是将穆巴拉克赶下了台，组建自由正义党，选出了第一位总统，即曾经留学美国的穆尔西。
但好景不长，穆尔西一上台，就开始改宪法，增强总统权限，改组内阁，安插亲信，限制检察机构权力，结果引发了社会骚乱。所以执政不到两年，2013年7月，他被塞西为首的军人集团赶下了台。穆尔西被判了死刑，穆兄会被再次宣布为非法和恐怖组织，塞西则成为了新的埃及总统。
穆兄会实力已经不俗，而军人集团却能把它赶下去，可见其实力更是了得。实际上，这还得感谢萨达特时代确立，并在穆巴拉克时代滥觞的体制：权贵掠夺型资本主义。
穆巴拉克上台后，一度想要将萨达特时代确立的“消费性开放”转变为“生产性开放”，也就是尽量把外资、私人资本引入工业和制造业，发展代工、对外贸易，但是效果极其有限，原因是：
一方面，美西方的工业产能，从来没有想过转移至中东。
西方资本对埃及最为热衷的，是在埃及旅游、消费和挖石油，以及开银行，以吸引不断从国外寄回来的外汇——埃及有占比10%的基督徒即科普特人，他们许多散居海外，每年会给埃及寄回去大量外汇。
另一方面，自萨达特时代开始的市场化、私有化“休克式”改革，让埃及实际上早就形成了一个权贵、商业精英、掮客和外资相互庇护，共同盘剥埃及的既得利益集团。
自上世纪80年代后，穆巴拉克政府机构、议会中的权贵，不降反增，变卖国有资产的步子迈得更大了。比如，2004年，新上任的总理纳齐夫，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当年出售的国有公司资产价值，比前10年总和还多。
这期间，穆巴拉克的儿子贾玛尔·穆巴拉克，更是埃及家喻户晓的“总卖家”，所有进入金融、石油、水泥等行业的大资本家，都要先与贾玛尔发展出裙带关系，于是恩佑、腐败无处不在。截至2010年，政治关联企业，赚取的利润，占企业整体利润，已经超过60%。
这其中，孕育了埃及5位总统中4位的军人集团，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分肥势力。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埃及的官僚系统、国有企业，均充斥着大量现役或退役军官，并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的经济帝国，管理着数以万计的工厂、酒店、俱乐部和收入丰厚的企业，而且以“军事机密”为由，拒绝接受议会和行政组织监督。
在今天这个时代，任何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不起来，就没有财富源头，如果还加点自由主义的鸡汤，放开汇率和金融管制，那么通货膨胀、汇率失控、财政危机、失业高企、腐败横行，一般就会成为常态，前有阿根廷，后有埃及，概莫例外。
而同样不例外的，是其中的统治者，为了稳住选票和政治地位，要么走民粹主义路子，用巨额债务制造出一埃镑一张的大饼，讨好底层，要么牢牢控制着枪杆子，用坚硬的拳头压制底层。而穆巴拉克的路子，是两者兼而有之，外加民主外衣下的政治操弄，所以他的总统之位，坐享了近30年之久。
2023年8月30日，生命轨迹横跨自纳赛尔至塞西时代的老人艾尔·法耶德，病逝于伦敦，终年94岁。这位亿万富豪，大半辈子都在追寻和向往殖民了祖国整整70年之久的帝国夕阳。
每年8月31日，都是全球粉丝悼念戴安娜王妃的日子。有人说，这一天，人们总是能看见这位耄耋老人独自一人登上儿子与戴安娜生前乘坐的游轮，就那么安静地待一会，以无声的告白，向爱子、向那一夜巴黎桥下撞碎的贵族梦，表达无限的哀思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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