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委屈的世界美食之都，在苏北

我宣布，这大概是中国最落寞的美食之都。

截止目前，成都、扬州、澳门、淮安、顺德，加上新近登陆的潮州，中国已有6个城市或地区被联合国钦定为世界级的美食之都。

可就在一个最会吃的国度中，在一份评价最会吃的名单里，却有这样一座城市——淮安，在各个维度都找不到什么存在感。就连淮安在哪，可能都很少有人能一下子答得上来。

她真的好不委屈。200年前还是运河沿岸的一线城市，能和苏杭比肩；如今却是名不见经传的三线小城。虽然国宴淮扬菜也是淮安的骄傲，但这么长时间以来，淮扬的风头还是被扬州抢了去。

这座深藏功与名的宝藏城市，可不止美食这么简单！

地处苏北的淮安，正好属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很少有人会把她和江南水乡联系在一起。

即便不属于地理上的江南，一旦踏足这片土地，一股江南的湿润气息扑面而来。古运河、淮河、盐河穿城而过，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散布城中。27%的水域面积[1]，整个城市如同漂浮水上，分明一个地道水乡。

因水浸润的淮安，更有雨热同季的万亩滩涂湿地，滋养出丰腴的绝美食材。盱眙龙虾、金湖莲藕、天妃宫蒲菜、洪泽湖银鱼，哪个不是至美至鲜。也正因有了这份底气，从淮安走出去的淮扬菜，才得以追求“不令不食”，坚持清爽新鲜。

像是开国第一宴上的淮安名菜——软兜长鱼。长鱼其实就是鳝鱼，却在淮安长得异常肥美。而仅用鳝鱼一种食材，淮安的全鳝席还能千变万化出108道不同的菜品，给外来的食客献上不小的震撼。

也正如淮安之名所暗指——“淮水安澜”，这和水有不解之缘。密集的水网赋予了她江南的温润，勾连南北的运河也曾带来泼天富贵。

漕运能有多赚钱？想有清一代，朝廷一年财政收入约数千万两白银，其中漕运就能占到七成[2]。连接首都和江南的京杭大运河，在水路为王的时代，就是帝国的经济命脉。

淮安，恰巧处在运河与淮河交叉的咽喉，成为维系漕运伟业的心脏，连白居易来了都要赞一句“淮水东南第一州”。都说 “天下九督，淮居其二”，明清两代管理全国漕运的老大漕运总督，以及管理全国河道的老大河道总督都驻扎在淮安，其地位可见一斑。

依靠运河的淮安，更是掌握了财富的密码。所谓“天下盐利淮为大”，明代盐税占到国家财赋的一半，淮盐又占到全部盐税的三分之一[3]。两淮地区所产的食盐，许多都选择在淮安中转集散。漕运加上盐利，这里繁华的程度完全可以与两宋的京城开封、杭州一争高低。

因盐而兴的河下古镇，就是最好的证明。巅峰之时，河下有22条街、91条巷、13个坊。来自山西、安徽、河南等地的盐商云集于此，纷纷置办会馆，营造园林。小小的河下，就培养出了67名进士、160多名举人和贡生。数量之多，令有江南三大镇之称的周庄、同里、甪直都望尘莫及[4]。

作为一座运河城市，淮安太依赖京杭大运河了。运河曾是她的命脉，后来也成了她的枷锁。

运河漕运的成本是惊人的。清政府维持漕运的历年开支，高达330多万两白银，这还没算上修治河道的费用。清晚期时，大运河已是年久失修，到处淤塞，漕船往返一趟能拖到10个月之久。与之相对应的是，从天津到上海的海运只需20多天，还能剩下一大笔费用。繁琐的漕运终被便捷的海运代替[5]。

漕粮海运后，淮安少的不仅有随船而来的南北奇货，还有东来西往的水手舵工。曾经人流如织的淮安，开始变得河漕不通，城市不兴。比如淮安清江浦，明初成为漕粮码头后迅速崛起，两岸居民猛增，还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清江督造船厂[6]。然而晚清改海运后，立马丧失了“南船北马”的地理优势，城内外店铺纷纷倒闭。

失去漕运便利的淮安，既不沿海，也不靠大江大河，成了妥妥的内陆城市。本来还有机会像徐州一样借助铁路再度逆袭，但淮安却一次次和铁路失之交臂。

早在清末，李鸿章等人就提出修建北京至淮安的铁路。但反对者担心繁华的淮安落入洋人手中，成为下一个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虽然拉扯之下铁路还是成了，只是建成后的津浦铁路，选择绕道安徽，已和淮安毫无关系[7]。

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大平原上的淮安，直到上世纪90年代建成沂淮地方铁路，才结束地无寸“铁”的历史。2008年之后中国迈入高铁时代，淮安也等到2019年才迎来第一条自己的高铁。

失去了运河，又失去了铁路的淮安，从交通要道变成了“偏远之地”，地位一落千丈。近代连年的战火侵袭，更让曾经的都市顿显萧条。解放时，淮安名镇清江浦竟只有3.6万人，还不足乾隆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8]。

由于底子太弱，改革开放后，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率先腾飞，淮安也无缘搭上这班快车。差距就这样逐渐拉大，以至于到了千禧之初的2000年，淮安的GDP只有苏州的18.9%[9]。

想当初，这可是控扼漕运和盐运的淮安，是能和苏州、杭州、扬州，比肩为运河沿岸“四大都市”的淮安[10]。从一线城市，收缩成了三线小城；从江苏之冠，沦为江苏之末，淮安的没落不免令人唏嘘。

淮安，究竟什么时候能重回“一线”？

对于这个问题，淮安人自己都在暗中较劲。既然已经落下，不如奋起直追。

运河之都的荣耀正在被唤醒。近十年间，淮安以文旅、物流和商贸为特色，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9.7%，2021年比重已经增至49.2%，擎起淮安经济的“半壁江山”[11]。

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三样风口行业，更是淮安相中的得力利器。像2022年，淮安涟水新建了全球单体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N型太阳能电池片项目。而2023上半年，“新三样”相关产值的增长就达到42.9%，还有一大批百亿级项目落户或投产[12]。

淮安的追赶我们看得见，效果也确实可圈可点。2023年上半年，淮安市凭借经济总量2432亿元，成功跻身全国30强地级市行列[13]。她和优等生的差距也不断缩小，2012年经济体量还只有省内前一名镇江的73%；10年后的2022年已追赶到94.5%，超越似乎触手可及[14]。

进步虽大，但要在群雄逐鹿的江苏站稳脚跟，这份成绩还是得再加把劲。就拿光伏产业为例，在这个新秀场上，并非只有淮安一个选手。尤其是周边苏北的难兄难弟，谁都想要一争高下，成为那个后起之秀。

像连云港和宿迁，目前GDP都排在淮安后面，但在2023年前3季度名列全省GDP增速冠亚军[15]，发展势头强劲。宿迁在短短2年时间，光伏产值就逼近千亿级，眼看一个“光伏之都”正在冉冉升起[16]。

人口流失也是个头疼的问题。根据《淮安统计年鉴2022》，2022年底淮安常住人口456万，比户籍人口足足少了99万[17]。在大城市的强烈虹吸下，许多淮安人背井离乡，来到苏南、上海等地打拼。那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教育资源，落户的门槛也越来越低，城市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18]。这都给致力于发展新产业的淮安不小的打击。

而在网红城市层出不穷的今天，淮安确实也没啥突出的存在感。一个世界级别的“美食之都”称号，似乎也没能把名气打上去。况且，这里还诞生过著写《西游记》的吴承恩，也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故乡。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片人杰地灵的土地，养育出低调善和、温和笃厚、和而不同的淮安人。我们也期待，这座立志于“包容天下，崛起江淮”的城市，有朝一日重现运河明珠的盛世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