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校园鸟瞰

作者黄文泉

我到美国留学时就读的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但在校园里的岁月也不是乏善可陈。

我同一届的同学里，国际学生的人数比美国本土的学生还多，来自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泰国、台湾、瑞典、西班牙、土耳其和俄罗斯。一个年级的同学不超过60人，学生构成却如此丰富，也是奇观。

除了来自的国家和地区的丰富性，年龄构成也很有意思。当年国内的老三届年龄差异巨大，一直为后人说津津乐道，但其差异最多也不会超过20岁，了不起就是两代人而已。但是，我们年级里的年龄差异可以用祖孙辈来描述。年龄最大的那位乃是花甲老人，头发全白；而年龄最小的才是豆蔻年华。

好，那我就先来说说这个花甲老人。

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惊异地发现在我的旁边坐着一个看上去花甲出头的鹤发老人。我与他打了招呼，然后便坐下来等待上课。按许多美国老师的习惯，第一堂课就是互相介绍一下，老师再介绍一下课的大致内容，这堂课就算完了。这位老师来了后，果然也脱不了俗，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便让我们依次介绍。我这才知道老人叫彼得，不是教师，也不是旁听生，而是货真价实的MBA学生。他说他与他的妻子共同拥有一个劳动力咨询服务公司，他还干过市场分析之类的工作。

下课后，因为听说我以前是学哲学的，所以他便主动找到我，约我与他单独见一次面，谈谈哲学。我当即应允。到了约定的时间，他果然按时到了图书馆。我们聊了许久，他说他曾经到过外地一个名牌大学去旁听过研究生的哲学课程，我算了一下，那所大学至少在两百英里以外，以每星期去两次计，他至少来回得跑八百英里。要是没有对哲学的浓烈兴趣，哪里能付出这种昂贵的代价。他又说他对商业伦理很感兴趣，余生的主攻方向非商业伦理不可。他向我问了许多关于中国道家和孔子的思想的问题，并问我哪些书是了解中国哲学的入门书。这一下算把我问住了。中国哲学的入门书、经典书可谓汗牛充栋，但原版的连中国人看着都头皮发麻，何况高鼻子蓝眼睛的他。译成英文的除了《道德经》而外，我实在对其他译本不甚了了。情急之中，突然想起了一本以一只名叫温宁玻的卡通熊为主人翁来阐释道家思想的读本。那书朴素而又简明地道出许多道家的真谛，在我看来是一本市面上不可多得的有关中国哲学的读物。正好我手中有一本，遂推荐给了他。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他就还给了我，告诉我他的藏书中也有这一本。我心里好不失望，然而我又无法去找另外一本更好的书，于是就只好负疚而已。虽然我一直没有找到一本让他可通读中国哲学ABC的书，但我与他的关系却亲近起来。

他告诉我，他有四个子女，以前要供养他们读大学，自己因此失去了求学机会，而现在四个子女都大学毕了业，有了相当不错的职业，该轮到自己读书了，所以便在妻子的支持下重返校园。在花甲之年去受教育，自然不会夹带任何功利性的目的，比如谋一份好工作。而不夹带着功利性的目的去读书，也就不应该有压力，读书也就容易倦怠和放任。然而彼得的表现却与这个演绎相抵触，他学得极认真，上课时记笔记、划重点、提问题，从不见他懈怠。期末备考，他总是与几个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大家整理出重点，形成一叠叠厚厚的复习提纲，然后反复咀嚼、消化。

人大凡到了属于老人的阶段，思维就要老化，反应就要迟钝，记忆就要衰退，然而彼得却一点没有这些特征。在美国的课堂，老师并不主宰课堂，老师但凡一提出问题，彼得便由表入里，细细道去。他的广博的知识，对美国商业界沧桑历程、轶事掌故的了解使得许多冠以博士头衔的老师相形见绌，以至于很多老师常常在课堂上恭敬地向他请教问题。他有时难免偶尔露“狰狞”，与老师较起劲来，大有一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架势。遇到自尊心强的老师，便要警告他：“是你讲课，还是我讲课?”对此，彼得也不怒发冲冠，因为虽然于年纪上讲，他是前辈，但于身份上讲，他是学生。他牢记着这一点，知道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所以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他便大度地手一挥，说一声“OK”，然后沉默下去。每逢考试，不管是数学统计，还是文字分析，都只见他行笔如飞，总是第一个交卷。而且，考试结果出来，他的成绩往往都名列前茅。

新学期开始后的一天，我在路上遇到行色匆匆的他，那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他邀请我跟他到餐馆去吃饭，又大臂一挥，慷慨果决地说他请我的客。我心里诧异，猜想他也许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果然，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得到了商学院的助教位置，负责为本科生企业管理这门课的教授准备资料和批改作业之类。MBA学生很多，而助教位置却有限；做了助教，可以有办公室，更有不菲的收入。所以大家都是饿虎扑食一样地去争取助教位置。但最终的胜利者是学业拔尖的学生，所以学业拔尖而不是其他诸如贫困之类的理由是决定胜利者的唯一标准。彼得虽然年迈，也必须跟大家同在一条起跑线上，比其他人率先冲向终点，是靠了他过人的实力。做了助教之后，他在校园的时间更多，可以经常在商学院大楼和图书馆里遇到他。问他助教做得怎样，他总是大笑着很得意地说，很好，很好。我毫不怀疑他会做得很好，我甚至觉得他可以走上讲台。企业管理课的讲授需要大量的实例和经验，所以很多商学院干脆去请企业里的CEO来讲授。彼得虽然不是大企业里的CEO，但跟妻子共同拥有一个小公司，又好读书学习，在课堂里谈起美国企业界的风风雨雨来总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果然，不久，他告诉我，他开始讲课了。开始，是教授生病或出差的时候，他暂时代讲。学生反应很好，主讲教授又开明，干脆就委托他负责某些部分的讲授了。除了不结领带穿西装，满头华发的他看去俨然就是一个饱学的教授。

彼得又是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在学生会里身兼数职，刚组织完这一个活动，又在着手下一个了。他似乎不觉得自己已是一个老人，与同学不属同一代人，而是很自觉地把自己融入更年轻一些的同学之中，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分子，与他们分享共同的兴趣、利益和喜怒哀乐。虽然最后一个学期，不知是因为忙还是追求一种时髦，他蓄起了满脸的大胡子，看去像个古希腊博学的老者，但他的举止依旧，跳荡在他的胸膛里的仍然是一颗年轻的心。临近毕业时，同学们大都在为谋职业而劳碌焦虑，只有他依然初衷不改，继续沉醉于商业伦理的研究。他申请了好几个学校的博士项目，最后被英国一家历史悠久的学府所录取。

夏天过去，秋季来临，毕业的同学们似乎都找到了衣食饭碗，而他这个老龄同学则东渡大西洋到彼岸的英伦三岛去继续他的价值追求。毕业典礼前夕，我问他是否参加，他遗憾地摇了摇头，说是他得到纽约去参加他小儿子的婚礼，故而不能参加。为了儿子，他又一次作出了牺牲，献出了他的光荣一刻。以为还会跟他见面的，不料自从毕业后，就没有见到他，也中断了跟他的联系，掐指算来，他应该快到九十了，不知他是否依然健在。

其他美国同学大抵都有一份工作，大都三十到四十的光景。这些同学当中，有个同学比较惹眼。他身材矫健，经常身穿皮夹克，骑着雄伟的摩托车来校园，很是拉风。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以前在荧屏上看过的佐罗。不同的是，他的头后还梳了一个俏皮的马尾辫，笑容总是挂在脸上。虽然是MBA的学生，但他已经事业有成，是个注册会计师。他如此光鲜阳光，但听说他的人生里也有大不幸，他的儿子是因为车祸而早夭的。

另外一个年轻一些的美国同学，个子不高，脸庞精致，跟影坛的阿汤哥有一拼。他每天都把他的头发收拾得有模有样，头发往后梳，还有起伏的波浪。跟人接触的时候，他灿烂的笑容总是绽放在他英俊的脸上，这个时候，他尤其凸显亲和力。这样的人适合跟人打交道，果然，他的职业就是销售。看来他的销售干得不错，有次要到他那里取一点东西，才发现他的家是一个新社区里的豪宅。

虽然是美国的学堂，但美国同学是年级里的少数民族，国际学生才是主体。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大家都要自我介绍，听到安东尼是西班牙来的，我吃了一惊。他个子颀长，戴着眼镜，斯文儒雅。他从西班牙跨越大西洋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降落在这个不起眼的学校呢？也没有细问他，后来看他老跟一个黑人女孩走在一起，才知道那个黑珍珠来自巴拿马。也许两人双双约定，到了这里。夏天里，我修了小企业管理这门课。这门课最核心的内容是为某个创业的小企业做一个规划项目。我跟他分在了一个组，我们决定为一个假想中的冷饮店开设分店。按照课堂里学的内容，我们从市场、财务、人力诸方面着手，考察人口和冷饮店分布，看选定的地点是否饱和，目标市场是否可以挖掘。然后，又搞预算，看是否有盈利空间。安东尼在整个项目的设计中，从策划到操作，几乎包办。我跟着打酱油，后来跟他一起都得了A。

台湾吴同学，说一口软软的台湾国语。第一次跟他聊天，他就暴露了他的来头。听他讲他父亲的故事，我眼睛都顾不得眨一眨。

1949年，他父亲在国军里做一个文书，部队抵抗逃跑都不成，就在成都宣布起义。他也就跟随这支队伍编入解放军。不久，韩战开打，他就跟着这支队伍到了前线。后来，就成了战俘。成了战俘，他的国军身份认同感苏醒，没有太多的心里挣扎，他跟着好多前国军一起到了台湾。不过，一起到台湾的战俘中，如他后来风生水起的却不多。就是在大陆陷落后退守台湾的那些老兵，日子都过得惨淡，就更不用说这些韩战后投奔台湾的战俘了。他本来就有文化，很受上峰青睐，在国军里不断大踏步前进，终于执掌心战中心。所谓心战中心，就是负责对大陆进行精神攻势，实施喊话，放气球，撒传单之类。值得一提的是，心战中心乃由谷正刚管辖，而谷是我贵州安顺的老乡，当年也是国民党里炙手可热的人物。谷氏当年曾经手过韩战“反gong义士”等案，这位同学的父亲也许就是因为韩战“反gong义士”的身份被他拔擢的。他父亲是四川简阳人，当年因为投奔台湾，家人为此承受了 无尽的磨难和屈辱。不过，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也改善了，他返回桑梓之地探亲，居然就有了几分衣锦还乡的意思。地方上的政府对他家也尊重起来，还给了他母亲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

另外两个台湾同学，一男一女。女的相貌平平，个子也矮，不过，学习却非常刻苦。修一门电子簿记课时，遇到问题，问了她，总是会得到她耐心解答。而那个男同学，学习就吃力很多。毕业时，大家都得通过综合考试，才能拿到学位。他有一门课不及格，就只有延期毕业，也不知后来过关没有。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日本还有人到美国来留学，现在，日本留学生算是珍稀动物了。据说是经济原因，美国之于日本年轻人，已经没有吸引力。年级里有个日本同学，为人谦和，跟我聊天的时候，不止一次，夸赞我的祖国：“伟大的中国！”春季结束，几个中国同学合租的公寓合约到期，没有续签，就四处找夏天的暂时居住的处所。找来找去，找到这个日本同学。因为他是一个人住，公寓里有两个卧室，就求助于他。不料他很享受宽敞的公寓，宁愿自己负担全部房租，也不愿跟人合住。他仿佛听不懂我的要求，只是笑着，一昧夸耀我祖国：“伟大的中国！”

于是，我又还是去找中国同学。最后，总算有个地方同意收容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那里已经很拥挤，两个寝室里住了四个人，我跟另外那个住在外面的客厅里。公寓很老旧，没有中央空调，一个空调装在客厅的窗户上，运转起来，震耳欲聋。偏偏我们的床垫就在空调下面。一个同屋在化学系的实验室里有份暑期工，从实验室里拿了几个防噪音的海绵耳塞给我，说是睡觉的时候，塞上，就没事了。饶是如此，那老旧的空调轰轰隆隆，耳塞根本就阻挡不了。好在那时还算年轻，居然也不为噪音所扰，每晚居然都入梦乡。

泰国同学是两个年轻姑娘，也许都是从学校门到学校门。一个大方，经常跟同学套近乎。另一个腼腆，从不跟其他同学聊天。她长发及腰，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还都像刚刚出浴一样，披着的长发总是水淋淋的。

印度同学人多势众，人数超过了其它国家来的同学。印度男生看去都差不多，看来看去，居然对他们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失去了判断。倒是两个女生有点印象。有个个子矮一点，长相也平凡，不过人却骄傲。有次跟她分在一个小组里做一个集体作业，跟她闲聊了几句，她自豪地声言印度的识字率达到99%，把我吓了一跳。那时又没有互联网，也无法在网上立即求证。现在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印度的识字率并不像她宣称的那样完美，总识字率其实才72.1%，女性识字率才62.8%。比印尼和伊朗都还差。另外一个印度女同学个子高挑，面相俊美，却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课堂里也很安静，但她喜欢笑，每次看到她，总是春风满面，笑容绽放。

俄罗斯同学叫安德烈，年龄大约都快四十了。个子高大，稍有发福，像一个大叔。在商学院的办公室里有一份让人羡慕的文秘工作。他看去和蔼，语气温和、举止平稳，倒也不像战斗民族的一员。

从土耳其和瑞典来的两个同学都是女性。瑞典那个是典型的北欧女人，金黄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精致的瓜子脸，平时不苟言笑。土耳其的那个头发茂密，不算太小的头颅上总是盘着高高的发髻。这两个女同学也许因为挂单，又也许因为都是白种人，总是凑在一起，上课的时候，也总是坐一处。有次，在课堂里不知讨论什么问题，我跟土耳其女同学起了冲突，过程虽然短，却挨了她一个大白眼。

班里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同学，读了地质学古地质方向的博士，又做了两年博士后，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另辟蹊径来读MBA。巧的是，他的家和我的家都在另外一个城市，于是，我就负担汽油费，搭他的车去上学，周末，又搭他的车回来。他太太做针灸师，而且是小城里的唯一，收入丰厚稳定。夫妇俩就有余钱投资，买了投资房出租，还把钱投入股市。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开车单程得花一个多小时。在车里，他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道琼斯和纳斯达克当天指数的升降或者并购分股之类的财经消息。他以前读的就是理科，又拿到了博士学位，诸如统计这类的课程，就显得轻车熟路，还成了统计这门课的助教。我遇到了难题，会请教他，他也会不吝赐教。读完所有课程，要考过综合考试，才能拿到学位。一共考六科，每科10分是满分，六科平均60分，才能通过；而单科分数不能低于4分。考试完后，大家都很忐忑，等了几天，就纷纷去打听分数。过了的，就会长舒一口气；没有过的，就眉头紧皱。我们都很幸运地过了，不过，我的统计得了8分，是同学里最高一档。他知道了我的统计得分后，脸上就有点不自在，他得了7分。这下，倒是轮到我莫名其妙地过意不去了。

商学院MBA的教授里，来自其它国家的也不少。

讲授定量问题解决方法（Quantitative Problem Solving）这门课的教授姓李，五十出头，脸庞瘦削，身材也瘦削，当年是韩国来的。他的课在一个小阶梯教授，通常是在晚上。这门课大都是数学演算，他讲课的时候，大都是在黑板上不停地写。学生在下面不敢怠慢，一直不停抄笔记，还得听懂他的讲解，否则，就会漏过某个环节，断了线，那就得花好多时间把断片续上。有次到他的办公室去，请教一个问题，不知如何，他大为光火。好在后来再去，他又客气了。但还是生怕他有个梗，对我有怀印象。好在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我还算软着陆，得了一个B+。

上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的老师来自巴基斯坦，口音浑浊，两腮总是刮得干净，乌青乌青的，显然，如果不刮胡子，那他一定是个美髯公。他身形有些肥胖，上课的时候，双手总是要不停地提皮带，把下滑的裤子拉上来，盖住凸起的肚腩。有同学抱怨他口音重，听不太懂，还反映到学院。他倒也不记恨，讲课的时候，就尽量把速度放慢，板书写详细一些。这门课选用的教科书很好，里面的理论也都成熟，阐述也流畅易懂。即使上课听得不是太懂，下课后，好好啃啃书本，也不会太耽误。后来，我果然没有被耽误，得了个A。

讲商务政策（Business Policy）的是个年轻姑娘，香港来的，有时上课还穿双小白鞋，走路轻快，风姿绰约。她这门课安排在毕业前夕，地位重要，最后获得学位要通过的综合考试中，就有一部分是关于这门课的内容的。商务政策大都是宏观叙事，很多例子都会提及美国那些知名企业百年老店，她既是移民，又年轻，课堂里坐下聆听的又有很多美国的老江湖，譬如彼得之类。当她就美国企业指点江山的时候，就显得分量不够，有些喜感，好比小学生在遗老遗少面前谈论国事一样。好在这些老江湖对她不怎么难为，发言的时候，点到为止，她的脸上刚泛上红晕，他们就戛然而止，不会不依不饶。

同学们在修一门新课之前，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无非是这门的主讲老师如何，容不容易过关之类。上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之前，就风闻上这门课的老师如何如何严厉。果然，第一次小论文批改下来，就挨了他一闷棍。论文上用红笔在各处写了若干批语，都是负面的。第二次写论文的时候，不敢大意，搜集了详实的资料，组织文章的时候，又尽量注意行文逻辑、立论和论证，连出处也注意标明。他没有偏见，这次给了我这篇小论文很高的评价，还加了一句“I know you can do it。”

其实，传闻往往不可信。夏天里修的管理会计这门课。早就听闻这门课的教授总会给出几个不及格，过关不容易，拿高分更不容易。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门课是必修课，主讲教授就他一个。上了几次课，做了几次分析之类的作业之后，发现传闻其实是把他妖魔化了。他还带我们去实地考察过工厂，让这门课透露出一点轻松和实用的气息。后来，我拿到了A。再给打探这门课的新同学提供信息时，我就会说：老师客观公正，内容也实用。

教商务法的教授，从来都是满堂灌，一连两节课讲下来，从来不提问，也不用其它名目消磨课时，很有些中国式的讲课风格。他讲得热情洋溢，讲到激动处，声调高亢得把嗓子都弄沙哑了。

相比之下，市场学那门课的老师其实就是个穿针引线的讨论组织者。他以前在公司里就干过销售，也不按书本的脉理走，总是不断问些问题，然后让大家讨论。有了这种机会，美国同学都奋勇争先，一时之间，他们倒是像某个学术讨论会的嘉宾。一场热烈讨论之后，课也就结束了。把这门课修完，似乎也没有听到他披露多少自己的见解，有限的一点印象就是他说他出差总是要去红龙虾餐馆吃晚餐。不过，他总是强调时间也是成本，这对我后来对大大小小的事情的考量有很大影响。他提到过他有个朋友在Kmart超市做经理，不久就要到中国去开超市。我就请他引荐我，他果然就如课堂上一样穿针引线把我介绍给了那个经理，我也去见了经理，表达了想到中国发展的愿望。见面之后，就再无音信，我也就把这事给淡忘了。话说，Kmart后来惨淡经营，在美国不断关闭分店，已经衰落到破产边缘。在中国，也再也没有听到Kmart的消息。

跟市场学教授的红龙虾餐馆的口头禅相映照，教组织行为的女教授凡是举例总要以“佐治亚大学”开头。她的博士学位是佐治亚大学拿到的，这个经历所赋予给她的眼界似乎让她一生也没有超越。

讲经济学的教授脚有些跛，课讲得有条有理，很有几分意思和深度，还爱开玩笑。有次遇到我在过道里用公共微波炉热饭，他冷冷道：“哈，用我的微波炉。”又有一次，他提出一个问题，我回答之后，他半认真半开玩笑道：“看来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抱着儿子穿上毕业礼服

读MBA期间，日子过得单调乏味，几乎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跟国内声色犬马的研究生生活有若云泥之别。研究生可以在图书馆底层里免费租用一个只容一个人转圜的格子间，我排队租到以后，那里就成为了我在白天的根据地。我每天起了床，随便吃了一点早餐，就把书包和午餐晚餐的便当一并带上，从宿舍穿过城区，走到校园，然后，除了在电脑房做作业，就几乎一直把自己关在格子间里学习。只有几次一时兴起，到体育馆里借了一个篮球，自己在空无一人的篮球场里玩了一会。

到了周末，等来的不是休闲，而是谋生。我回到另一个城市的家中，到一个姐妹会食堂做一天半的厨师。除此之外，还得赶紧做周一就到期的作业。

辛苦读了两年，又熬更守夜备战综合考试，整整考了三天，总算过了，筚路蓝缕的留学生涯才算结束，一颗心这才安放在胸膛里。等到毕业典礼，穿上学位服，戴上学位帽，庄严地走上台子，领到文凭，我的学生身份这才不再继续演化下去，我纷繁复杂曲折漫长的求学之旅这才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