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一五
之前《理解伊朗总统莱希坠机事故的一些材料》提了一个点，像斯洛伐克总理刺杀事件和伊朗总统坠机事故，哪怕真的跟美国情报机构无关，也会有大把人选择相信阴谋论，或者不排除阴谋论的可能性，认为CIA是幕后黑手。
这种认识就跟我们之前分析美国毒品泛滥和反疫苗运动的关系是一样的（《中国要为美国的鸦片泛滥负责？》），它不是非常遵循推理的逻辑，但是它深谙现实的逻辑。
因为CIA历史上暗杀和颠覆行动“战功赫赫”，所以许多人都愿意相信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在特定时间点的死亡跟CIA有关。
关于这些CIA行动，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源，比如CIA官网上的解密数据库，比如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解密：川普与拜登的对华战略来自何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位上个世纪很有名的人物、前CIA探员约翰·斯托克维尔。
斯托克维尔在CIA待了13年，执行过7次任务，越战期间，他是驻越南的一个情报站的站长，之后在安哥拉内战期间，他是CIA特攻队的总指挥。他曾被授予功勋奖章。1978年，他出版了畅销书《寻找敌人（In Search of Enemies）》，揭秘CIA。今天我们要翻译介绍的是他1986年6月作出的演讲《CIA的秘密战争》前面一部分内容。
这部分演讲对CIA怎么对国会撒谎、CIA秘密行动的流程、美国的“国家安全综合征”、CIA行动与舆论操纵的结合、CIA发明的酷刑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本文非常长，建议先收藏再慢慢阅读。
以下翻译：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运作机制以及CIA在安哥拉、中美洲和越南的秘密行动我总共在CIA工作了13年。我和美国最高级别的文官如基辛格、CIA局长比利·克比等人同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分委会的成员，我的工作有点像总参谋长，高级官僚和CIA做重大决定，而我负责将这些决定汇总，确保它们得以实施。坐在这个位置，看CIA的秘密行动是怎么被完成，非常有趣。我曾在国会面前作证数日，给他们详细信息，日期啊，细节啊之类的，来证明一些特定的谎言。国会曾问，我们是否和非洲南部的冲突有关系，那里的国家在打仗。实际上，我们和非洲南部一些势力曾亲密合作，我们把装满武器弹药的飞机开过去，在刚果的金沙萨和他们的飞机接头，他们把武器运进安哥拉，分发给那些我们支持的武装。在我看来，这个研究的主题，问题，对世界来说，对美国来说，非常、非常、非常沉重，无可想象的沉重，不止是安哥拉和越南。参议院调查CIA、FBI、国家安全局的丘奇委员会在报告里写过，他们的调查发现，CIA从1961年以来，实施了几千起秘密行动，而秘密行动的高峰期其实是在1961年以前。每年，CIA要实施数百起秘密行动，而CIA已经有37年的历史了。今晚我们将要谈论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综合征”。我们将要讨论美国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操纵媒体。美国为什么以及如何向中美的萨尔瓦多共和国撒钱，为侵略尼加拉瓜做准备。这些事情如何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将试图向你展现恐怖主义的另一面，也就是美国国务卿舒茨没说的那一面。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们将讨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美洲战争。我是什么样的人，受我接受的训练影响，我接受的是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我的背景就是，我相信他们教给我的关于冷战的一切。我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加入CIA的，加入最好的、最光辉的CIA，去到世界各地，执行外勤，推广美国价值，拯救世界，为了我们美国的民主。我相信这一切，我出国，努力工作。在非洲的6年给我的真实感受是，我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没有保护多少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布琼布拉、布隆迪，在非洲的中心地带，没有多少美国的国家利益。我这么总结，因为我看不到我们所作所为的重要性在哪里。看上去我们在那里，我们的功能就是贿赂人、使人腐化，而不是在任何可见的方面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我曾有过机会，和拉里·戴弗林，一位著名的CIA探员一起喝酒。戴弗林曾成功策动政变，推翻过刚果的卢蒙巴，但1960年代再回到刚果时被杀。他当时被调到非洲支部做部长。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第斯亚贝巴，有一个晚上我们聊了很久。我很坦白地问他：“长官，你知道吗，这一切都讲不通啊。我们没有从任何人手里拯救任何人，我们腐化别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腐化别人，这让美国看起来很糟糕。”戴弗林给了我一个解释。他说你想的太多了，这些不该是你想的问题。他说，你在试图学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帮人思考，他们有大局观，知道谁在世界上怎么样，他们掌握许多秘密信息，有解读它们的经验。如果他们决定在布琼布拉、在布隆迪要有人，而那个人应该是你，那你就应该做好你的工作，在你有更多经验之前耐心等待，直到你干到那个层级，然后你就能理解国家安全了，你可以做重大决定——现在，去好好工作吧，你知道吧，别在做这些哲学思考了。我说，是，长官，对不起，长官，我有点逾越了，长官。戴弗林给我的是一个很有力的理由，我们的总统总是对我们用这个理由。里根总统曾对美国人民用过，他说：“如果你们知道我所知道的有关中美洲的情况，你们会理解为什么我们有必要介入那里（指派兵入侵）。”我回到了华盛顿，我发现其他人跟我有一样的困惑。国务院做过一项正式的、高度机密的、只在内部发表的研究，叫马康博尔报告（Macomber report），结论是，CIA在非洲没有任何利益，我们没有去那儿的正当理由，那里没有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要由CIA，而不是美国大使去保护。在当时的非洲，我们没有必要用贿赂和腐化这种手段去做事。我从华盛顿去了越南。在那里，我的职业生涯，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有些严肃起来。在1973-1975的停火阶段，CIA把我派去了一个村子，那儿完全没有停火。年轻人被屠杀。我亲眼见证了一场屠杀。南越军队埋伏，袭击了300名年轻人。他们的尸体被搬运，放置在我们大院旁边的空地上。我在越南西宁省。那些尸体被扔在空地上，直到他们的亲人过来把它们认领走，拿去安葬。我总是想起这件事。我要和有虐待倾向的警察局长合作。当我在CIA的安全屋向上报告，说这个警察局长喜欢用刀子切割活人时，我的上司们说：第一，这个职位（指警察局长）太重要了，不能放弃；第二，他们不会调走或者解雇这个人，因为那会产生麻烦，政治上的麻烦，再说这个警察局长非常懂得如何配合CIA的行动；第三，如果我实在受不了这份工作，他们可以把我调走。但他们马上补充，如果我表现出缺乏与这位虐待狂警察局长好好合作的“道德品质”，那么我将很难在CIA再谋得比较好的职位，这将是我职业履历上的污点。我留了下来，我关闭了安全屋，我告诉我的组员们，我不赞同这种行为，但我和这个局长又合作了两年时间，假装我已经使他悔改了，他再也不做那些事了。这件事和现在在萨尔瓦多的那些和CIA、美国国务院合作的行刑队，本质上是一样的。对CIA探员来说，他们没有在大街上对接行刑队，没有真正的杀人，或者把人放在马路上，开卡车压碎他们的头，萨尔瓦多的CIA工作人员干的是和警察局长们以及行刑队队长们会面的活。他们相互交际，在豪宅里的游泳池旁边见面。这是一种熟练的、文明的关系。他们谈论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将去UCLA或者哈佛上学，他们不谈那些正在发生的恐怖的事情。他们假装这些都不是真的。我要补充一点，CIA和情报工作里的腐败也让我质疑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包括我冒着生命危险在干的这些……我发现CIA，我们这些外勤探员，不被允许报告有关南越军队腐败的信息。腐败太严重了，南越军队就是骷髅队。上校们同意士兵们回家，只要他们每个月到军营报道一次，签领薪水，这样上校们就能把军饷揣进自己的口袋。他可以把一半的军装、军靴和M-16步枪卖给共产党部队——这是他们主要的军用物资来源，跟现在萨尔瓦多发生的一模一样。上校们还可以用一半的卡车转移赃物，一半的直升机运送海洛因。而且南越军队根本打不了仗。我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亲眼所见，毫无疑问，所有人都公开谈论这一点。我们可以提供所有证据，但上面的人不允许我们报告这些。之后这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为1975年南越被攻击了，它就像一个被大锤打的花瓶一样，粉碎了。美国蒙了羞，这成了我们对越南长期介入的戏剧化的结尾。1975-1976年在安哥拉，我被任命为特攻队的指挥官，负责指挥秘密战争。这份工作让我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分委会的委员，这就是当年拉里·戴弗林告诉我的能够接触所有有关安哥拉和世界的信息、让我能够最终理解国家安全是什么的地方。我无法拒绝这个机会。我知道CIA并不是一个值得加入的组织，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得知这一点。但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我将有机会在下一场重大的秘密战争中亲眼见证……我想知道明智的人们是否是根据真正重要的、吓人的信息、威胁到我们国家安全的信息做出困难的决定的。即使是那样，我仍然计划离开CIA，但我会知道这个系统，看不见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安全综合体，事实上有正当理由，是值得的。所以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只能说，如果我发现真的是一些聪明人在做困难的决定，今晚我就不会站在你们面前了。老实说，我发现的是一些肥胖的老男人在分委会会议上打瞌睡，然后做出那些给非洲带来死亡的决定。这不是修辞，而是事实。资深外交官艾德·马尔卡希（Ed Mulcahy）几乎每一次会议都会睡过去……我那本关于安哥拉书里的故事，跟现在在尼加拉瓜发生的一模一样……基本架构，所有手段，包括在港口布雷，我们做的所有事。重点在于，美国在每一个关键点使纷争升级。是美国在激化矛盾。如果美国没有插手，根本就不会有战争。我们输送武器，他们也输送武器。我们送去顾问，他们也找来顾问。我们送去扎伊尔（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伞兵突击队，他们送去古巴军队。他们把我们赶走。他们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撒谎，因为我们用谎言包装自己，他们在讲真话。这不是我们能打的战争。在那儿我们没有利益要被保护。从没有人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这三个组织进行研究，找出它们中间最好的。国务院里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特·戴维斯（Nathaniel Davis）是个没有同情心的自由主义者（对一些人来说，他是“圣地亚哥的屠夫”），他说我们应该置身事外，最后和获胜者合作，显然获胜者会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我们在罗安达的领事，汤姆·季罗然（Tom Killoran），积极地宣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是最适合管理那个国家的，也是对美国最友好的。我们不理会戴维斯和季罗然的建议，强迫戴维斯辞职，推进我们的战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说他们想成为我们的朋友，他们不想被推进苏联的怀抱。他们求我们别跟他们开战，他们想和我们合作。我们说他们想要的是一场廉价的胜利，他们想要一场过场戏，他们不想被反对，我们不会给他们一场廉价的胜利，我们要他们凭本事“赢得”胜利。我们这么说，也这么做了。10000名非洲人因此而死，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最后还是赢得了胜利。现在，最重要的是我摆脱了这些……我们的理由基本上都是错的，是我们在撒谎。几乎人人都有份。特攻队三分之一的同事是我在华盛顿找来的，他们操纵这场行动，拉动木偶的线，让全世界关注安哥拉的紧张局势以及军事行动，我队伍里有三分之一是宣传人员，他们以他们能想到的任何方式在美国的媒体、世界的媒体上发表故事，发布图片，都是关于古巴人强奸安哥拉人、古巴和苏联往安哥拉运送武器、古巴和俄罗斯人想要统治世界之类的。我们在联合国的大使帕特里克·莫尼汉（Patrick Moynihan）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和新闻发布会上不停地发表声明，说俄罗斯人和古巴人要对冲突负责，我们美国人置身事外，我们强烈反对冲突的军事化。他做的每一份声明，都是假的。他的每一份声明都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分委会。我们负责这些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每天都向媒体读报告，我们为他写草稿。每份草稿都有四节。我们会给他打电话，说：“发布会前十分钟给我们打电话，情况可能一夜之间就变了，我们会告诉你具体读哪一节。”所有这四节内容都是假的，与真相没有一点关系。它们都是为利用这些事件，制造一种苏联和古巴侵略了安哥拉的假象而编造的。它们事实上为我们取得了主动权。法律要求CIA局长向国会做简报。这位CIA局长比尔·科尔比（Bill Colby），就是那位把我们的人扔在越南的局长，他就我们在安哥拉的行动，向国会、监督委员会做过36份简报。在36份正式简报中，他都撒谎了。这是伪证罪，对国会撒谎是重罪。对我们和南非的关系，我们撒谎了。我们和南非军队有密切合作，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跟他们协调作战、给他们的坦克和武装汽车提供燃料。科尔比说我们和南非保持距离。国会担心这些出现在安哥拉的白人雇佣兵，这是很敏感的一件事，雇佣白人去黑非洲国家，通过杀死黑人强行实现你的意志，这是很敏感的事。国会担心我们涉入其中，所以科尔比向国会保证我们没有，我们与安哥拉毫无关系。实际上我们建立了四支雇佣兵部队，把它们送进安哥拉，为CIA干脏活。科尔比向国会撒谎。国会问我们是否为安哥拉内战提供武器，科尔比说没有，实际上有。国会问科尔比是否派遣了顾问，他说没有，实际上我们的人进进出出。在训练使用武器时，在建立联系网络时，在策划战斗时，CIA在安哥拉死了24个人，但科尔比说，我们没有派人去安哥拉。关于安哥拉，总结一下，没有美国的介入，10000个非洲人现在还活着。安哥拉现在可能是和平的，或者至少不像今天这么血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我们介入前已经快赢了，他们继续并且最终获得了胜利，按我们美国领事的话说，这对安哥拉是最好的结果。这件事的结局，在世界上许多人眼里，古巴人从CIA和南非军队手里拯救了安哥拉，他们是英雄，古巴人在安哥拉立稳了脚跟。CIA促成美国和南非军队结成同盟，在世界上许多人眼里，这既不合法，也不明智。我们招募了白人雇佣兵，我们最终因为他们而暴露。那不合法，也不明智。我们的谎言成了公开的谎言。我们被揪住了。世界视美国为撒谎者。当这一切结束后，你不得不问自己，这一切是正当的吗？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赢了之后做了什么？他们说想做我们的朋友的时候，他们是在说谎吗？我们关闭情报站三周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重新开始购买海湾的石油，开采安哥拉自己的油田，用的是美国的技术，由古巴士兵提供保护，古巴士兵防备的是CIA的雇佣兵，他们还在安哥拉北部瞎搞。你不能信任一个共产主义者，对不对？他们（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从西雅图的波音公司购买了5架737客机。他们带走50名美国的技术人员，以安装雷达系统，供飞机起降。他们没有买苏联的俄罗斯航空的东西。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亲自前往南非，回来后主持了会议，会上他说我们可以和非洲南部的激进国家做生意。我离开了CIA，我觉得美国人民应当知道我们在安哥拉做了什么，我们在越南做了什么。我写了书。我很幸运——我得以脱离CIA。书成了畅销书。许多人读它。我得以告诉美国人民我的故事。登上了60分钟节目，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节目。我在国会前作证。然后，在一生都被教导要和共产主义者战斗之后，我非常认真地开始自己的学习。我去考察了共产主义者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去了古巴，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拿婴儿当早餐。我发现他们没有。我去了布达佩斯（匈牙利），一个甚至《国家地理》都承认适宜工作的国家。我去了牙买加，和迈克尔·曼雷（Michael Manley）谈他的社会民主理论。我去了格林纳达，和毛里斯·毕肖普（Maurice Bishop）、伯纳德·科德（Bernard Cord）和菲利斯·科德（Phyllis Cord）谈话——他们都是教育程度很高的人，很有实际经验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理论，他们有他们想做的事，他们有理由，有解释，我不停地听到这些。当然，我看到CIA在展开针对他们的秘密行动。我看到我们在密谋侵入牙买加。毛里斯·毕肖普被刺杀前的19天，我在格林纳达和他谈话，谈里根总统在报纸上发的声明，其中的信号，他和我都认为，美国将在短期内入侵格林纳达。关于这个话题，我尽可能找来所有书来看，一本，一本，又一本。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我的书桌我的书架上有上百本书。这里我希望你们也去读一读。你们从电视里得到新闻胶囊，这些新闻胶囊是别人做好的，他们希望你们知道这些新闻。报纸上，你们读到编辑挑选好的内容。如果你想看到真正的世界，懂得真正的世界，教育自己，你必须超越这一切，自己去挖掘，到书里和文章里去挖掘。读，并且为了你自己去发现。你将会看到真相，这些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我也有机会能碰到那些选手，那些写作的人，那些做研究的人，那些领导不同机构的人。我总共去过7次尼加拉瓜。这是一场主要的秘密行动。它持续了很长时间，逐渐变成了比安哥拉还要大的行动。它为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在华盛顿安排某件事之后，我可以去一个正在被攻击的国家，去和他们的领导人聊聊，去和他们的人民聊聊，去看看当你把白磷弹、手榴弹、炸弹和子弹投向人民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他们（写作、做研究的人）进入这个国家，和那些被枪杀、被殴打、被炸飞的人聊聊……我们谈论1961年以来CIA做过了1到2万起秘密行动。我发现这些行动导致了许许多多人的死亡……其中一些非常非常血腥。拉尔夫·麦基（Ralph McGehee）报道过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秘密行动（指1965年印尼屠华事件），当年他在那做外勤，监管行动，他能接触到相关文件。他说其中一份文件总结道，印尼的行动是一个样板，应该被复制到世界其他地方。这场行动不仅消灭了活跃的共产党（印尼共产党），而且完全消灭了印尼人口中那些支持共产党的部分——那些华人，印尼华侨。CIA的报告认为有8万人被杀。那还仅仅只是一场秘密行动，我们谈论的是在这些行动中被杀的100到300万人。这些事情中，有两件直接把我们引入了血腥的战争。有一起针对中国的秘密行动，目的为了扰乱中国的稳定，许多年里，我们的宣传都在营造一种气氛、一种感觉，共产中国是邪恶的，派一队伞兵、一队小艇登陆兵攻击中国，正如我们今天在尼加拉瓜做的，扰乱这个国家。这直接导致了朝鲜战争。美国情报人员在越南行动了25年，参与了许多事件，进行了大量的虚假宣传，欺骗美国人民。CIA策划侵扰越南人，使他们向南移民，CIA再去拍照，以显示人们正在逃离共产主义。他们不断这么做，不断这么做，最终让我们卷入了越战，2000000人被杀。根据我们的领导人，过去四年在华盛顿流传着一种情绪，一种观点，好的共产主义者是死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你杀死了100到300万共产党，那很棒。里根总统在公开场合说要把苏联变成一堆灰。但问题在于，那些由于我们美国的国家安全行动而死的，很多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是俄罗斯人，不是克格勃。我们曾和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一起下棋、喝酒。这就像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周日我们可能在行动中针锋相对，但周二我们就在宴会上一起喝酒聊天。那些死去的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这是你能想到的他们之间的共同点。第三世界的人。他们的不幸是出生在刚果的马通巴山区，出生在东南亚的丛林，出生在尼加拉瓜北部的群山中。比起共产主义者，更多的死者是天主教徒，是佛教徒。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分不清楚。中美洲一直是美国的传统领地。如果你想简略地知道美国涉入中美洲的历史，去读沃尔特·拉斐波（Walter LaFeber，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书《不可避免的革命（Inevitable Revolutions）》吧。从1820年以来，我们就统治那里了。我们有统治的政策，排除其他国家，其他欧洲的工业力量，阻止他们在这个地区和我们竞争。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我们做到哪步好了，也说明这里的军事化程度有多高，从1900年到二战这段时间内，我们总共有5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驻扎在尼加拉瓜，整整28年。我们入侵过多米尼加共和国4次。我们占领海地长达12年。我们的军队4次开进过古巴，6次开进巴拿马，1次关塔那摩，这还只是军队，没算上CIA颠覆这些地区民主政府的秘密行动……还有洪都拉斯的7次。顺便说一句，那段时间我们还向苏联派遣了12000名士兵（？）。1930年代，我们在尼加拉瓜驻扎海军陆战队，引发了国际上公开的不满……在CIA扶持的傀儡领导人阿玛兹上校之后，危地马拉连续三任领导人都死得很惨，国际特赦组织告诉我们，美国在当地支持的政府总共杀了8000人。你可以在Schlesinger和Kinzer的书《苦果（Bitter Fruit）》里读到这些。Kinzer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或者你可以读Jonathan Kwitny，他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有一本书叫《无穷无尽的敌人（Endless Enemies）》，这些书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投进中南美洲的数不清的钱最后都流进了那些有钱人的口袋，而不是当地人民手里。当我们做这些，当我们试着、或者至少声称试着纠正中南美洲的问题的时候，CIA也在做着自己的勾当。CIA在组建警察部队，也就是今天萨尔瓦多大街上的那些行刑队，这些部队的头头都是领CIA工资的，他们由CIA和美国训练。26年的时间里，我们在中南美洲推行公共安全项目，我们教他们怎么镇压反抗，审讯犯人。包含折磨的审讯是CIA教的。Dan Metrione，这些事情的坚定支持者，在巴西教了7年，在乌拉圭教了3年。他应该算得上是刑讯大师了，他懂怎样在正确的时机，制造适当程度的疼痛，从被审讯者口中得到你想要的回答。他们开发了一种线。线的发动机上印着“美国援助”的字样，所以人们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线非常结实，可以绑在牙齿之间，你可以用一根线绑住牙齿，或者绑住生殖器，然后你可以开始绞，这会带给人非常巨大的疼痛，人体能感知的最大的疼痛。你会怎样教折磨？Dan Metrione说：“我可以教你怎么折磨人，但迟早你要自己投入进去。你必须靠自己的双手，自己去摸索。”……那些从大街上抓来的实验对象，那些乞丐，他们能做的只有躺在那儿，尖叫。当实验对象快不行的时候，他们会喊来医生，给实验对象注射维他命B，让他们休息，等着接受下一场折磨。当实验对象要死了，他们会损毁尸体，然后把它们扔回街上，这样民众就会害怕警察和政府了。这些都是CIA教的。一位在巴西被折磨了2年，被抓进公共安全项目中2年，最后逃脱了的女人在作证时说：“这件事里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实施这些折磨的人不是狂热的精神变态。”他们是普通人……这里面有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不是盖世太保和克格勃在做非人道的事，而是人，在对别人做非人道的事。我们要为这些事负责，向今天全世界的人民负责。我们用一些似乎可信的理由欺骗自己的良心，做这些事情，我们创造了CIA，秘密警察的一种，我们给他们大量的预算，我们让他们以我们的名义，实施这些计划，我们装作我们好像不知道这些事正在发生一样，尽管信息都在这里，我们仍然假装我们是在对抗某种模糊的共产主义威胁。对那100-300万人，我们要为他们的死负责，我们要为他们遭受的折磨负责，为他们悲惨的人生负责，就像盖世太保要为他们杀死的人负责一样。大屠杀就是大屠杀！如今我们向萨尔瓦多撒钱。十亿美金或者更多。但以下也是有记录可查的事实……在那里14个家庭占有全国60%的财富，他们拿走了十亿美金中的2-5亿——这叫作去资本化——然后把它们存进迈阿密和苏格兰的银行。Mort Halper在向国会作证的时候建议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简化成我们以他们的名义直接把钱存进迈尔密银行，然后就可以不去管萨尔瓦多的情况了。那样当地人的生活就变好了。尼加拉瓜。今天在尼加拉瓜发生着什么？秘密行动。这是典型的扰乱稳定的项目。在1981年11月16日，里根总统拨款1900万美金，建立了一支军队，反击部队，他们这么称呼它，由索摩查家族以前的卫队——在尼加拉瓜实施折磨和散播恐怖、激起尼加拉瓜人民起义推翻独裁者的——那些怪物们组成。我们在幕后建立了这样一支部队。我们杀人，杀人，恐吓人。不仅在尼加拉瓜，国会也向媒体泄露——在《纽约时报》——今天在全世界我们同时在执行50起秘密行动，CIA的行动。你不得不问自己，世界已经有这么多麻烦，为什么我们还要在50个地方挑起纷争？为什么我们要掺和尼加拉瓜的战争，中南美洲的战争？我认为这是CIA的职能，当全世界有50个地方不稳定的时候，保持世界的不稳定，用虚假宣传教导美国人民去仇恨，这样我们就能让那些希望稳定的人花钱购买武器。最高院的Victor Marquetti规则给了政府审查未出版书籍的权利。他们在Victor Marquetti360页的书里挑了360个毛病。Victor Marquetti在法庭上作战，最终删了60处地方。最高院的Frank Snep规则则给了政府起诉自己的雇员的权利。如果雇员写了一份未经授权的陈述——比如一个被卷进腐败事件的雇员，一个目击证人，比如Frank Snep，比如我——如果这个雇员想向公众公开，他们将会被民事法庭惩罚。政府让Frank Snep赔了90000美金，他的书的收益，政府也拿走我的书的收益。里根签署了《情报身份保护法案》，这个法案使得写文章暴露情报人员的身份或是描写有可能揭露他们身份的行动成为重罪。这意味着什么？在国会的一场辩论里，争议很大，法案的支持者讲得很清楚，如果有两个参与MK-Ultra实验（注：CIA的一个大脑控制实验计划，目的是培养出程序化的杀手）探员来到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校园，用LSD毒品搞乱了你的未婚夫的脑子，在当地报纸上发文章说“注意这两个土耳其人，他们是联邦探员，他们用毒品搞乱了我未婚夫的脑子”会触犯重罪。他们做的事不是重罪，因为那是国家安全，他们不会为他们做的事受惩罚。让政府雇员闭嘴的努力，里根总统在这方面可是下了大力气的。想象一下，每个政府雇员，在他人生剩下的时间里，都要把他写的东西提交给6个政府委员会，供他们审查。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丑闻泄露，为了防止美国人民知道政府实际上正在做什么。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差不多两年前里根和国务卿舒尔茨一起推动的《“先发制人”法案》让他们可以在恐怖分子行动之前率先打击恐怖分子。但这个法案说他们可以不分国内外做这些。法案说，国务卿可以列一个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支持者或恐怖分子同情者的名单。如果你或你的公司名列其中，他们可能破门而入，把你拖走，不需要遵守任何法律程序、不需要执行令或审判就杀了你。而他们做这一切，都是免责的。法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很大的批评。《纽约时报》专栏和其他报纸说，《“先发制人”法案》和希特勒的“雾中夜晚计划”没什么不同，政府可以在夜里把人抓走。盖世太保抓了上千人。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坚持通过法案……舒尔茨说过：“是的，我们必须基于所收到的信息采取行动，那些信息不会交给法庭。是的，无辜的人可能被杀。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条法案，以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试着想一想。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是什么？那些事吸引了很多注意力。但是去年有多少美国人死于国际恐怖袭击？根据国务卿舒尔茨所说，79人。是的，这个数字很糟糕，但相比之下，每年我们因为酒驾高速公路上要死55000人，去年一年在尼加拉瓜我们CIA就以更恶劣、更血腥、破坏性更大的方式杀死了2500人。显然，因为79个人的死不足以取消美国人民头上的保护，取消必要的法律程序的保护。但他们在推进这些事。将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别动队已经成立了，正接受国防部的训练。他们在建拘禁中心。根据二战后的McLaren法案，为了扣押下一场战争中的外国人和异见人士，每8个人就像樟脑丸一样关在一起，就像二战中的日本裔美国人一样。他们建了十几个拘禁中心、军营……关于这些事的备忘录上说，这是为了下一场国家危机中给外国人和异见人士用的……联邦应急管理局，局长是Loius Guiffrida，他是Ed Meese的朋友……他到处游说，要求在国家紧急状态时获得更多权力，比如宣布戒严的权力，宣布宵禁的权力，击毙违反宵禁的人的权力……在美国国内。然后还有Ed Meese，就像我说的。国内最高执法官员，里根总统的密友，他告诉我们宪法从未真正保证过言论自由和媒体只有，也没有保证过法律的正当程序。他们计划带给这个社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决定把我们带入战争之中……这是里根革命……他在为他自己立法，以使他把军队派到尼加拉瓜时，他能掌控美国人民，把人们投进监狱，打破他们的家门，杀掉他们……问题是，我们允许我们的领导人拿走我们的自由吗？仅仅因为他有迷人的笑容，从前他是有名的电影明星？或者我们可以站起来反抗，坚持我们的自由……这取决于我们，你们和我可以注视着历史，接下来一年、两年、三年的历史。CIA在中美洲的秘密行动；CIA是如何操纵媒体的；CIA对美国民众所做的实验我刚从CIA的审查中心拿回我的新书草稿。如果我没有把草稿给他们，我会进监狱，不用经过审判——忘掉陪审团那些玩意吧——因为我违反了审查法。在安哥拉工作时，我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分委会的成员，我像是总参谋长，高级官僚和CIA做重大决定，而我负责将这些决定汇总，确保它们得以实施。坐在这个位置，看CIA的秘密行动是怎么被完成，非常有趣。当这个世界被占满了，就像大富翁游戏那样，所有地都被人占了，没人能更进一步，他们刷新纪录从头再来的办法是发动大的世界大战，推翻国家，轰炸城市，炸掉银行，然后从头开始。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个办法已经不可行了，因为外面总共有52000多件核武器。美国的CIA今天同时在开展50多项秘密行动，破坏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国家的稳定。顺便说一下，今天我分享的所有东西都有公开记录。那50项秘密行动，它们是机密，但它们由国会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泄露出来。我建议你们不要太把我的话当回事。我现在站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的领导人如何撒谎。显然我也有可能在撒谎。你唯一搞清楚这些事的办法，是教育你自己。法国有一句谚语：“那些不懂政治的人最后会被政治干掉。”如果你们不热切地用真相武装自己，从档案里挖掘它们，亲自用你们的眼睛去看，那么你们的大脑永远都会是一片空白，肾上腺素会被轻易刺激，你们将会被煽动，兴奋地去做那些根本不符合你们利益的事。尼加拉瓜的行动并非最大的秘密行动，它只是最出名的。最大的应该是阿富汗的那次行动，我们往那里面投了数千万美金。在尼加拉瓜，我们已经投了比在阿富汗少、但也少的不太多的钱。当美国不喜欢某一国的政府，他们就派CIA入场，带着资源和行动，雇人，找特工，使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破裂，这是一门技术，向当地政府施压，以使其同意美国的条件，不然就倒台，美国会扶植军事政变，接着让新掌权的人搞定一切。如今，撕裂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有教科书般的标准操作流程。我们现在谈的，是进入一个国家，故意制造一些状况，使农民没法把商品运往市场，使儿童无法上学，使女人们在家或不在家，都感到恐慌，使政府行政机关、各个项目陷入完全的停顿，使医院的患者由病人变成伤员，使国际资本因为恐惧而逃离，使国家破产。如果你今天问美国国务院他们对颠覆的官方解释是什么，他们会说就是攻击经济目标，也就是说，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当然，他们攻击的东西还有很多。1981年开始，为了搞乱尼加拉瓜，我们开始资助索摩查家族的流亡国民警备队，称呼他们为反抗力量（反对革命者）。我们创立了这支别动队，在我们拨款之前，它并不存在。我们武装他们，给他们制服番号，给他们靴子，在洪都拉斯为他们建造营地，提供医疗物资，派遣医生，训练他们，指挥他们，指导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把他们送回尼加拉瓜，搞乱尼加拉瓜。在我们的指导下他们烧毁粮仓、木材厂，摧毁桥梁，攻破政府办公室，破坏学校和医疗中心。他们埋伏运粮食的卡车，这样农产品就送不到商场。他们打劫农场和村庄。农民们犁地的时候必须带着枪。如果你想要一个铁证，证明CIA卷入了这一切，以及他们用了这些伎俩，去查“破坏手册（The Sabotage Manual）”吧，CIA在尼加拉瓜全境分发这本漫画书式的小册子，上面都是图片说明，告诉你可以做哪些事让一个社会陷入停顿，让政令不通，让发动机着火，让恶劣的情况变得更恶劣，这些事，都会让一个社会直接停止运转。反抗力量在系统性地暗杀宗教界人士、教师、医务工作者、民选官员、政府职员。你还记得1984年曝光的暗杀手册吗？它让里根总统不得不在和Walter Mondale的总统辩论中为自己辩解。CIA和反抗力量在散布恐惧。这是他们用来制造社会紧张氛围的方法，这样社会就停止运转了。我没有想用语言暴力对待你们，但你们一定要明白你们的政府和特工在干什么。他们进入村庄，破坏家庭。他们强迫孩子看父亲怎么被杀害，剥掉他的脸皮，他们把手榴弹放进他的嘴里，拔掉引线。他们强迫孩子看母亲怎么被轮奸，切掉她的乳房。有时只是为了新鲜，他们强迫父母看自己的孩子被这么对待。这不是假话。有超过100000名美洲目击者在那里，拍摄了影片和照片，就在这些暴行发生之时，有13000名受害者被登记在案，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这是反抗力量在做的。这些人是里根总统嘴里的“自由战士”。他说他们是堪比我们美国国父的道德楷模。全世界为他的家传传统惊地倒吸一口凉气。去读读前纽约州前副检察长Reed Brodie的《叛乱者恐惧（Contra Terror）》吧，读读Dieter Eich的《叛乱者（Contras）》吧。读读Christopher Dickey的《叛乱者（Contras）》吧。这是主流记者，经中间偏右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同意去了中美洲。他和反抗力量的人一起去巡逻，写他们的行为。读读《和平的目击者：我们看见与听见的（Witness for Peace：What We have Seen and Heard）》吧。读读人权律师协会的报告吧。读读《美洲观察（Americas Watch）》的文章《战争双方越轨行为（Violations of War on Both Sides）》吧。还有许许多多记录细节、姓名和真实事件的文件。骚乱行动的一部分是虚假宣传，这是针对目标政府的。这一招始于卡特总统，他授权CIA想办法抹黑推翻索摩查的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阵线，让他们看上去像邪恶的样子。于是在1979年，当桑地诺解放阵线一掌权，我们立刻宣传他们是极权主义、邪恶的、充满威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废除了死刑。尽管他们释放了8000名国民警备队士兵，这些人在他们的掌握中，本来是可以投入监狱的，他们说：“不，除非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们个人犯了罪，否则我们不准备仅仅因为他们与被推翻的政府有关，就把他们扔进监狱。”尽管他们推进扫盲行动，教人们读书写字，这是那个独裁者索摩查——我们美国支持的索摩查——从来没考虑过的事。尽管他们在全国建立了2500间诊所，这是当地最接近公共医疗政策的东西，他们让人民能够获得药物——但我们给他们贴标签，说他们是极权主义独裁者。我们在媒体上攻击他们，我们和《新闻报（La Prensa）》合作——这份报纸是美国政府资助的进行虚假宣传的武器，这一点最终曝光，并得到华盛顿的承认。里根和国务院已经宣称，桑地诺解放阵线在启动一架战争机器，破坏中美洲的稳定。然而事实是，这个小且穷的国家正在被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攻击，长达5年。美国和我们的军队带去死亡，带去折磨这个国家的行动——相比于越战对于美国，这场战争对于尼加拉瓜而言更大。除了叛乱活动，我们的美国海军舰艇在监督港口布雷，我们派出飞机轰炸他们的首都，我们派武装飞机从他们国家的一头飞到另一头，拍照片，空中侦察。他们没有可以驱离我们的导弹和喷气式飞机。我们和他们开战。他们没有用任何战争行为报复我们，但我们确实给了他们这么自卫的理由。接着我们宣布他们建立起来用以自卫的部队，是侵略部队，威胁了整个中美洲的稳定。我们宣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正当理由，因为有武器从尼加拉瓜流入萨尔瓦多。但是5年了，里根总统还是不能提供证明有任何武器从尼加拉瓜流入萨尔瓦多的证据。我们发起了一项行动，抹黑他们的选举。国际观察者认为尼加拉瓜的选举是他们这些年在中美洲见过的最公平的选举。我们说他们骗人，这些观察者被收买了，因为尼加拉瓜是一个极权体系。我们反去说在萨尔瓦多举办的选举才是民主的榜样，应该被全世界复制。然后萨尔瓦多的实情就被揭露出来了。我们发现CIA在那里花了220万美金，以使得我们选的候选人Duarte胜选。他们的一位发言人透露，他们不择手段，不直接动手，但用别的方法对选票箱做手脚。我翻译完的部分就是以上这些了，斯托克维尔的原演讲比这长，还有很多细节，对这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斯托克维尔爆料内容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上文中提到过的CIA时任局长科尔比的反应窥见一二。1978年，面对斯托克维尔的指控，科尔比向《华盛顿邮报》承认，前者所述大多是真的。
这里还有一个笑话。科尔比向《华邮》叫屈，说自己已经以一种尽可能符合CIA章程的方式向国会履行作证义务了，但是斯托克维尔还是骂自己撒谎，而同时总统居然弃车保帅开掉了自己，理由竟然是嫌科尔比讲的太多了。科尔比觉得自己简直是天底下最冤枉的CIA局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