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存，医疗人开始离开一线城市！

2024-05-29 00:05

随着人民币基金逐渐成为资本市场“唯一”的源头活水，一场人才大迁移正在医疗行业悄然上演着。

最先行动的是投资人。近期，一位在上海待了十年的投资人向动脉网谈到了当前资本市场的趋势，“这两年，身边有很多投资朋友都离开了上海，去到了地方国资机构”。而他也终于按耐不住诱惑，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打算今年干完就回老家武汉了，当地刚好有一家国资机构在招人。”

随着一批投资人“返乡”，近年来生存压力较大的企业创始人也陆续离开了“北上广”。而其离开的原因并不复杂，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是希望在早期能拿到更多“福利”，这在当前市场寒冬下尤为重要；而对于成熟企业来说，外迁要么是为了开拓新市场，要么是为业务转型提前做准备。总的来说，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

比如近年来热度颇高的科学家创业者。在采访中，一位投资人透露了旗下标的最近的市场动向，“他们是一家早期创新药企业，创始人都是来自北京的教授，最近正打算落地成都，原因很简单，成都政府给了他们想要的，另外成都本地的资源条件，包括产业基础、人才储备、政策等与他们当前所做的事是非常契合的，所以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事实上，这只是冰山一角。

离开北上广是主动还是被逼？

在一次拜访中，一位常驻北京的药企高管向动脉网打趣道，“别看我们是上市企业，但这几年我们并不受当地管委会‘待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相比于园区内的其他企业，我们创造的税收与我们所拿到的土地不成正比。”

虽然这其中有开玩笑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北上广”当前的态度。事实上，经过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北上广”医疗产业已逐渐趋于饱和，因此近几年开始大力推动产业升级或产业优化，具体操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于财政目的，留住那些税收高的，出清那些税收低或者根本不创造税收的。

另一种则是出于产业技术性要求，即保留那些创新技术型企业，迁出技术维度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深圳为例，该地方官员就明确表示，“深圳现在要留住的是能‘上楼’的部分，尤其是研发。未来，留在深圳的应该是高端制造”。某机构负责人也看到了这一趋势，他谈道，“深圳医疗行业当前正处于结构调整中，未来有限的空间会更多的留给真正具有技术性且附加值高的企业。”

也就是说，在“北上广”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一些不太合适或者不达标的医疗企业会逐渐被“劝退”。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医疗企业是主动离开的，而离开的核心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成本；二是资源。

先说成本。这两年，受市场寒冬影响，“降本增效”开始成为整个医疗行业的关键词，而如何降本，离开高物价的“北上广”显然是一个选择。对此，一位常驻在上海的投资人谈道，“上海生物医药界一直都在说一句话——墙内开花墙外香。大意是说，许多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虽然诞生在张江药谷，但当它们研发出产品，要开花结果的时候，就纷纷迁到了其他地区。而之所以会外迁，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上海‘贵’——人贵、地贵。一家‘烧钱’而无产出的生物科技企业要在上海拿地建厂搞生产难度极大，于是迁到成本较低的地区成为普遍出路。”

接着再谈资源，这里主要是指“北上广”的优质资源不够分。在一次调研中，北京某三甲医院科研中心负责人向动脉网谈道，“我们非常羡慕华西和湘雅，他们有很充足的资源，想做什么事立马就能干，我们不行，北京好医院太多了，任何资源一平分大家能分到的就没有多少了。”

面对这种情况，公立医院显然是没有选择，但企业和机构是灵活的。2007年，汪建率华大基因从北京南下深圳，一方面是想脱离体制内，但更重要的是北京无法像深圳一样给予其有力的资源支持。据悉，华大基因当时想做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项目”没有得到当局的认可和允许，因此拿不到经费支持，虽然被“收编”进中科院，但一直是体制内研究机构的异类，能做的事非常少。

所以整体来看，当前一批医疗机构离开“北上广”既有被动的无奈也有主动的求变，“被动”主要是指“北上广”医疗产业的迭代与升级，使得一部分不太适合“新标准”的企业和机构逐渐被出清；而“主动”主要是指医疗企业为了削减成本，或者获得更大力度的扶持，主动去到新一线或者二三线城市寻找新的突破口。

难以抗拒的地方“诚意”

虽然大潮汹涌，但对于绝大多数医疗人来说，离开“北上广”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毕竟纵观整个行业的发展，“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显然有更多的机会，财富增值也更快，而当新的机遇起来之后，也一定是这些地方率先发展起来，抢到第一波产业红利。

所以要下定决心外迁，必然得有更充分的理由，而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这些逐渐崛起的新一线城市拿出的“诚意”。

这需要拆分成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的“诚意”比较直接，就是砸钱砸资源砸人。特别以“钱”为例，从2023年年初开始，各地百亿千亿母基金就一直层出不穷，并且热度一直延续到今年，据不完全统计，截止5月1日，今年多地发布的引导基金设立总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

图1.2024年Q1中国股权融资基金数量分布情况（数据来源：清科研究）

而在这之中，投入最大且最积极的并非是“北上广”，而是杭州、泰州、青岛、合肥、厦门、武汉、成都等地。根据清科研究数据，2024年Q1新募基金注册地排名前七位的分别是浙江、江苏、山东、广东（除深圳）、江西、安徽和福建，北京排在第九，上海则排在第十二位。

当然，“钱”不仅仅体现在引导基金上，还包括经费、贷款等金融方面。还是以华大基金南下深圳为例，据悉，深圳当局为“打动”华大基因，承诺每年给予2000万元经费，并且在2010年，在深圳市政府的促成下，国家开发银行还给华大基因提供了一笔15亿美元的贷款额度，而利用这笔贷款，华大基因从因美纳购买了128台HiSeq2000测序仪，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对此，王建曾感慨，“没有深圳，华大基因一定走不到今天。”

不过，“诚意”并不只是钱，还体现在方方面面。以近年来医疗产业发展较快的合肥为例，当年为留住中科大，合肥可以说是倾其所有，不仅将铁路直接修到中科大门口，而且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合肥仍然将中科大列为优先于省政府的供电单位，甚至还专门为中科大建了合肥第一条供暖专线。不过这些“优待”并没有白费，留住中科大也被认为是合肥投资史上最成功的一笔。

放眼当下，在各地经济增长诉求空前强烈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拿出“诚意”方面只会更卷。但光有“诚意”还不够，在医疗这样一个高密度高人才领域，想要真正留住优质标的，相关产业配套也要跟上，比如市场、供应链、人才甚至是交通等等。事实上，这也被看作是另外一种“诚意”，即新一线城市当前在各个方面都在快速升级。

比如地方经济。据悉，2023年我国GDP破万亿的城市共有26个，其中有9个是在近三年新加入的，分别是福州、济南、合肥、泉州、西安、南通、东莞、烟台和常州。良好的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地方的市场活跃度，这对于想要开拓新市场的医疗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条件。

另外还有交通层面。不同于以往，交通中心主要围绕“北上广”，这些年，新一线城市也在发力，比如南京、武汉、郑州、合肥等都已成功卡位“八纵八横”战略的交通节点，这带来的直接利好就是经济效益的提升。某消费医疗品牌负责人在落地合肥前曾算过一笔账，“把生产基地放在合肥，一辆车能省4000元左右的物流费，包括进厂物流、整车物流，那么100万辆车就能省出40个亿，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从合肥到主流消费者目的地，平均里程是最短的，但落地合肥的经营成本又是相对较低的。”

因此，对于一部分医疗企业来说，外迁实际上就是在用最性价比的方式去兑换更大的发展可能性。对此，有投资人谈道，“用二三线城市的低成本，完成一线城市的管理和经营效果，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就两个字：真香。”

那么投资机构呢？在地方配套层面，其主要关注两个元素，一是钱，二是优质标的。“钱”当然可以满足，在大批美元基金退出之后，地方引导基金当前已经成为各大机构的主要募资方，并且相当慷慨，一出手便是十亿百亿。

图2.2024年5月24日前医疗领域融资数量前十城市（数据来源：动脉橙）

另外就是“标的”，当前，新一线城市已经集聚了大量优质医疗项目。以数据说话，截至5月24日，非“北上广”地区今年共在医疗领域完成174起融资，占总融资数比例超过一半，其中杭州表现抢眼，今年已在医疗领域完成37起融资，融资总额超50亿元。

另外在二级市场，新一线城市当前在医疗领域正批量诞生IPO。比如成都，过去2年已收割13个IPO，包括百利天恒、科伦博泰等；而杭州过去3年在医疗领域孵化了17个IPO，其中光2021年就一口气孵化了10个，包括诺辉健康、归创通桥等在内；泰州过去5年共在医疗领域收获11个IPO，其中就包括今年3月刚登陆港交所的荃信生物。

对此，有投资人谈道，“最近几年，确实有很多投资人在往新一线甚至二三线城市跑，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政府肯拿钱，有返投任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地方真的有不少好项目，他们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做了很多年，但因为一直很低调，所以没有多少人知道。而在当前市场遇冷的大背景下，行业更加强调专注度，而在新一线或者二三线城市，就存在着这样一批专注技术本身的人，他们正亟待被发现。”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虽然医疗领域当前正在上演一场大迁移，但这股浪潮并不适合于每个人。

比如某家医学影像企业，在一次采访中，其负责人就谈道，“我们当时正处于转型期，然后郑州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我们就顺势将总部从北京搬到了郑州，但在落地半年之后，我们技术岗一直招不到人，这严重影响了项目的研发进度，于是我们今年又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研发中心，目的就是为了招人。”

这并非个例，因外迁而陷入困局的企业不在少数。某家口腔器械企业负责人向动脉网谈道，“我们今年关掉了我们青岛的生产中心，最初其实是想以此覆盖整个山东市场，但这几年经营效果一直不理想，并没有为我们带来实际的业绩提升，反倒最后还成为了我们的负担，产生了大量成本，所以考虑再三之后就撤掉了。”

当然，投资机构也是如此，并且对于新环境表现的“不适”更为明显。今年年初，动脉网曾对近二十家一线机构进行调研，其中有90%都将“返投”作为今年的核心任务。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受制于当前市场环境以及所在城市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返投指标大多难以完成。对此，某机构负责人谈道，“在拿政府钱之前，首先还是要看地方经济和产业基础，基础薄弱的地区通常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很难完成后续返投。”

所以不难发现，在这场迁移之中，并不是只有成功案例，能否成功的标准还是要看企业或者机构与当地的适配度。如果适配度高，那么外迁就会成为一股很强的推动力，为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如果不高，那么外迁就只会是赔本赚吆喝，不仅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反而还会使其深陷泥潭。

事实上，这与医疗企业当前选投资机构是一样的逻辑，并不是越大越好，钱给的越多越好，而一定是越合适越好。这就要求医疗企业要先弄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核心需求是什么，然后再对“投资机构”做好调研，搞明白它能真正提供什么，提供的是不是自身想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已经成为一种核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