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阿勒泰的「托肯」

文｜聪聪

编辑｜槐杨

《我的阿勒泰》组讯招托肯这个演员的消息，我身边二三十个人都发给了我。包括以前的同学也来问我是不是阿勒泰人，哈萨克族的？她们都觉得这个角色很适合我。

我也这么觉得。其实高中我就看过李娟老师写的《我的阿勒泰》，但直到现在我都没接触过几个写哈萨克族的戏，就让经纪人递了资料到组里。等回信的过程中，我有个姐姐叫热依扎，她认识我们总制片，也帮我推了一下。

虽然我也是阿勒泰人，但我跟托肯其实蛮远的。我爸爸是撒拉族，妈妈是哈萨克族，我从小受妈妈影响比较多，就一直说自己是哈萨克族，但我没有在牧区生活过。

拿到剧本之后，我大概想了下托肯这个人的思维逻辑是什么样的，文化程度到哪里，这些都会决定最终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什么形象。

最早的剧本里，有些台词比较书面，都是正常的普通话，我就跟导演商量，觉得有些话托肯说不出来，她脑子里没有这个词汇量，她普通话的词汇量也就二三百吧，就把这些词拼来拼去。比如「你妈妈坏了」，这些都是哈萨克语的逻辑，后来的「八个字没一个字的撇」也是改的，为了凸显她跟李文秀的亲密，时间长了，她从李文秀那学到了一些文绉绉的词，但没学明白。

托肯的「哈普」，一部分来自我的生活。我姐姐单位有个普通话不太好的大姐，有次我在姐姐家吃饭，那个大姐给她发语音，我听到了一点，太有意思了。

她就说，「你知道吗那个，我这个地方一个小事情有，你那个假请一下给我。」语序都是乱七八糟的，但你可以听懂她说了什么。我觉得托肯就是这么说话的。

托肯去洗衣服

我在上戏学的是舞台剧，演舞台剧和话剧比较多。现在回头看，那几年在表演上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因为舞台剧排练一两个月，有充分的时间去揣摩角色前后的关系，要做很多功课。影视剧里呈现的东西太多，可能好多东西就不用演员自己去想。但舞台剧帮我养成了很好的习惯，我也会观察人物，把一些点记在备忘录里。

我还给托肯写了人物小传，又在原本的剧本上加了护手霜这个细节，因为我想给托肯一个改嫁的充分理由。

我一直在问自己，托肯为什么会喜欢朝戈？在我的观念里，如果你经历了一段非常不顺的婚姻，是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进入下一段婚姻的。尤其她还有两个孩子，新的家庭是否接受你的孩子，嫁进去之后是不是还和以前的家庭地位一样？好不容易从一个牢笼挣脱，怎么不得两三年缓一下，不会丈夫去世一周年就想结婚。

所以需要给她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人真的很好，他还有很多附加条件，比如家里的女人很多，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到这个家不用一个人干活了，不用一个人洗所有人衣服了；比如他自己也有一个好的工作。但这些都是附加条件，核心还是朝戈对她很好，托肯才想嫁给他。

有次坐飞机上，看不了手机，我就一直想到底怎么才能体现这一点。刚开始想的是要不要把搓衣板放大。搓衣板是托肯的执念，她想要更多的爱和关注，但没人理她，好多人说你可以去小卖部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去赊个搓衣板？但对她来说，其他的是家里人的事，只有搓衣板是她一个人的事。

但把搓衣板放大了也不好，朝戈再送她一个搓衣板吗？那就太普通了，他不就和别人一样吗？只不过给了我一个洗衣服的工具而已。我觉得他要更高一点，所以我就在想，托肯天天在家洗衣服，手都是烂的。手烂了怎么办，护手霜嘛，一个小小的护手霜就够了。

所以前面我也跟导演商量加了一些话，托肯跟李文秀捡牛粪的那场戏，我说你看我的手都烂烂的了，其实是在为后面铺垫。在家里没有人因为我要去洗衣服想着给我一点便利，给我搞个搓衣板，让我洗得更轻松，但朝戈已经跨越了洗衣服这个事情。这是两人感情升华的状态。

我始终记得大学的刘婉玲老师说，塑造人物有时候只要抓住那个点，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喝水也是对的，坐那儿的姿势也是对的，你但凡不是这个人物，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在拍「阿勒泰」的时候，起初我还在想给托肯设计什么细节，怎么塑造人物。但有天我出去散步，一抬头看到我的小学，那个冲击对我还是很大的，我真的回来了。小时候的回忆全都出现在脑子里，下课铃响了，我在门口跳皮筋，有一次爸爸的朋友带回来一个日本的杯子，我把那个杯子的内胆弄丢了……全都想起来了。

我就突然找到了一种落地感。我觉得我落地了，托肯也落地了，我好像找到了托肯的感觉。

后面拍起来，很多话，比如那句「耶！最帅的，我的小叔子」，都是现挂，包括在转场的路上，我的嘴巴就没停过，一直在叨叨叨。话痨嘛，因为她想表达的，她表达不出来，家里也没有什么机会说话。你看她在公公面前是不能那么多话的。就在她最开心的时候，通过这些叨叨都让她表达了出来。

我很感谢导演，导演是我们的镜子。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我加得合不合适，影不影响整个戏的节奏，所以我每次都跟导演聊，她觉得我加得都恰到好处，我就很开心。

有场戏是婚礼上托肯和朝戈（闫佩伦饰）的对话，也是我们后来自己加的。

作为演员的私心，我是想加一点戏份让托肯这个角色更完整。我觉得她和朝戈的关系后来没有交代，只是前面朝戈说要去提亲，她要带着孩子来，那托肯自己的态度呢？少了一点。我跟导演聊，导演也觉得差了那么一点，后来就说婚礼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小的契机，看要不要加在这里。

我先想了一下。作为托肯，她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是我可以不嫁给你，我出去打工也能把这两个孩子养得很好，而且我要供他们去县城上学。那个年代夏牧场冬牧场是没有学校的。我在里面也说了，「叶尔达那8岁了也没写过作业」，其实是想给孩子们一个好的教育。

文秀对她也有一定的影响。她生长的这个环境，春夏很漂亮，秋冬很冷。她 18 岁就结婚，但她后来通过文秀知道， 18 岁可以去上大学了。她一直想让孩子出去上学，看新的世界。和文秀在一块玩之后，文秀说出了很多她想说但是她表达不出来的话。

包括文秀跟苏力坦说，只有变化才是一直不变的，这些巴太朝戈他们可能都学给托肯听了。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她特别想说，但她憋到嘴边、文化程度表达不出来的。所以托肯就知道人还是要看书，要有知识的。这也奠定了她和文秀友情的基础，为什么她俩关系这么好，我觉得有这个原因。她后来还说，「我普通话好得很」，托肯对普通话的这种欲望，也体现了她有些新女性的想法。

我就找闫佩伦（饰演朝戈）商量。第二天婚礼这个场景就要拍了，当时导演正要去看景，她让我们自己写一下。至于剧本落地，就只能交给闫佩伦了，毕竟他们之前都即兴嘛。

说完我就去拍戏了，差不多半小时，我到现场感觉还没开始拍呢，他的剧本就发过来了，就是后来呈现的那场对话。他问我你觉得咋样，我说特别好。发给导演半小时，扉页就出来了，说明天拍。只能拍两遍，一个全景一个近景，因为那天的戏很复杂，群演也多，只有半小时给我们。

我跟闫佩伦说，他俩最后这个关系有没有点发展，就看这一下了。最后那场戏呈现得还挺好的，导演也挺满意的。通过这几句对白，托肯的形象更完整了。哪怕只是感到一点点被轻视，托肯也觉得新的婚姻不是非要不可。在她心里，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未来要更重要。

《我的阿勒泰》播出后的反响不完全在我意料之内，最初看到剧本我以为会比较小众，拍的时候就是感觉美，但没有想到最终的画面做得这么有质感。最后还在央一上播，受众群就更大了。我以前的很多剧都是在网上播，亲戚们都不知道。我们制片人说拍了这么多年戏，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是让他爷爷在央视上看到了他拍的戏。

后来我们还去了戛纳。你知道「戛纳」这两个字对演员意味着什么吗？就很神圣。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咱们要去戛纳，我说咱不是个剧吗？他说对啊，戛纳电视剧节。我说真假？他说真的，你反应一下。

我刚定下来一个戏要去拍，但合同还没签。我都想好了，要是实在请不来假，我就不去这个戏了，还是要去戛纳，谁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后来也顺利请到了假。我要先从乌鲁木齐飞回北京，再北京飞往戛纳，时差乱七八糟，到了之后也没什么实感，偶尔抬头看一下，嗯嗯美，风吹得挺好，没了。 

待了三天，活动结束就回来了，倒时差倒了一个星期。生活还得继续嘛。

我虽然是阿勒泰人，但小时候很少去草原。去也只是去夏牧场，因为夏牧场美，冬牧场是绝对不会去的。小时候我的哈萨克语说得也不好。那时家里总觉得你得学普通话，可能他们之间正说哈萨克语，转头跟我就要说普通话，即使他们有时候都说不明白普通话。以至于我姥爷老年痴呆了，都记着我哈萨克语说得不好。直到十七八岁，我才意识到，这种语言是我的一部分，我应该会说才是对的，这才把哈萨克语捡起来。

过去在草原待得比较少，所以我不太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共情他们的处境，这次拍阿勒泰，我才真的去思考，原来草原上的这些人是这么生活的。

比如哈萨克游牧民族是不能在河里洗衣服的，因为下游要喝河里的水，不能把它弄脏。小时候我们在河里游泳，也知道不能在里面小便，如果要小便，你妈妈的头发明天就会掉。以前就会这么吓唬小孩子。长大之后会更懂得这是对大自然的尊重，几个月的羊是不可以吃的，要用牛粪架火，这样就不用去砍树。河水大家都不去污染它，就可以一直流动，到哪里都可以喝，一点不怕脏的。

托肯是我认识的很多哈萨克族女性的缩影。很多哈萨克族女性的生活就是这样，在家要干的事情很多，从早到晚一直在干活。她们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来什么，但我有记忆，很多人的状态就是这样，会在一起诉苦，说自己在家里很难，老公怎么样。我也看到有亲戚过得特别不好，但没办法离婚。

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责任，草原上的女人承担得更多。我在生活里看到很多这样的女性，就想表达，她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抱着热爱生活的态度。

托肯身上有一种特别勇敢的品质是我想去放大的，就是敢于说不。现实中很多时候身份和关系架在那儿，对于一些牵绊要说「不」是很难的。城市的女性可能会容易一些，但草原上，人会有很多强制性的社会连接，有些人每天都要见，家里有事也要找人帮忙，转个场去别人家里借个车，这些连接当然带来了很多便利和一些亲密的情感关系，但也让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决定。唾沫吞死人。

拍戏的时候，有几场戏需要群演，导演还要求最好是哈萨克人，有点村里的感觉。但当地没有影视产业，没有群演，我就把亲戚们都叫来，让我妈妈来演我妈妈，还有我二姨、奶奶，妈妈的朋友。

这种感觉挺奇妙的，以前我是家里的晚辈，一个被宠的小孩，就是在家坐着喝茶；到拍戏的时候，我好像身负了某些责任，要带着他们一起去演戏。他们都不懂的，不知道谁该说话，该说什么话，该有什么样的情绪，我就得把她们拉出去排练。到开拍，可能一个人没有接上词儿，另一个人就问，「你怎么不说呢？」或者打你一下，「哎，到你了」，就得再来一遍。

当时拍摄任务重，有时候吃饭会延后一点，她们就觉得，一点半了为啥还不吃饭？不能理解。而我本来就有点累，那场戏拍了十几遍，我又哭了十几遍。

她们就觉得很心疼，跟我妈说为啥让她去干这个？一天哭十几遍，娃娃能受得了吗？她们就觉得这样很消耗，太累了，身体扛不住，饭也不给吃。她们可能是重新认识到我，也意识到这个行业没有她们想的那么光鲜。

但我还是很喜欢做演员，喜欢这样的生活。杀青那天我是很难受的。整个创作环境很美好，大家在一起又很开心、放松，也自由，我很多想表达的东西很幸运都被导演采纳，被实现了。这对演员来说是最高兴的事了。大家都很舍不得。

这部戏的杀青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意味。离开阿勒泰之后，有一天周依然问我，他们都在说好想念白哈巴河的星星，你作为本地人，你是怎么思念的？

我说我们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带了更多对家乡的依恋。都说家乡像自己的大地母亲，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在那个环境里就是莫名其妙觉得安全，舒适和安逸，离开的时候心里会有对未知的一些不安定感。

和我爸爸告别的时候，我也在想，可能最近五年、十年，恐怕都不会再回这个地方拍戏了。好多的情感加在一起。我爸送我离开那天，我在车上一直哭，哭了一个多小时。同事就在后面一直给我递纸。

我要带走很多情感，离开家乡的情感，和爸爸道别的情感。

我第一次彻底离开家乡的时候，心情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更像托肯，一心想去看更大的世界。

我中学就从阿勒泰去了乌鲁木齐。可能是受妈妈的影响，她以前是艺术团的，我从小也喜欢跳舞，后来阿力木江有一个戏《美丽家园》招群众演员，我妈就让我跟着去玩。副导演见到我觉得小姑娘汉语还不错，让我在剧里说两句词，我就说了两句。那时候就意识到，拍电影原来是这样的，我也要去拍。

后来考了上戏。这四年我都在好好上学，重心都在学校，因为我始终觉得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年纪的事。大学毕业我先回了新疆，抱着一腔热血。那时候比较单纯，就觉得我学舞台剧的，要把舞台剧带回家乡。但现实比较残酷，在新疆演戏的机会比较少。

因为接戏，我又去上海待了半年。赶上我们学校有个行政岗位空缺，因为上学时我是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又是班长，跟学校老师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他们有了岗位就联系我，问我要不要回来。

我想，天呐，天上掉馅饼了。我当时正准备去拍戏，跟导演商量，说学校的岗位要实习15天，导演就说给我批假，调计划让我回去。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铁饭碗，而且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的身份，是一个很好的title，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

但我回去实习了15天，六个人一个办公室，每天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我意识到我可能干不了这个事，日复一日，每天都是这些工作。我喜欢的东西不是这个，我还是喜欢拍戏，喜欢过剧组的集体生活，大家一起为了做一件事努力，是很幸福的。

这15天就足够让我想明白了，我就去找校长。他当时还劝我，说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说不能再考虑了，再考虑可能会影响我的判断。他说好，我就当你不忘初心。他说当初招你进学校，也没有想让你在这儿干琐碎的工作，那你就去干你想干的事情吧。

我后来接了个戏回新疆拍，就是这个阶段，我做了最后的决定——去北京。北京的机会更多一点，毕竟是文化中心，很多戏优先在北京选演员，选完才去上海。我就觉得，万一前面的角色我合适呢？我不要给自己留后路去上海了。哪怕钱不多，我在北京谁也不认识，也不重要了。

从有这个想法到离开，很快。我还发了个朋友圈，I want change my life，我就走了。

刚来北京就觉得北京好大啊，去哪儿都很远。上海呢，别的不说，我这一届一百多个同学还是认识的，也有老师，再怎么着老师也能帮我接几个活，给游戏配个音什么的，挣点钱没有问题。所以刚来北京时，我带着一种无助。

后来通过一个师哥介绍，我去了鼓楼西剧场演了一个话剧。渐渐我认识了戏里所有的演员，然后关系网才慢慢织起来。

我特别喜欢鼓楼西剧场，特别聚气儿。每次坐地铁六号线，下来要走一串胡同，走到最里面才到。那种感觉特别好，你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北京市井文化的氛围，全是胡同。那附近有家涮羊肉，冬天去吃玻璃上全是蒸汽，在里面看着特别暖，特别舒服。那时候觉得特别美好。演完一个戏就去找下一个戏。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可能不太会回老家了。但说实话，那时我没精力和功夫去细想离开这件事，只是对未来抱有希望，同时感到一片渺茫。我后来理解了很多决定就是要年轻做，稍微大点就会想太多，年轻的时候靠着冲动，就做了决定。

这些年，因为少数民族的身份，我会有一些困扰。比如一些试戏不合适，就会有人用这做借口。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凡是不想用我的西域的戏就说，你长得太像汉人了；凡是不想用我的现代戏就会说，你长得太像少数民族了，我们用不了。可能是为了顾及我的感受，给出一个所谓「客观」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我实在接受不了，一度导致我自己不知道自己长啥样了。

到现在也会有这种情况，比如经纪人想去推戏，别人说，明年我们有个新疆的项目，可以到时候看看。我就会很尴尬，其实我只是想像正常演员一样想知道这个角色合不合适。

托肯这个角色到现在也让我有点顾虑，她太深入人心了，大家不愿意相信我是我，更愿意相信我是托肯。但我不能一辈子演托肯。作为演员还是想去塑造不一样的东西，我不希望大家以民族来区分一个演员。

拍完《我的阿勒泰》再离开家乡，就跟当初去北京拍戏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当年的冲动，反而是有点难受。因为回去之后发现有很多舍不得的东西，比如小时候的记忆，和家人的牵绊，包括我去世的爷爷。我就想，如果回到小时候还是非常美好的，如果能回到十岁、二十岁，后来的很多不好的事情还没发生，可能会更开心一些。

也觉得物是人非。小时候爷爷经常在家路口下大树那儿坐着，我的狗叫毛毛，每天下学也会在大树那儿迎接我，是每一天，中午一点半它就会在那儿吹着风等我。一放学，我就大老远叫毛毛，它就赶忙跑过来。它承载了我很多记忆。

年纪稍大一点，下学就去三姨家喝茶。现在，嗯，三姨也去世了，没有了。我也会去二姨家，她家在乡里，去偷吃个西红柿什么的，二姨夫也不在了。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和事已经慢慢离开你了。再回去就觉得，如果回到20岁之前，这些还没发生，多美好啊。

离开的时候也有一些无奈在身上。我挺不想走的。跟妈妈在一起很安心，啥也不用管。但我知道必须得回北京，我很多朋友啊工作啊都在北京，也有自己事业的规划。在哈巴河我都没什么朋友，好多人都离开了新疆，我和这个地方的关系就没那么近了。这些都迫使我得往前走。

但内心深处是有那么一丝丝不想走的，原地踏步又怎么样？但不可能呀。这些东西都把你架在那了，我只不过是心里对家乡还有一些依恋，实质上的东西可能已经没有了。

《我的阿勒泰》播出到现在，我生活唯一的变化就是最近有点忙。妈妈也很忙，每天都在接各种电话，表达祝贺之类的。她肯定很开心，我都能感觉到她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咧着嘴。有天她跟我说，要恭喜我，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终于让大家因为一个角色看到你了，这是我最开心的事儿。我演了一个戏，这个角色叫托肯，大家都认识了。我妈说你坚持这个事坚持了10 年，不一直都在说这个事嘛。

我很开心托肯被大家记住。但我现在的想法是更想好好地去生活。以前好像一直是在往前走，但我越来越觉得生活是最主要的。

现在，我在城市里待一段时间，就要跟大自然接触一下，如果有长点的假期，我就离开北京，找个地方生活个十天半个月，去感受当地人的各种节日和集会。没有那么多时间，哪怕去怀柔，密云的山里住一天，我都会好很多。就觉得自己沉下来了。

妈妈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她说你要是连自己都顾不好，都不会好好生活，你没法演戏。你得有自己的生活，在生活里去经历，就像那句台词，去爱，去生活，去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