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伦敦日记 ：苏联驻伦敦大使二战回忆》

与其说戈罗德茨基编著这本《伦敦日记》是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增加一本重要的私人史料，不如说戈罗德茨基是在想揭示在斯大林大清洗背景下一个具有孟什维克背景的苏联犹太外交官伊万·迈斯基在二战时期的心灵史。

这本日记的全本有三卷本，不过戈罗德茨基本人又编著了一个精选本，这本书的中文本就是根据这个精选本翻译过来的，迈斯基是彼时苏联的诸多外交官中少有的撰写私人日记的人——这一习惯据编者说并不是一个为斯大林所喜欢的习惯，这一推论应该是准确的，事实上由于大清洗等许多事情，日记的本身并不连贯（当然可能也跟编者的删减有关），不过这本日记还是集中反映了迈斯基在1932年担任苏联驻英国大使到1943年被突然召回这段时间的故事。

如果从阅读者的视角来看——一般阅读者而非研究者——这本日记并不是多么有趣的日记，对于不熟悉那段时间的历史或者不熟悉英国政治史的人来说，记住那些外国名字和注释，以及编者突然加入的注解来说，是很困难的。撰写日记本身可以说是一件无聊的事，而阅读日记比撰写日记更无聊。

对这本日记进行一个内容上的分类的话，其实可以分成三大部分：

1934-1939年，这本日记实际上是从1934年开始的，只是加入了作者在1932年写下的一个自述，这一时期迈斯基的主要任务可以说是尽力促成苏英关系的缓和，并试图构建一个苏、法、英三国的反德联盟，这一尝试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达到高潮（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时几乎濒临破产，但随着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而又吊诡的使得英苏关系得到了缓和，迈斯基的尝试似乎开始奏效，但又由于苏联也参与了瓜分波兰的阴谋使得那时的迈斯基并不是能那么游刃有余的开展他的工作，特别是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刚刚签订的时候，迈斯基获得的敌意远远比友善更多。

1939-1941年，从德国闪击波兰到苏联入侵德国之前这段时间的历史，迈斯基的主要工作依然是围绕着加强苏联和英国的军事同盟而开展。迈斯基的工作并不轻松，尽管张伯伦被迫下台，丘吉尔奉命组阁，但苏联和芬兰的战争以及莫斯科的孤立主义倾向使得迈斯基不得不在伦敦和莫斯科之间周旋，他极力的向莫斯科建议英苏同盟的重要性，但为了避免被莫斯科指责，又常常将自己的观点说成是英国方面的观点转而“报告”给苏联。尽管德国入侵苏联的战争危险在不断增大，但迈斯基似乎还是比较乐观——他认为希特勒并不会入侵苏联——当然这种乐观在1941年6月22日被打破了。

1941-1943年，这一时期迈斯基的工作主要是为巩固来之不易的英苏同盟而奔波，苏德战争前期的形势并不容乐观，迈斯基为尽力争取英国对苏的援助——保卫北极航线等——而奔波；当红军先后取得莫斯科战役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之后，迈斯基的工作变得顺利起来，但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英美何时开辟第二战场成了斯大林与丘吉尔交锋的焦点,而迈斯基又在其中发挥着信使的作用。

但迈斯基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英国宣布在1944年之前并不会考虑开辟第二战场，迈斯基也因此基于这一名义上的原因被苏联召回了——作为对西方的抗议。但在编者看来，这实际上是由于迈斯基在英国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孟什维克背景和他的犹太人身份所致。迈斯基的很多外交官同事在被召回之后很快被宣判处决。

迈斯基回到苏联之后，先被安排做了副外交人民委员，又去担任了赔偿委员会的闲职，紧接着又在雅尔塔会议上作为斯大林的翻译出现，这是他作为外交官最后的高光时刻了。

之后他向斯大林申请去苏联科学院工作，但在1953年2月，被当成“英国间谍”而抓捕，又由于他与贝利亚早年间形成了一种较为紧密的联盟关系（据编者说，这是迈斯基为了在大清洗中存活的自保的办法），所以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迈斯基不仅没有因此被释放，反而在莫洛托夫与贝利亚的斗争中被当成了贝利亚的同党继续关押——一直到赫鲁晓夫清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之后，迈斯基才在1955年被释放。

此后他便在苏联科学院专心著述，研究他自己都并不关心的西班牙历史，以及撰写回忆录。“他在苏联科学院度过的最后二十年，完全致力于记录那段影响深远且富有戏剧性的岁月。”（791页）

编者在这本日记的编纂过程中，除了展现了迈斯基作为外交官，努力促成英苏同盟的努力，编者集中想要展现的，是一个在苏联高压政治环境下一个惴惴不安的外交官的形象，在伦敦的迈斯基与他的庇护人——在莫斯科的李维诺夫，一同试图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的阴影下生存。

编者在日记中所增加的注释和导读试图在形成这一点，并且试图让读者形成一种后两人是白痴的印象——因为斯大林拒绝与英国缓和关系，反而与希特勒谈互不侵犯，而莫洛托夫又似乎总是在刁难迈斯基本人。不过在笔者看来，编者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因为编者这样的努力完全是建立在他对迈斯基日记所做的穿插解读之中，如果只是单纯阅读日记本身，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若是阅读编者突然插入的导读，又只会觉得突兀。

至少对于苏联在二战爆发前夕的外交策略的评价上，编者试图将苏联欧洲外交成功全部归功于迈斯基，这一点似乎并不能让人信服；但编者的注释和导读，结合迈斯基的日记至少成功的揭示了一点——那就是在苏联高压政治下，一个“异见”外交官是如何在其中小心翼翼地生存的。不过迈斯基是幸运的，他没有像他那些前任，被召回后处决，而是安然活到1975年去世；

但他又是不幸的，在伦敦的外交官生活戛然而止——他并没有因为二战胜利获得什么荣耀，反而被闲置、逮捕、释放，最后只能靠写回忆录打发时间——而他的最后一份回忆录手稿甚至还被出版商弄丢了。尽管在他的日记中，他希望自己的后半生是以撰写回忆录为他的主要工作的，但或许应当是在欣慰的回顾中撰写的，而不是在担惊受怕与羡慕那些仍旧驰骋在世界舞台上的同行的情绪中撰写的。

迈斯基日记除了记载他本人的外交活动之外，日记中也留下了许多迈斯基与当时英国社会各界交往的记录，以及迈斯基本人对时代的一些思考和回忆。这为我们考证一些历史细节，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这里举三个例子：

一是日记中披露了萧伯纳与马克思一家来往的细节。在迈斯基的记录中，萧伯纳向迈斯基回忆了马克思糟糕的家庭财政状况。他的夫人燕妮·马克思为此常常气得发疯。而他们的女仆海伦（琳蘅）更是在为马克思一家工作的过程中并没有收到什么工钱，她的名字也镌刻在马克思的墓碑上。

此外日记中也记录了马克思的小女儿埃莉诺·马克思（通译爱琳娜·马克思）传奇而又不幸的一生——她高超的演讲才能以及与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译者爱德华·艾威林的不幸感情。艾威林是有妇之夫，与埃莉诺结合又始乱终弃，最终导致了埃莉诺的自杀。（关于埃莉诺的悲剧，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参看玛丽·加布里埃尔著《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迈斯基对于这方面的记录为研究马克思生平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旁证。

二是迈斯基的日记证明了斯大林一句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教皇？他有几个师”的存在。这句话确有其原型，不过原文并非如此：迈斯基1935年6月27日的日记记载了斯大林与时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赖伐尔的对话，当赖伐尔问斯大林“苏联和教皇之间是否难以达成和解”时，斯大林“微笑着”说:“协议？与教皇签订协议？不，那不会发生！我们只与那些有军队的人达成协议，据我所知，罗马教皇没有军队。”（90-91页）

三是日记中记载的英国国内的亲苏浪潮，为后世研究者了解当时西方社会一般民众对苏印象提供了证据：例如在苏联对德宣战并相继取得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后，当迈斯基访问伦敦防空洞的居民时，居民们高呼苏联万岁并高唱国际歌，尽管bbc在每天例行播放同盟国国歌的时候略去了这一首，但这并不能阻止英国人的热情，他们把援助苏联的第一辆坦克命名为“斯大林号”送往了苏联，尽管这个提议最初是源自迈斯基。

此外还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有趣细节，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之，这一部日记对于想要了解或研究二战历史特别是苏联外交政策细节的读者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更加细致和多样的视角，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