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韦伯为志业｜波特伦·谢弗德：韦伯“转会”慕尼黑大学及其《世界社会经济史概论》

《世界社会经济史概论》（德语名：Abriß der universalen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英译本译为《经济史》）这本书之所以问世，主要是因为马克斯·韦伯于1920年6月14日意外去世，年仅56岁。众所周知，这本书并非韦伯本人所写。他的妻子玛丽安妮推动了这本书的出版，但真正实现这一计划的是经济学家梅尔基奥尔·帕利（Melchior Palyi）和历史学家西格蒙德·赫尔曼（Siegmund Hellmann）。他们很快意识到韦伯这最后一门完整课程的重要性，当时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作为经济学教授在1919/20年冬季学期讲授经济史。由于韦伯的突然去世，他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仍未完成，因此这一讲座课程便成为最后一次内在连贯的概述，韦伯在其中阐述了他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看法，因而也就更显珍贵。赫尔曼和帕利根据韦伯简短的关键词式笔记和其他几位同事的笔记，重新构建出了现在呈现的文本。赫尔曼承担了主要工作，而帕利则负责撰写较短的第一部分，即“初步概念注释”（“Begriffliche Vorbemerkungen”）。

本文作者波特伦·谢弗德教授（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编者在1923年第一版的序言中坦承，韦伯本人肯定不会同意将这种形式的文本提供给公众，因为韦伯认为自己的演讲是“千疮百孔的即兴创作”。当时，他的兴趣既不是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史，而是他的社会学研究——当时他开授经济史这门课程并不是完全自愿的。在慕尼黑的第一个学期，他讲授的是“社会理论的一般范畴”，但一些学生可能对授课内容感到过于高深，敦促他在下一个冬季学期讲授“经济史”，就像韦伯的前任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一样。韦伯从未讲过这样的课，只能勉强同意。从韦伯自己的表述来看，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例如，1920年1月，他在写给米娜·托布勒（Mina Tobler）的信中抱怨道：“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希望夏天能做得更好些。这些东西让我感到厌烦，而且需要并不值得的匆促。”

从韦伯本人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这门课有相当负面的评价，再考虑到这本书的特殊成因，《经济史》在马克斯·韦伯全集中的存在性质相当模糊。虽然编者们很下功夫，出现了多个版本，而且也是第一本被翻译成英文的“韦伯著作”，《经济史》的地位依然如此。当全集的编辑们决定将这部作品纳入《韦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MWG）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韦伯作品的完整性：一方面，编辑全集提供了重新审视和讨论这部作品可靠性的机会，因为在全集版本的正文之后附上了一位学生的课堂笔记（部分由另一位学生的笔记所补充）；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讨论韦伯在其学术生涯中担任过教席职位的三个学科的地位，以及他对其中一个特别学科的看法——也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日渐疏远的学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

经济史的课程任务促使韦伯将他的社会学同描述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并将经济发展动力的一般规律也纳入考量范围。韦伯的社会学要求对经济和社会体系进行理想类型式的比较分析，他在《经济与社会》中省略了关于历史发展和经济动力学的内容。这种结合于韦伯而言有着学术的必然性，因为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至少需要研究资本积累、收入分配、经济危机和货币扰动。但是，韦伯没有在这几个题目上深入，他热衷于挖掘自己的核心主题：现代欧洲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及其与更早形态的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尤其是古代欧洲资本主义、非欧洲资本主义。因此，韦伯对于经济史的叙事在结构上与伊纳玛·斯特恩格（Inama-Sternegg）或布伦塔诺（Brentano）等更早或同时代的经济史都大相径庭。韦伯的另一个比较对象是他的编辑同事兼竞争对手——维尔纳·桑巴特。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已于1916年和1917年出版。桑巴特放眼欧洲，与韦伯一样，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许多相互依存的因素在起作用。新的国家、新的宗教、新的科学和新的技术都诞生于同一种精神之中，它还创造了新的经济生活：“企业家精神征服”，“公民精神生成秩序”——两者共同构成了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精神”。当然，与韦伯不同的是，桑巴特并不特别强调新教伦理。与韦伯一样，桑巴特对古代经济形式和非欧洲经济形式进行了比较（但不如韦伯那么全面）；与韦伯一样，桑巴特在积累和分配问题上以马克思为指导（但更为明显），并专门有一章论述纯经济理论——韦伯则不点明地预设了这些知识，也没有为理解这些知识做出充分的定义。韦伯的《经济史》频繁地引用桑巴特的观点，意在突出彼此的分歧。

韦伯在慕尼黑的最后一段时光，虽然短暂但充满活力，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段时间既是他学术和政治生涯的高潮，也是一种终结。多年以来，韦伯一直没有走出学术活动之外涉足公共领域。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变化，战争似乎让他身上释放出了超乎想象的能量，此前多年，他一直因为健康原因而尽可能保持低调。一开始，他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后来越来越频繁地在公开集会上发言，热情洋溢地介入日常政治问题并摆明自己的立场。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毫不保留地批评日渐衰落的威廉皇帝政府。韦伯的批评并非基于一种单纯的共和主义态度，而是因为他坚信这一制度已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失去了存在的理由。1918年11月崩溃最终到来，证实了他的观点，韦伯在这几周内的政治活动也成倍增加。在这一年的年末，我们看到了一个烦躁不安的韦伯，他对德国政府的崩溃深感不安，将其视为耻辱，但他又以一种蔑视的态度，努力不将这一空出来的领域拱手让给新的社会力量。他深信，中产阶级不能在国家重组过程中置身事外，国家重组是国家崩溃的必然结果，中产阶级必须参与其中，申明自己的合法利益。这一基本信念是他在这几个月的动荡中密集参与政治活动的根本原因。韦伯说的话很有分量：凭借他的演讲能力，他很快就“征服”了公众，甚至专职政治家的职业前景似乎也成了他的一个可行选择。他不仅加入了德国民主党（DDP，German Democractic Party），在1919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前夕，他还经常作为该党的选举演讲人出现；他还是起草新《帝国宪法》的委员会成员。

但很快，日常的政治事务显然无法成为韦伯的长久关注点。党内的反对阻挠了他竞选德国国会议员的希望。最让韦伯丧失政治抱负的是毫无希望的外交政策。德国不仅孤立无援，而且在无条件投降后，无比顺从地任由战胜国摆布。德国的政治和知识阶层怀着恐惧和紧张的心情，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在凡尔赛开始的谈判，德国若要和平，将接受一些强加的条件。当德国被要求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凡尔赛接受和平条件时——在没有德国人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政府认为让国际知名、德高望重的马克斯·韦伯参加这个代表团是有利的，因为他可以被视为新生的、民主的德国的代表。韦伯一开始抵制这个提议，他认为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徒劳的，但后来他又觉得自己有义务参加代表团。另一方面，韦伯决定参加代表团标志着他的所有官方政治活动的结束。五月初前往凡尔赛时，韦伯已经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决定，尽管不是最后的决定：放弃政治，继续自己的学者和教师生涯。

回到大学任教的想法是在战争期间产生的，这显然与他的政治活动有关。在政治活动中，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知道如何吸引听众。1917年11月7日，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了题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对学术生涯重新唤起兴趣的背后当然还有经济利益。韦伯夫妇可以预料到，他们将无法继续享受因继承遗产而无需定期赚钱的奢侈生活。几所大学都在讨论韦伯的任命：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卢约·布伦塔诺的继任者问题尚未解决）和海德堡大学都在此列。但由于他与在海德堡大学任教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关系紧张，他在那里的教授职位无法恢复。然而，最强有力的邀请来自维也纳，韦伯将在那里接替已故的欧根·冯·菲利波维奇（Eugen von Philippovich）。早在1917年10月底，他就同意在1918年夏季学期进行“试用学期”，因为即使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和身体都足够健康了，但真实的健康状况究竟能让他在多大程度上重返讲台，似乎还是个问题。韦伯在维也纳的教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数百名学生和其他听众慕名而来，聆听了他的讲座：尽管在适应新的生活状态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他认为这次试水是成功的。然而，他并不想接替菲利波维奇；他不停地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即使德国崩溃了。

韦伯现在有几个选择。在法兰克福，他被考虑任命为福利研究所（Institut für Gemeinwohl）的监事会成员和法兰克福大学副教授，他还可以作为自由撰稿人为《法兰克福汇报》工作，1918年11月和12月他就定期为该报撰稿。此外，他还收到了柏林商科专校和波恩大学的邀请，那里将为韦伯量身打造一个社会科学和政治学教授职位，只需完成每周两小时的授课任务，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尽管有如此优厚的待遇，1919年3月，他还是决定接受慕尼黑的邀请，从而兑现了此前的选择——韦伯自己说过，卢约·布伦塔诺雅量容人，不介意两人之间的重大分歧，于1906年以非常友好的条件邀请他搬到慕尼黑并成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不过，韦伯选择慕尼黑显然主要是出于个人原因。韦伯有一个秘密心愿，就是搬到慕尼黑，住得离艾尔泽·雅菲（Else Jaffé）近一点，她住在慕尼黑，自1919年1月起就与韦伯陷入热恋。

韦伯在与普鲁士文化部枢密顾问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韦伯当时正在与贝克尔商谈波恩大学的任命事宜）和同事们的通信中提出了其他说法：最重要的是，一旦韦伯表达了对慕尼黑大学布伦塔诺教席的兴趣，尤其考虑到巴伐利亚部长会议对他的任命给予了大力支持，他的荣誉感会使他听从慕尼黑的召唤，即使他表现得这违背了他的意愿。例如，他在给赫尔曼·昂肯（Hermann Oncken）的信中写道：“我非常不愿意去慕尼黑，我宁愿去波恩，或留在海德堡，但这对我来说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慕尼黑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现在是独立派，一群社会民主党人，后来又是天主教中央党）。因此，去不去那里是一个荣誉感的问题。对我来说，能否实现这个目标还很成问题，但必须试一试。”

韦伯并不认为自己是布伦塔诺的接班人。因此，在1919年3月17日的任命会谈中，他拒绝接受纯粹的经济学教席。他明确希望从事社会学研究，并因此寻求设立一个“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教授职位。设立这样一个教授职位符合时代精神，因为当时各大学都设立了社会学教席；例如，弗朗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就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University of Frankfurt am Main）担任了相应的教席。然而，韦伯的要求没有被全部满足。从1919年4月1日起，韦伯被任命为社会科学（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经济史和经济学的正教授。他的年薪为12500帝国马克（其中包括前九年担任正教授进行授课的“预支工资”）。除了谈判达成的这一金额外，他还获得了6000帝国马克的搬家费，并保证“每年收入超过7500帝国马克的部分，他只需向大学的学院基金捐一半”。同时，在谈判中，韦伯确认了他将教学重点放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讨会和讲座上。不过，他也表示愿意开设一般（理论）经济学课程。这似乎是必要的，因为布伦塔诺退休后，经济学院在这一领域的人员相当不足，只有三个全职教授。除了韦伯之外，金融学专家瓦尔特·洛茨（Walther Lotz）和著名统计学家格奥尔格·冯·迈尔（Georg von Mayr，也将于1920年退休）也分别担任了教授职位。另外，韦伯则要求，他只能列席每年两次考试中的一次。

关于韦伯作为教师和演说家的品质，当时的评价不一。拉德考（Radkau）在他的新传记中评价韦伯的优点是“知识的焰火、火山般的爆发，而不是周而复始地系统讲授材料”。韦伯的魅力毋庸置疑，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无法持续。他在大学最大的报告厅举办的讲座引起了轰动，最初听众非常踊跃，但听众们来来去去，人数很快就减少了。另外，如前已述，很多学生认为韦伯的课程太难了，这也是为什么学生们督促韦伯开授经济史课程。正是这种机缘，我们有了现在的课堂笔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韦伯在经济史上的思考。
韦伯的《经济史》内容详实，层次丰富，不断在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穿梭。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来了解这部著作：从他的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或以他的思想发展为线索进行研究，或作为某些特定领域（如农业史、古代史或技术史）的准备材料。就概念体系本身而言，我们或许更依赖于《经济与社会》。因此，用韦伯新的社会学术语和与德国传统经济史相比较的视角来审视整个《经济史》可能更为重要。韦伯没有遵循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经济阶段的概念。相反，他按照经济部门（农业、工业、商业和货币）来划分前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这些材料约占四分之三，只有最后四分之一的篇幅题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而通过一个历史停顿期将这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即使在这里，韦伯更关心的是如何获得理论性的划分标准，而不是应用性地确定个别现象应归入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现在《经济史》一书呈现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结构与韦伯的概念体系基本一致，偏差仅涉及一些小的划分和数量多少。

韦伯的《经济史》是一个社会学、经济学还是历史学作品？它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理论作品，社会学的标准也不太够用，因为它缺乏历史和经济理论维度。韦伯并不把历史看作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进化，而是一种演化过程，其中的多样性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总是向着更高或更好的方向发展，更高的经济生产力并不必然。这样韦伯也就拒绝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而且，那些想把韦伯的经济理论归为某个学派的经济学家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方向。社会学理论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所指出的那样，因为《经济与社会》和《经济史》导论章节中提出的经济行为的基本社会学概念都是理论性的，只是在介绍时偶尔提到历史。这可能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些概念似乎声称具有普遍有效性——因此，就其经济社会学性质而言，它们暗示着历史上时时处处都有经济领域；但韦伯的立场很清楚：这样的经济领域直到很晚才缓慢出现。

韦伯的社会学基本概念和经济社会学理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才逐渐成型。在他的这些晚期著作中，他以令人钦佩的严谨态度和极具独创性的概念将社会学观点与经济学观点区分开来。然而，在韦伯的《经济史》中，学科分离绝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既然社会学家能够认识到成功的经济学家都难以避开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在进入经济史时也不能避免考虑经济学中的相关关系，并为此毫不吝啬地使用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