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 晁群｜韦伯社会学学说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前帕森斯的学术传播史考察

[1]参见王焱：《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座谈会侧记）》，载《读书》1985年第12期；丁学良：《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学人》第6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载马克斯·韦伯（著）、甘阳（选编）：《韦伯文选》第1卷（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苏国勋：《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3]参见罗岗：《“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对1990年代以来“西学想象”的一种描述》，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

[4]费孝通：《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载《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王铭铭等：《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载《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5]何蓉：《韦伯来到中国（1920—2020）：百年学术历程中的当代知识人重建》，载《学习与探索》2022第2期；李放春：《韦伯、共产国际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发端：〈儒教与道教〉的革命旅程（1925—1929）》，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6]参见黄克武：《顾孟余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6页。

[7]陶希圣：《记顾孟余先生》，载《传记文学》（台北）第21卷第2期（1972年），第29页。

[8]黄克武首先注意到这个重要信息，参见黄克武：《顾孟余的政治生涯》，载《国史馆馆刊》（台北）第46期（2015年），第112页。

[9]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38页。

[10]无独有偶，最早（1905年）向日本学界介绍韦伯的福田德三（Fukuda Tokuzō，1874—1930）也是一位曾留学德国的经济学者。

[11]参见俞湘文、葛思恩：《俞颂华传略》，载《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12]黄炎培：《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俞颂华先生》，载《大公报》1947年12月7日，第1张第4版。

[13]何蓉认为俞颂华虽然最早对韦伯的社会学学说做了介绍，但他“不具有专业社会学者的身份”，故而“其影响并未能深入到新生的中国社会学学科之中”。何蓉：《韦伯来到中国（1920—2020）：百年学术历程中的当代知识人重建》，载《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2期，第20页。

[14]莽萍：《俞颂华》，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15]《通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1期（1917年）。

[16]俞颂华：《德国文化形体学研究会》，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923年）。

[17]同上，第137—138页。

[18]同上，第140页。

[19]同上，第139页。

[20]俞颂华：《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

[21]吴文藻曾指出：“德国社会学文献中论德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异同最为简明而扼要者，当推桑白德（即桑巴特——引者注）论《社会学的起源》一文。原文为Die Anfange der Soziologie，载在《纪念马克斯韦伯论文集》Erinnerungsgabe für Max Weber第一册，一九二三年出版，颇有一读之价值。汉文中俞颂华《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见《东方杂志》第21卷纪念号），对于桑氏此种见解之介绍要算最早了。”吴文藻：《德国的系统社会学》，载《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第296页。

[22]俞颂华：《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第24—26页。

[23]同上，第23页。

[24]参见Alvin Johnson, “Emil Lederer: In Memory,” Social Research, Vol. 6, No. 3 (1939), p. 313。关于蓝德莱的学术思想的介绍，见Harald Hagemann,“Emil Lederer (1882-1939): Econom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t and Critic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Peter Koslowski (ed.), The Theory of Capitalism in the German Economic Tradition: Historism, Ordo-Liberalism, Critical Theory, Solidarism,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00, pp. 26-54.

[25]笔者未找到当期杂志。该文的德语原文见Emil Lederer, “Zum Methodenstreit in der Soziologie: Ein Beitrag zum Grundproblem ein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Schriften zur Wissenschaftslehre und Kultursoziologie: Texte von Emil Lederer,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Peter Gostmann und Alexandra Ivanova,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4, pp. 259-282。

[26]蓝德莱：《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之争辩》，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10号（1925年），第73页。

[27]同上。

[28]同上，第76页。

[29]同上，第75页。

[30]同上，第78页。

[31]

[32]L. Von Wiese：《德国的现代社会学》，载《燕大月刊》第4卷第1期（1929年），第23—29页；亦见《东方杂志》第26卷第6号（1929年），第59—63页。

[33]L.Von Wiese：《德国的现代社会学》，载《东方杂志》26卷第6号（1929年），第60页。

[34]同上，第61页。

[35]维是：《德国社会学简论》，载《社会学界》第3期（1929年）。

[36]同上，第209页。

[37]同上。

[38]同上。

[39]参见吴文藻：《介绍德国冯维色的系统社会学》，载《大公报》（天津）1932年2月6日—20日；孙本文：《三十年来欧陆社会学者之种种重要贡献》，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4年）。

[40]Guenther Roth, “Max Weber at Home and in Japan: On the Troubled Genesis and Successful Reception of His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2, No. 3, 1999, p. 519; Yasutaka Ichinokawa（市野川容孝），“Max Weber in Japan,” 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Iss. 28 (2015), p. 30。

[41]李剑华：《社会学史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117页。

[42]同上。

[43]高田保馬 岩波書店、1926年、81頁。

[44]天行（周予同）：《悼刘叔琴先生》，载《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39年第14期，第11页。

[45]刘叔琴：《唯物史观在历史哲学上的价值》，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第G19页。

[46]刘叔琴：《从自然的社会学进向文化的社会学》，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9号（1926年），第58页。

[47]同上，第68页。

[48]同上。

[49]参见松本润一郎「序文」、关荣吉 青年通信社、1943年。

[50]［日］关荣吉：《文化社会学》，张资平、杨逸棠译，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版，第4—5页。

[51]张资平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但本人擅长小说创作，曾参与筹建创造社。1928年受聘为上海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并创办乐群书店。

[52]张资平、杨逸棠：《译序》，载［日］关荣吉：《文化社会学》。

[53]同上。此前以乌格朋（W. F. Ogburn）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社会学已被孙本文引介到中国，见孙本文：《美国社会学及其趋势》，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2期（1926年）；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北京：朴社1927年版。当然，德国的文化社会学与美国文化社会学的旨趣不同。

[54]杨续元：《现代德国社会学鸟瞰》，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10期（1930年）。这篇文章后与《英国社会学的派别及其现势》《美国社会学现状及其趋势》《现代俄国社会学鸟瞰》等文一起编入《现代社会学派》。孙本文等（译著）：《现代社会学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55]［日］关荣吉：《文化社会学》，第6页。

[56]同上，第38页。

[57]同上。

[58]例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论及文化之个性，就曾引关荣吉《文化社会学》一书为共鸣，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成都：路明书店1949年版，第38页。

[59]Andreas Walther,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Sociology in German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Vol. 10 (Sept. 1925-Aug. 1926), pp. 229-238; Leopold von Wiese, “Current Sociology: Germany,”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9 (1927), pp. 21-25; Franz Oppenheimer, “Tendencies in Recent Germa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1932, pp.1-13, 125-137, 249-260; Karl Mannheim, “German Sociology (1918-1933),” Politica, No. 1(1934), pp. 12-33.

[60]有关研究参见Theodore Abel, Systematic Sociology in German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Some Attempts to Establish Sociology as an Independent Sc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9。同一时期，韦伯的《经济通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也陆续被译成英文出版。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translated by Frank H. Knigh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7;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London & Boston: Unwin Hyman, 1930。

[61]［美］阿柏尔：《德国系统的社会学》，黄凌霜译，上海华通书局1932年版。这一时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吴文藻也不遗余力地介绍冯维史所代表的德国“系统社会学”，但对韦伯的学说关注不够，见吴文藻：《德国的系统社会学》，载《社会学界》第9卷（1934年）。或许，正是吴文藻的学术偏好与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社会学“燕京学派”与韦伯的历史取向的社会学学说长期失之交臂。

[62]吴景超：《书评：Hartmann, K. J, Soziologie》，载《清华大学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

[63]吴景超：《阶级论》，载《社会科学》第1卷第1期（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