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的老师王瑶：集魏晋风度、五四精神于一身的学者
——《史家的风范——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
王瑶之于鲁迅，不仅是精神上的契合，更有一种生命的遇合，这样一种深度的精神感应，这样的“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的胶合，正是我们这些学生所达不到的，我们无法进入那样一种境界。
——《我理解的王瑶传统》
今天，2024年5月7日，是著名文学史家、教育家王瑶先生110年诞辰纪念日，活字君与书友们特别分享王瑶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纪念文章《我理解的王瑶传统》，出自“人物与思想”论集之二《有承担的学术》。
2023-2
《有承担的学术》集中书写了二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其中最为着力的，当属王瑶先生的研究。钱理群教授在后记中写道：“这不仅是出于王瑶先生学科史上的开创作用，也是自己作为王瑶先生的弟子和助手的责任所在。”钱理群教授评述、回忆王瑶先生的文章都是以先生作为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研究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中的命运与坚守的。这或许超出了学科发展史的研究范围，但却是“学人研究”不可回避的。钱理群教授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
在《有承担的学术》问世之际，活字文化曾采访钱理群教授，请他谈一谈老师在他心目中的样子，钱理群教授说王瑶先生给他最深的印象、最吸引他的不是先生上课，而是神聊。“每一个星期大概有一两次，我们在下午的4点钟之后到王瑶先生的客厅里听他海阔天空地聊，聊天下事、聊国家事、聊学术事、聊教育事，随意而谈。但是我们就从这个聊天当中看到了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忧现在、忧历史的现当代知识分子。而且王瑶先生对他所聊的每一个问题都有独到的观察和思考，用他“王瑶式”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一听就眼睛一亮、心一动，就好像若有所悟又说不清楚，但是久久不忘，这是非常之有魅力的。”
和他的学术著作语言的严谨、简约不同，“王瑶式”的表达充满幽默、机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王瑶先生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他的学生带上了学术之路，更带上了一个人生之路。后来，钱理群教授把王瑶先生这样一种聊天当中的学术，概括为“现场观察与历史书写”，“他谈的是现实的事，但是他是用历史的眼光来讲的。这就是王瑶。”钱理群教授说。
1989年，王瑶先生与弟子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聊天。
(一) “师朱法鲁”的学术渊源
王瑶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弟子们曾经送了一副挽联，是陈平原起草的：“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正是对先生人格、精神、气质的一个高度概括。
王瑶先生对于五四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的，他有一种永远摆脱不掉的五四情结。当我和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时，先生对我们最尖锐的批评，就是不管你们主观动机如何，你们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上移到晚清，客观上会导致对五四意义的贬低和否定。
而王先生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主要通过两个中介：一是他的研究生导师朱自清，一是鲁迅。他的研究生同班同学季镇淮先生曾说王瑶先生是“师朱法鲁”，就思想与学术的传承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后来，新加坡有一个学者叫郑子渝，曾经描述过一个他以为的精神谱系，说“从周作人到俞平伯，到朱自清，再到王瑶”，有一条发展线索。将朱自清、王瑶的思想、学术上溯到周作人，这可能不大准确，这涉及对朱自清、王瑶的理解，有讨论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王瑶先生对朱自清先生的看法。孙玉石先生在他的日记里，曾记录了王瑶先生的一段话：“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闻一多先生受罗隆基的影响走上进步道路。罗隆基是搞政治的，皖南事变后他到昆明，同闻一多来往很多，拉闻一多加入民盟。当时陈果夫到云南，来劝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冯友兰、雷海宗等人都加入了，闻先生也为之心动。他为此找朱自清先生，朱先生不同意，闻一多也就作罢了。闻一多牺牲后，许多文章都说朱自清先生受闻一多影响，朱自清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朱先生一直是支持进步的，‘一二·九’时曾多次冒生命危险掩护进步学生。”王先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闻一多热情外露，他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几个阶段很分明。朱自清先生不同，他更内向一些。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孙玉石先生回忆说：“说这段话时，王瑶先生是很激动的。这番藏在心底的声音，说明王先生不是为朱自清先生而辩护，而是在为历史的真实辩护，在为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辩护。”我看孙先生这段回忆，更感兴趣的是王先生对朱自清的评价，说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这个看法和通常看法不一样。我们说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战士”，好像朱自清和“战士”是不沾边的，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朱自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是学院派学者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是王瑶师作为学生，对朱自清自有更深的观察与了解，他认为朱自清将“诗人、学者、战士”统一为一身，贯彻于一生，这当然有他的道理与根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独到的见解，对我们了解朱自清先生，以及王瑶先生对朱自清传统的继承，都非常重要。
王瑶先生晚年写过两篇文章悼念他的老师：《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可以说是姐妹篇，对两位恩师的为人与学问，都独有会心，很值得注意。其中有一个判断，就非常重要：他强调朱自清先生新诗理论的核心是新诗的“现代化”问题。后来王瑶先生又主持他生前最后一个学术项目“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并坚持要把朱自清先生加进去，也就是说，在王瑶先生心目中，朱自清先生是对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及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一个学者和诗人。从现代化这个角度来肯定朱自清，显然跟王先生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追求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是最早在大学里面开设新文学课程的，他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的讲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对王瑶先生后来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在体例、结构与方法上都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瑶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经常提到鲁迅和朱自清，但“他提起鲁迅的次数大大超过朱自清；谈到前者时所用的词汇和语气的分量，也要明显重于后者。——比如一再指出鲁迅的著述及方法，为我们研究工作提供了‘典范’‘范例’等，谈到朱自清时，从未使用过这类词语”，结论是：在王瑶先生“自身的学术工作中，鲁迅要比朱自清留下更多更深的印记”。这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分析。
王瑶先生对鲁迅的特别重视，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始终坚持鲁迅的“方向”意义。也就是说，他理解的五四传统，主要是鲁迅的传统。鲁迅对王瑶先生的意义，我在一篇文章里有过这样的概括——
“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是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的研究对象。王瑶先生尽管不是鲁迅研究的开创者，但却是1949年以来大陆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为维护鲁迅研究的科学性，促进鲁迅研究的学术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作为学者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更具有典范的意义。王瑶先生自己就多次指出，他是‘由于十分钦佩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许多精辟的见解’才‘决定从汉魏六朝一段来开始自己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的；‘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也‘仍然是以鲁迅的有关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工作的指针’。
“作为人的鲁迅，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精神界的战士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的影响可能是更为深远、也更为重要的。王瑶先生正是通过鲁迅的中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度’，以及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或者说将鲁迅的精神化为自己的血肉，从而成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实现了‘做人与作文（作研究）的统一’，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力量。”
(二) 五四精神、魏晋风度：和鲁迅的深度精神感应
这里所说的“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正好是构成王瑶先生精神气质的两个侧面。大家知道，鲁迅曾经用“清峻”和“通脱”来概括魏晋风度，并且说他自己“有时很峻急，有时又很随便”，其实“峻急”就是“清峻”，“随便”就是“通脱”。而王瑶先生正是在这两方面都有所继承，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作为王瑶的学生，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那极有特色的“王瑶之笑”，以及锐利的、给人以威压的目光，把他内在的通脱与清峻，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朋友、弟子圈里传诵一时的先生的名文《自我介绍》，让我们最为倾心的，也是这一点：“......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这里，幽默和通达之中，暗含着辛酸和倔强，包孕着多么丰厚的人生体验！此言此语，在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这就是说，王瑶之于鲁迅，不仅是精神上的契合，更有一种生命的遇合，这样一种深度的精神感应，这样的“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的胶合，正是我们这些学生所达不到的，我们无法进入那样一种境界。
(三) “学者兼战士”的学术道路
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王瑶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个课题，引发了后来者的不断追念/思考与论说”。而且，在学术界有了不同的认识，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有研究者认为王瑶先生是“学院派的一员”，强调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体现了“对事实和价值，对学术和意识形态的清晰区分与界定”，对“意识形态要求”的“自觉的疏离”，并且认为这是王瑶先生对鲁迅研究的主要贡献。
但樊骏先生在《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事实：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一二·九”运动的一名骨干，是一个左翼文艺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几次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到抗战时期，他脱党走上了学术的道路。王瑶先生和其他学者不一样，有很多学者都是从学术走向政治，他是从政治走向学术，走的是一条逆向的道路。但是，王瑶成为学者以后，他的学术和早年“左翼理论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无法回避他的治学态度、学术风格，和学院派之间原则的区别”。
樊骏先生作了如下论证：第一，王瑶先生强调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或是其他问题，都应该注意，它既然是历史的现象，就必然需要一种历史感。与此同时，对于历史的研究也必然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也就是说他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结合，一方面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又强调研究的主体性。
第二，王瑶还从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强调历史研究对于现实的积极作用”，他因此赞赏这样的命题：“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就“超越了纯粹学术的界限，很注意它们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的社会作用”。
第三，王瑶先生的文学观念，竭力推举“为人生的文学”，强调人民本位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因此，他强调历史研究中“知人论世”的原则，重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他最善于联系时代抓住问题和说明问题；在这种场合特别显示出他过人的才能和智慧，还常常提出发人深思的见解。这几乎形成了他的普遍的思维定式和常见的论证模式。”
第四，王瑶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活跃于政治斗争的第一线，而且终生都对于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志趣不限于学术，不是一位单纯的学者，不问世事的学院派”，“为人的这一特点，不可能不渗透在他的学术成果中，那就表现为相当浓厚的政治内涵和相当鲜明的政治倾向”。在时代和文学的关系当中，王瑶先生更关注的是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他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包括当时的政治形势、政治事件、政治社会心理等)，直接或间接地切入问题”。
孙玉石先生有一个回忆，也证实了樊骏先生的这一论断。那是王瑶先生在他家客厅的一次讨论会上的即席讲话，我也参加了讨论，孙先生在他的日记里有如下记录：“我们搞现代文学的，不能离开政治谈文化，不能一味地淡化政治”，这其实是对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学生的一个批评。因为当时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想摆脱文学史研究依附于革命政治史的研究格局，因而有意地淡化政治，突出文化与文学因素。王瑶先生理解我们的这一意图，同时提醒我们不要走到否认政治的极端：“淡化政治，淡到了零的程度是不行的。政治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你不找它，它还要找你。现代文学离不开政治，生活里的人也离不开政治。这政治过去看得太狭窄了，要把它看作一个广泛的范畴。但是怎么广也不能广到没有。”
樊骏先生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王瑶先生对文学研究现实感的强调，对文学研究对于现实作用的强调，对文学和时代关系的强调，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强调，论证了王瑶先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的学者，并将其放在五四以后的学术史的视野里，作出了一个我认为极重要的概括。他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群体和学院派的区别，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樊骏先生认为，鲁迅、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王瑶先生也应该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而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如李何林、唐弢、田仲济等先生，也都是这样“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
我是同意樊骏先生的这一分析和论断的。而且如果我们联系前面提及的，王瑶先生把他的研究生导师朱自清也视为“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型的知识分子，而鲁迅无疑更是“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那么，王瑶先生走上这样的学术道路，固然是他的经历、个人精神气质所决定，也是自有学术渊源的。
(四) 特殊的价值、魅力和可能存在的陷阱
但是，即使是承认王瑶先生所走的是一条“学者兼战士”的学术道路，紧接着产生的问题就是价值判断：怎么看待这样一条学术道路，这样一类学者的学术成就？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
比如，有的研究者把王瑶先生对现实的关怀，特别是对政治的关怀，即所谓“关怀世务”，简单地概括为“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并将其价值观概括为“族国本位—经世致用—政治至上—‘元价值’”“个性本位—不事王侯—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无价值”。这显然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概括，王瑶先生对学术和政治、现实关系的认识要复杂得多。但也必须承认，“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对王瑶先生这一代中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问题是这样的概括背后隐含着另一种价值判断，即将“政治”狭隘化为一种“官本位”的“权力政治”，“革命”即是通向“王廷”之途，从政，或政治关怀、现实关怀，最多也就是一个“时段性角色行为规范”，而不具有“终极性普世价值”；而唯有学术才具有终极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长久的独立价值”，唯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的学者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本位”的普世价值，“以学为本”才是真正的“传道”。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颠倒，即以“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为“元价值”，以“经世致用”、政治关怀、现实关怀为“无价值”。这样的颠倒的价值观(“学术至上”)与所要颠倒的价值观(“政治至上”)，其内在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是将“政治”与“学术”绝然对立，并将某一种选择绝对化。
当然，我理解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所作的辩护，对其价值的着意强调，因为我们确实有简单地排斥学院派的问题，而且直到今天，学院派在中国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标榜者多，而认真实践者少。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学院派在当今中国仍然有它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至少说在坚持学术独立，坚持学术传承，坚持精神自由，抗拒御用学术和商业学术上，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反过来也不能把学院派的价值绝对化了，好像与学院派不同的选择，另一条学术道路，比如说“学者兼战士”的道路，就是背离了学术，就要将其逐出“学术殿堂”，至少认为其学术价值不高，这样实际上就是要把学术的判断权垄断在自己手里，这是不利于学术自由和多元化发展的。
而且一个学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道路，不是完全决定于主观意志，是和他的客观条件，例如个人精神气质，有关系的。假如这个人对政治毫无兴趣，你非要他去走“学者兼战士”的道路，那当然不行；反过来这个人他就是对政治有兴趣，对现实有强烈关怀，他就不可能“为学术而学术”。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学术道路的多元化，强调不同类型的学者的并存，就是为了充分发挥每一个学者不同的潜能，以达到合理、健全的学术生态平衡，而绝不能把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
从另一面说，任何一种选择，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的同时，也会存在着自己的盲点、局限，甚至会有某种危险的陷阱。因此，无论是“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学者兼战士”，都应看到它的正面和负面，做比较复杂的分析。对王瑶先生的学术选择与道路，也应该做更细致、更具体的客观分析。
我自己在一篇文章里曾谈到我在研究王瑶先生时注意到的一个现象：“王瑶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与中国现代爱国学生运动和革命运动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不仅是指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即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应该肯定，王瑶先生和学生运动、时代思潮的密切的关系，使得他的研究始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感，他不断从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中汲取生命的活力，所以读王瑶先生的学术著作，你可以感觉到其背后的鲜活的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生命感，以及严谨的论述中时时溢出的丰厚而锐利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力，同时焕发着一种人格、精神的力量，把你引入一个开阔而高远的学术的、人生的、生命的境界：这都是王瑶先生的学术的特殊魅力所在。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良心和情操的代表之一，王瑶先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王瑶先生“长期执教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大学，他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出色的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使他成为北京大学最有影响的教授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北大精神’的象征和代表之一：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王瑶先生的学术生命是具有一种特殊的光彩和意义的”，这显然和他的“学者兼战士”的这样一种选择有关，同时也有力地证明这样一条学术道路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但另一方面，复杂和变化万端的中国现代政治运动对王瑶先生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政治干扰使王瑶先生长期以来不能从事正常的学术活动，先生多次对我说他五十年代一年一本书，但是现在写不出来了，以致有“千古文章未竟才”的永远的遗憾。这是外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的伤害造成了王瑶先生学术研究的某些局限和矛盾，这是我们不必回避的。
根据我在身边近十年的观察，先生对政治有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这实在是他施展才华的场所。王瑶先生早年是一个左翼批评家，特别是担任《清华周报》主编期间，他的这种善于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西安事变刚刚发生，一切处于混沌之中时，王瑶先生就作出了明确的论断，并且为以后的事态发展所证实。尽管他后来成为学者，但是这样的“政治分析家”的气质、才能和兴趣仍然对他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和蛊惑。我们当年定期到先生家里去听他神聊，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作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社会分析，那真是精彩极了。而且我们分明感到，这对王瑶先生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因此有时候想，如果王瑶先生有条件当一个专栏评论家，他的政治、社会分析的才能或许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我觉得一个学者兼政治、社会评论家的王瑶对他自己也未必是坏事，这是符合他的“学者兼战士”的气质的。据我的观察，王瑶先生并不具备政治实践家的气质(包括心理素质)，他介入政治的最好方式就是写政治、社会评论。但现实却使他的政治、社会分析只能变成清谈，就是对学生或来访者神聊。王瑶先生是严格把握好分寸的，他的政治分析绝对不写进他的文章里，跟学术著作是完全分开的。所以王瑶先生有两套语言，一套是学术著作的语言，严谨、简约，有时读着有些枯燥；另一套是客厅里的政治、时事、人事分析，那真是妙趣横生，入木三分。我和平原曾私下商量，要把这些妙语录下来，但还没有来得及做，先生就撒手而去，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这样的没留下的清谈，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才华的浪费。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时时处处作政治分析的习惯，形成了先生对政治的极度敏感。他一天几个小时读报纸，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去分析政治形势、动向，有的分析极其独特，有的就不免是过分敏感。对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的种种准确、不准确的分析、猜测，又总伴随着对自己及周围人的实际命运的种种担忧，这大大加重了先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形成了无休止的、不堪承受的心理压力，不仅妨碍了先生进入单纯而明净的学者状态，而且从根本上挫伤了他的学术积极性，看得太透，就什么也不想做了。王瑶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反复叮咛我们这些学生：不要再分析了，不要再瞻前顾后，沉下来做自己的事，实在是他自己的沉重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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