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钱理群教授新作《有承担的学术》获得单向街书店文学奖·2023年度作品的提名。该书是钱教授知人论世的有情之作，集中书写了二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
在《有承担的学术》中，钱理群教授主要讲述了哪些学术理念和治学态度？他的写作风格有何特点，作品给读者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如何看待钱理群教授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影响？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的书评《钱理群的学术承担》。孙教授在文中谈到钱氏思想的纵深感，认为他被社会广泛关注，是在于将学问当下化了。
撰文｜孙郁
在近四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界，视学术为生命，且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建立自己的信仰，将学理与价值承担融为一体者，不能不提钱理群先生。他的写作数量之多，思想之活跃，都非同专业的许多人可比，从他的众多著述里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话题之间，较独特地处理了职业与趣味、思想与人生的关系，将枯燥的学院知识变成了精神的舞蹈和诗意的吟哦。他的存在，像逆行的车，给循规蹈矩的行驶者，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
熟悉钱理群的人都会发现，他四十余年间的路径如一，并未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述学文字不免有点重复，但清新感却照例爽目，也一遍遍冲击着我们的心，以致读他的文字时会感到，像镜子般照出我们的瑕疵。从他新出版的《有承担的学术》一书会发现，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己的道路，是内心一直有着炽热的渴念，只有了解了这一渴念，才明白其精神选择的恒定性。钱理群在此书中较为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态度，所思所感，都与亲历的经验有关，借着对于文学史风景的描述，也流露出所认可的学术方向。讨论一个人的学术思想，自然会注意到学问的师承关系。一般来说，学者的背后，有一个知识与思想的积累过程，其中许多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种延伸。钱理群入北大读书，师从王瑶先生，自觉地意识到靠近的是哪个传统。我们知道，王瑶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朱自清的学生，治学方式新旧杂陈，因为受左翼思想影响，学术中是一直有一种情怀在的。所以，一方面带有学院派的遗风，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的介入者，有一种济世的理想。他写的新文学史之所以被人们所称道，与其间交错的精神背景大有关系的。钱理群在某些地方，继承了王瑶的这一特点。越到晚年，越强调这些，不是盲目地穿行在学林之中，一直提示自己寻找什么，拒绝什么。这种清醒的意识，使他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特立独行的人物。
钱理群教授
作为王瑶的学生，钱理群缺乏自己导师的古典文学修养，虽然佩服先生的学识，但重要继承的是王瑶的另一面，即个人主义理念和左翼的批判精神。不过在复杂的学术语境里，真正理解前人的批判意识也并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学术在转型之中，钱理群与黄子平、陈平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就有摆脱政治影响的寻觅新路的渴念。王瑶见此，并不都认同，曾纠正过他们的倾向，认为现代文学不能离开政治的观点，仅仅在纯然的语境中，难能切入问题的本质。所以，学院派的学者，不要遗忘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这些，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文化风云后，他体味得更深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是由许多前辈共同完成的，那些前辈的一个共同点，是将自己的生命与学问密切结合在一起，身上有着一种可爱的热度。从诸多文章看，钱氏很看重前辈治学中的维度，这使他不局限于一种传统，对于同一学科的不同流派都很关注，且注意汲取其间的营养。比如李何林的学术精神，看似有些呆板，但那种精神的坚守是知识界所少见的。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先生文学史观念与人不同的地方，他发现，李何林的鲁迅五四观念，与毛泽东的五四观念不甚相同，钱氏体味到了其间独特的东西。他常常从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两个方面，感受学人的价值趋向和审美风格，凡是超然于流俗之上的言行，都成了其精神库里摄取的元素，这些也汇入了生命的深处。他重返北大的时候，恰是思想解放的时期，冤假错案不断得到甄别，被掩埋的人物一个个走到文坛与学界。由此感到自己所处学科的复杂性，因为不像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那么遥远，可以安静地思考。现代文学思潮带出的泥水，还溅在自己的身边，所研究的人与文，都活在当下的语境里，不做出价值判断也难见真意。一个突出印象是，前辈学人既在时代洪流中，又与岁月格格不入。王瑶的被批，李何林遭遇不幸，贾植芳的受辱，都刺激了学术的增长。这大概是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他欣赏那些有性格的人，即便与自己的趣味很远，甚或彼此隔膜，但都一定程度启发了探索的思路。从他的诸多著述看，前辈经验有时候能够开启学术的新径，他的研究，取其素材的也数目可观。与文章中表现的积极的不妥协的批判理念不同，钱理群为人是取其善者而近之，即便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只要有创造性和个性，都能以欣赏的眼光打量，看得出他尺度的宽厚。比如海派学人的风格是另一种样子，带有才子气和唯美主义的痕迹，他们的遗产在钱氏眼里不都是对立，甚或有一种互补的价值。在谈到钱谷融时，对于先生偏于艺术感受力的研究路径，也颇多认同，以为审美中不能遗弃的遗产，就有这些。我觉得这与他研究过京派不无关系，在京派那里，钟情于学术，不忘对于纯然的诗意的捕捉，都催生出可观的成果。这时候会感到，钱氏有一个学术生态的意识，他不因为深爱鲁迅而排斥与鲁迅疏远的文人，胸怀还是宽广的。在钱理群那里，学术研究有三重境界：“首先是你研究他，你讲他；其次是你接着讲，结合今天的现实，发挥先行者的思想，把他的思考深入一步；第三个境界是接着往下做。你在你研究对象的精神创造里，加入了自己的创造”。这三点，钱氏做到了，仅就第三点而言，对于社会影响很广，乃鲁迅遗风的闪动。他由学术沉思者而成为知识界之战士，这是王瑶那代人也没有做到的。由此也能够明白，他何以礼赞田仲济的杂感，看重王得后的时文，邵燕祥的随笔，在他看来，都是从五四精神堡垒里流出来的声音。这表现了钱氏的思想的纵深感，他被社会广泛关注，乃在于将学问当下化了。钱氏看重的三个境界，带出的是一种未能忘怀的使命，在与历史人物相遇时，不忘的是启蒙精神。他深潜在鲁迅文本里，乃是思考人的解放问题与社会变革的可能。鲁迅当年整理旧的文献，在野史里穿行，其实在寻找时光深处的灵光，使其成为今人精神的一部分。这对于钱氏的启示是无形的，所以无论是对于作品解读还是文学史写作，鲁迅作为方法，对于他是有原发性的意义的。例如，强调文字的个性化，审美的创造力等，治学不都是知识性的勾勒，重要的在于独立精神的养成。我们的知识园地覆盖了太多的枯枝，思想的铲车出来，才会露出清洁之所。你在他的表达里，总会感到跳开文本后远思的欣然。所谓有承担的学问，其实也意在于此。在描述樊骏、洪子诚等人的学术思想时，他感动于那种学术研究中的责任感。樊骏提出的现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其实是有着现实的热情关怀的，内含着“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理念。应当说，第二代学者继承了王瑶、李何林、唐弢的某些传统，并非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学科里。不忘现实，解决时代的难题也是学者的应有之义。但樊骏的重要之处在于，在肯定这一使命感的同时，又指出避免自闭感和图解政治的倾向的发生，境界是远俗的。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后，钱理群敏锐地发现了作者历史叙述与审美判断中隐含的批判意识，称赞“绵里藏针”的“史家笔法”。在有限定的语境里，出离了审美的樊篱，精神有了一种锐气。文学史研究其实也涉及思想史研究，同样面临着种种精神的突围。他认为自己与洪子诚存在相近的追求：“我们的目的是要改变历史叙述简约化的倾向。”这其实也是应对时代挑战的一种姿态，讨论支克坚的文论时，他以“用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为题，也未必不是钱氏自己内心的写照。
2017年，与洪子诚对谈 图片来自：《有承担的学术》在大的范围来说，学者的承担感，主要来自鲁迅的启示，这是一个学科的灵魂。像鲁迅那样思考与做人，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他对于鲁迅文本的细读所产生的奇思甚多，一部分思想也来自文本上的启示。像启蒙这样的话题，他从鲁迅文章中得以灵悟，那就是“从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治学的目的之一，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变革，执着现在，执着地上”；而“不入调，不入流”的文章，才往往是有创意的文章。所以，植根于时代又超越时代语境的表达，是知识人要有的情怀。鲁迅的“无以概括归类性”，才是思想者的一种状态。治学要这样，做人呢，自然亦当如此。不过，钱氏的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并不是漫无边际地走笔，那些滚烫的文字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专业基础上的。所以，看人看事，都是从专业本色升腾的一缕亮光。他对于专业的痴情，达到了宗教信徒般的状态，也因此，不断在冷思里，向着更为艰难之路挺进。现代文学史是被左翼倾向的前辈们一同构建起来的，但每一时期的文学史写作，似乎都遗漏了什么。有人说整个写作过程，就是试错的过程，也并非没有道理。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与吴福辉、温儒敏写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后，自己并不满意。一直变换角度重写文学史，而这重写的过程，与所处的时代语境的变化也不无关系。有个时期，他有一个大文学史写作的雄心。比如，关于20世纪40年代文学史，他的设计是：一、战争中的衣、食、住：生活方式的变化；二、战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战争与宗教；三、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四、战争与社会、文化、文学思潮的关系；五、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模式与形象；六、这一时期的文体、文学语言、文学风格。从方案中，透露出一个宏阔的思路，考虑到动荡时期遗存的方方面面。因为存在的复杂，要立体呈现那段文学史，不得不深入打捞各类遗存，思考思想的走向和审美的走向。我觉得钱氏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即文学外部世界的审视，有时超过了纯粹的审美的思考。这说明他从来不属于京派传统，而是有鲁迅的遗风和左翼的情怀的。在复杂的社会环境讨论诗文与戏剧，可能提供更为开阔的精神场景，这些对于认识那段历史的人与文，都不无意义。许多年间，文学史的写作已经板结化，各种模式，可能都存在短板。那就必须绕过某些限度，尝试新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这里涉及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关系。最初的新文学史是从传统文学史断裂开的，为的是建立现代性的思想表达逻辑。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在大的时间之河里，它依然属于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所以，钱氏提出了现代文学史写作多样化的思路。20世纪文学与传统文学存在一个重要的联系，关注这个联系是十分重要的。倘在大的发展空间来看文学形态，超越时代的文本就更有意义。在彩色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部分）》编撰中，他就提出以“作品的美学价值，现实与超越意义的结合程度”作为“重新筛选”的价值标准。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编撰中，则尽量放弃学院派文体，将书话体引入其中。书话体与传统文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周作人、阿英、唐弢都曾以类似体例指点书林，唐宋士大夫的笔记、题跋之味渐出，颇多意义。不同角度的文学史书写，使他有了一种创造性的喜悦。因为在各种风格的作家作品那里，他感到了审美多样性带来的充实。他欣赏曹禺，认可冯至，是因为从超凡的笔触里读出别样的韵致，在精神上得以受到快意的冲洗。他们都以亮眼的才华犁出一片绿色，在荒凉之所织出梦幻之图。也由此，他对于异于左翼传统的别类的作家的作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并不在单一的逻辑里，而是学会欣赏那些有趣的人，从不同味道和色彩中，寻找爱意的流光。比如左翼作家并不喜欢废名，但钱氏却在禅风与六朝之音里，感到创造性的快慰，“废名在这方面更为敏感，也自觉进行着‘古典化’即‘非欧化’的语言实验。除了大大加重文言成分，形成‘半文半白’的文本外，还有意破坏语法规则，自创出一些具有特殊语言效果的‘拗句’”。再如，左翼学者是看不上徐志摩的诗的，在面对徐氏的文字时，多能理解那存在的理由，且能有一个客观定位。在介绍海派作家时，启蒙主义不是排他主义，要凝视一切有意义的存在，将其作为我们精神库藏里的因子。这个时候你会感到，即便很冷的叙述，依然有着散着热气的篇什。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日子里，他的编辑思路带有《新青年》时代的某些趣味。我们看他写下的大量编后记，题旨多关乎有新意的论文，编后记涉及话题甚多，“现代性的重估”“通俗小说的价值标准”“沦陷区文学”“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解诗学研究”等，都是可以增长的学术点。钱理群注重对于学界新人的发现，他对于汪晖、王乾坤、高远东、吴晓东、薛毅等人的评价以及与他们的互动，延续了鲁迅当年与未名社、沉钟社青年的友情，而对于社会青年的提携，一时都是佳话。他在文章里不止一次提及“泥土精神”，甘做无名的牺牲者，为他人走向高地而默默奉献着。因了这种精神，他还把视野拓展到其他领域，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贵州本土文化研究，有关北京大学历史与改革文选的编纂，20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史料整理与编选等，这些是从自己的专业溢出的选项，对于他来说，乃介入社会文化形态，延续五四传统的一种选择。在这些研究中，笔触带着热度，词语不无激愤与忧思，于历史的深处，激活了那些沉睡的存在。他对于顾准、邵燕祥等人的研究，也有与当代知识人对话的意味。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到，作为思想者的钱理群，五四精神对于他的支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蔡元培曾说：“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应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用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但钱理群对于学术的理解，不都是蔡元培式的，在“学”与“术”中，他不忘的是“人”，“人”才是一切学术必须关注的重要存在。所以他说，“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那些描述文学史现象的文字，处处散出对于“学人”的性情、理想、爱憎的趣味，它远远高于那些述学的体例的感觉，前辈与同辈的面世态度、节操和殉道意识，才是他的精神同伴。关键在于人的培养与人的自我提升。没有健全的、自由的人的存在，就没有丰富的学术的存在。一个有信仰的人，才会从芸芸众生的喧嚷中走出，寻出清净之地。他就是这片沃土的培育者，在他的脚下，刻出的是知识分子纯然的诗句。身处思想激流的钱理群，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他常常因为有着无数的同路者而感到欣然。远去的五四先贤是他的灵魂的前导，而周围的朋友则给予其无私的关怀和激励。从他对于樊骏、王信、王得后的态度看，感慨的是他们为人处世的善意和知识人底线的坚守。这些人在艰苦环境中的治学理念和为人态度，都有不凡之处。就学术研究而言，或许有许多限度，但他们为新一代人的成长所付出的努力，是别人无法代替的。钱理群评价人的标准，有五四的尺度，比如对于周杨、胡风的描述，可以看到内在的不变的逻辑。但在对于第二代学者严家炎、骏俊、王信等人的表述，多了儒家的仁慈意识。这一点与鲁迅略有一点不同，由此可以理解，他对于苦雨斋群落的认识，鲁迅的精神维度和儒家的宽厚感是交织在一起的。钱理群周围的学人，有许多风格并不一致，彼此却能欣赏之，互补之。王富仁的思辨力，他一向赞佩，由此意识到理论的重要。赵园的细腻和深切，以及文章之美，自己是不如的，他在师妹那里学到了文本的体悟力。黄子平的敏锐性和问题意识，具有通透之感，那博雅的智者之语告诉他另一种风范。他与王得后的交往，是无话不谈的，对于其杂文写作颇为羡慕。像陈平原那样自觉的学术意识，他好像做不来，也从中得到诸多参照。在这个圈子里，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钱理群欣赏坦率之言，像王得后的耿介之态，赵园对于他的批评，一直记于心头。对比之间，意识到先天的不足。这是一种清醒的目光，也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王富仁逝世后，钱理群写过一篇悼念文章，言及他们的友情，读之动容。钱理群很重视他们的共同点，以为王富仁也是一直有着五四的启蒙意识的。与钱理群比，王富仁的述学空间略有不同，前者在一个学科里摸索新径的时候居多，以独行之影成为精神界的战士，后者则溢出学科，在空旷之地凝视存在的隐秘，传统的格式被一种形而上的灵思代替了。回想过去岁月他们这代学者的努力与探索，可深入思考的内容殊多，比如王富仁逝世前关于“新国学”的论述，挑战了流行的国学理念，但又不被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所解，应者不多。钱理群发现，王富仁的“新国学”的理念，既不同于旧学术意识，也不似流行的新文化研究的逻辑；既在本土中深挖思想之源，又有世界意识，这里有鲁迅式的文化情怀和批判意识。或者说，是沿着鲁迅的路，创造新的精神。一定意义上说，两人是内心相通的。钱理群说：在我们看来，对鲁迅的意义，根本不存在许多人非难的“过度阐释”的问题，而是认识远远不够的问题。富仁在《中国需要鲁迅》里说：“我可以断言，在今后二十年内，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鲁迅将赢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价值和意义，也将表现得更加鲜明和充分。”这是代表我们的共识的。
但是他也意识到学术圈子会产生一种排他化的倾向，沉于自己的园地，可能丧失对于世间的鲜活的感知。也因为如此，他勇敢地直面现实，尽量拓展自己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与民间社团发起的关于“立人”的讨论，对于大学与中学教育的质疑，在历史虚无主义流行的时候，他提出“拒绝遗忘”的观念。而他又善于对于时代现状进行画像，面对失去理想的青年，视其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候，提出有趣味地读书的口号，培养审美的功底。在没有真相的语境里，他倡导“等待、观察和做事”。无论环境如何艰难，不要放弃自己的信仰，将自己燃烧在有意义的工作中。如此的表达，有的是对于里尔克思想的移用，有的则带有尼采遗风。里尔克就曾说知识人要学会观察事物，不断地做事，这些被冯至曾巧妙地传述过。深味冯至诗文的钱理群间接地接受了德语诗人的思想。而鲁迅先生文本里透露出的尼采式的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思想，在他那里则被转化成应对当下问题的动力。学问不都是知识的积累，乃是人的健全思想的培养和社会改造的武器。我们在钱氏的现实性的语句里，其实也隐隐听到了中外前辈思想者的声音。在《有承担的学术》的后记里，钱理群写道：
我曾给研究生作过一个《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的报告（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提出了所谓“三承担”：对自我的承担，追求学术研究对自身生命的意义；对社会和历史的承担，追求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历史作用，对人（读者）的精神影响；此外，还要有对学科发展的承担，即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告诉自己，我就是为这个学科所生所用，天生地要时刻思考学科的发展……
到2003年我退休以后，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思想史、精神史研究，但仍然不忘自己的文学出身，提倡“用文学的方式研究、书写历史”；同时还继续关心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新动向，经常想着这门学科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不时冒出新的设想，尽管已经无力过问，只能成为永远的遗憾，但那样一种深入骨髓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情怀，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部分，永远也摆脱不掉了。
这一段话背后依稀含着泪光，动情中有大爱于斯，你会于此感受到殉道者般的低语。不了解他多年的耕耘，也不易理解内中的深意。在一种启蒙的信仰里，建立自己的学术园地，钱理群收获了众多精神之果。他的文字生涯，为人的意义大于为己，殉道感多于自娱。能够感到，在奔走的路上，他身上有着神启的光泽。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世界，可建立的路标甚多，知识论在此并不十分凸显，沿着前人之路，继续创造新的精神版图和审美长廊，是始终不渝的目标。他将五四那代人的批判意识、自省意识和创造意识，变为了生命里常响的铃声，以远去的思想之影，编织着梦想，以致被人称为当代的堂吉诃德。人们说他是做着有思想的学术，那是不错的。但我有时想，他其实是从鲁迅世界走来的使者，给世间带来了有信仰的学术。启蒙虽会遇挫，风骨怎能消失。这在遍地犬儒的当下，他的爱与憎、言与行，给单调的学院体制带来不小的冲击。是的，有这样的学者在，精神的风便不会歇息，阴霾再多，也总要散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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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分五辑，从“史家的风范”、“人的标尺”、“传统的构建”、“同时代人”、“怀念、回忆与祝福”等不同角度立意，评述、回忆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王瑶、林庚、贾植芳、钱谷融等第一代学人，严家炎、樊骏、孙玉石等第二代学人，以及王富仁、赵园等与钱理群同时代的学人，其中既有对学人行谊的追述，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源头直述至今，兼有文学史、心灵史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