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学人之一。他的治学经历、鲁迅研究，还有对青年教育的关怀，早为学院内外所熟知。从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作）到《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2023），钱理群已著述上百本专书，编纂超过六十册文集读本，多数为2002年自北大中文系退休以后累积的成果。这些著作除了源自旺盛的创造力外，更透露一种辛勤求索、直下承担的勇气。

钱理群先生在中国享有盛名，但国外学界犹待认识他的贡献。过去三十年来中西学术交流频密，青年世代谈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巴迪欧（Alan Badiou）、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大师无不朗朗上口，不少国内学者也打着旗号奔走东洋西洋。相形之下，钱理群少了些“国际认证”的光环。即以他的鲁迅研究而言，既乏“左翼忧郁”“反抗绝望”那样的姿态或辩证，也不擅征引“国族寓言”“回心”“作为方法”之类的大叙述；他的论述甚至显得过于直白素朴。然而熟悉钱理群的读者都知道，他的文章洞若观火，引人深思；他的文字直抒心意，魅力自在其中。

如果现当代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一部分，钱理群理当有一席之地。他的风格，恰恰揭露国内外学院的“话语”、套路如此眩人耳目，反而忽略眼前最实在的声音、最尖刻的问题。他笔下的鲁迅并不莫测高深，无须拐弯抹角地分析再分析。从同为知识人的立场出发，他直面鲁迅的焦虑和挫败，仿佛看见自身时代的倒影。但他更要叩问，这条路究竟要如何走下去？他从早期鲁迅发现“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立意恢复“精神”与“战士”的当代意义。

这是一个幽灵当道的时代，谈“精神”如何如何，似乎不合时宜——这个词汇不已经被用得穷斯滥矣了么？幽灵论其来有自（包括《共产党宣言》），20世纪末重获左右派学者青睐。尤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名作《马克思的幽灵》引来种种后社会与后现代主义版本，高来高去，宛如新玄学。钱理群却坚持他的“精神”，一如既往。幽灵和精神都有不可捉摸的形上（或形下）面向。前者徘徊生死阴阳，留下忽焉来去的痕迹，轮回的延宕，还有天启救赎的期待；后者则直指生命本质及其气力的涌现，所谓“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庄子·刻意》）。幽灵是虚浮的，精神是抖擞的。

幽灵与精神在现代的谱系值得继续追踪，此处的重点是钱理群的选择如何决定了他的文学立场。回顾青年鲁迅《文化偏至论》的名句，“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显然心有戚戚焉。鲁迅认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必先解放个体精神自由，关键则是要有一批“精神界战士”。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鲁迅的呼唤竟是应者寥寥，只有长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摩罗诗力说》）

众所周知，鲁迅所谓“精神界之战士”其实是拥有恶魔一般力量的诗人——摩罗诗人。摩罗以其摧枯拉朽的能量大破大立，从而撼动人心，改换古中国的面貌。换句话说，鲁迅寄望于一种新的文学拔地而起，振衰起敝，重建个人与家国关系。所以当钱理群召唤“精神界之战士”时，他是隔着世纪的鸿沟重新思考文学的能动力。

但钱理群明白“精神”有其阴暗面。摩罗以毒攻毒，充满内爆因子。不仅此也，摩罗的远亲阿Q更以“精神胜利法”点出“精神”竟能反其道而行，在你我之间滋生一种辩证诡圈：倒果为因，化腐朽为神奇，将一切丑陋的、残暴的点染得头头是道。

五四运动以文学革命作为爆发点不是偶然。胡适、陈独秀等视古典语言文字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相对于此，章太炎等反其道而行之，坚称恢复“文”的亘古根源才是鼎革之道。双方立场相反，但都借“文”如何存续表达历史危机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横跨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历史方方面面有如此重要的关联：从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到鲁迅弃医从文，从瞿秋白号召“文化革命”到毛泽东发表延安讲话及日后的种种运动，再到鲁迅、茅盾、诺贝尔文学奖的风潮，“文”的魅力不曾消散——虽然人民大众未必消费文学。

从这一脉络看钱理群的文学研究，我们才能理解他在当代文学论述的位置，不是一二时髦话语或时事点评所能概括。他的信念、深情和批判须有更复杂的历史语境依托，才能显现力道。然而钱理群不是复古主义者。就如同他所崇敬的鲁迅一样，他对“文”学澡雪精神的另一面总是保持警惕。他明白各种书写与压迫，记忆与遗忘的角力未尝或已。除了彰显、反映外，“文”也可能是一种关于遮蔽、监管、消杀的技术，以及秘密书写的技艺。

以此，我提出钱理群文论的特征：他企图将“文学”动词化，用以介入我们所生存的空间。他不断书写言说，从而显现参与历史、思想、行动、人间的心力，即使“口干唇燥”，也在所不辞。识者尝用《诗经》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形容他的努力甚至徒劳。但如果“文”原初的意义是痕迹、线索、铭记，钱理群的“文”学目的无他，就是我“写”故我在。

钱理群的首要之务是“文学了”历史。“文史不分”的传统历久弥新，一般认为“史”多信而有征，“文”则踵事增华。但钱理群不作如是想。呼应《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那句老话，他认为“文”若失去素朴根底，反可能如“史”一般矫饰虚伪。这也是鲁迅“白心”信念的延伸。不论早期的周氏兄弟研究或是1940年代、1950年代的作家研究，钱理群都能从作家的行止、作品的隐显思考更广阔的历史课题：时代的流变、信仰的消长、偶然的际遇、肉身的感受交相为用，激荡出各色文章。而他个人的经验何尝不是如此。1960年至1978年，他曾因客观因素在贵州安顺一待十八年。然而这一山城却成就了他的史识——与诗心。

2020年钱理群结合众人之力，费时十七年的《安顺城记》出版，仿照司马迁《史记》体例，为安顺一地作史。全书七卷两百万字，始自新石器时代，迄于二十世纪中期，熔文学、方志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为一炉。《史记》与《安顺城记》的隐秘对话令人瞩目。这不仅关乎《安顺城记》所承载的地区意识和历史视野，更关乎书写者、编者所自觉或不自觉透露的精神面貌和思维轨迹。换句话说，《安顺城记》记叙安顺风土人物固然洋洋洒洒，但字里行间另有动人之处，而这动人之处来自于情感。套用沈从文形容《史记》的话，《安顺城记》是一部“有情”的历史。

其次，钱理群心目中的文学“能够”思想。现代中国曾有启蒙时刻，也曾呈现众声喧哗的盛况。鲁迅的作品之所以精彩，正因为不论虚构或纪实，字里行间总有慧心闪烁，或褒贬生命，或探幽触微，或嬉笑怒骂，思辨线索无所不在。这样的文学风格，让钱理群心向往之。另外，在历史翻腾的岁月里，他也曾潜心马克思著作。“文革”之后，他以第一部作品《心灵的探索》叩问鲁迅与马克思的异同。他认为辩证法的真谛在于推翻“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的绝对状态的想法”；他提醒我们《共产党宣言》论革命的目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文学以其神思力量，虚构或架构种种论说场域，供我们思辨而无惧，这才是自由人的基底。

钱理群曾在不同场合总结他的贵州经验为“脚踏泥土，仰望星空”。“脚踏泥土”指的当是贵州土地，但站在土地上“仰望星空”同样意味深长，不禁令我们联想到康德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星空之所以灿烂，因为超越一时一地的羁绊，体现无垠的真理，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这“仰望星空”的抱负，又是何其沉重的悲愿。钱理群发愤著书，所为何来？为的是“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样的难题引领钱理群文论的第三个特征，文学与行动的辩证。面对现实考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不论多少兴叹，实践才是硬道理。这样的逻辑曾经主导现代文学论述，引发各种运动与方案，隐含其下的是直截了当的工具论。钱理群当然期待文学“有用”“能动”，但却提醒我们有多少时候过分追求立竿见影的效应，反而斫丧文学“作为”行动的真谛。“文学了”的行动不在于一个口号、一个动作，而恰在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力。想象力不是胡思乱想，而是狂人的日记，是“失去的好地狱”，是颓败线上的颤动，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钱理群自觉地发掘“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也有意承担、延续这一谱系。他引用鲁迅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拒绝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而要“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而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不顾利害的”（《关于知识阶级》）。他以坚守两个原则自勉，“一是永远不满现状，作一个永远的批判者；一是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2004年总结》）。

然而知易行难，钱理群何尝不知道现实的挂碍与险阻，甚至承认自己“阶级”和思维的局限性。这就回到他有名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症候群的辩证。前者耽于空想而怯于行动，后者勇于追寻空想却无从落实一切。两者都是“文学”人物，但却无比真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钱理群的“文学”与人间息息相关。所谓人间指的不仅是你我生老病死的所在，也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集结。1960年，钱理群人大毕业，因出身问题失去深造机会，被派至底层，来到安顺卫生学校担任语文教师。这却是他走向“人间”的契机，也是文学启蒙的开始。在安顺，他亲近学生平民、获得巨大回馈。与此同时，他审视贵州人情风土之美。这样的美感带来诗意：他“写了无数的诗，红色的本子写红色的诗，绿色的本子写绿色的诗”。他结识一群背景不同的青年，他们对文学都有兴趣，凭着一套游国恩编的《中国文学史》开始聚会。

安顺经验是钱理群文学视野最重要的背景。“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荒唐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慢慢地……我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一直到今天，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那里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基地。”（《如果不幸身处黑暗，请永远活出诗意和尊严》）

钱理群以“民间思想村落”一词说明青年的聚会，也何尝不是“诗意”与“精神”的呈现？在人间烟火中，在山乡陋室里，他们借着文学阅读、思考，体会时代剧变、思想解放。“当新的历史转机出现时，这些民间思想村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民间思想的坚守》）

钱理群教授与“民间思想村落”的朋友在北京重聚

人间经验是钱理群一切论述的基底。多少年后，他仍然省思鲁迅的话：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惧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钱理群讲鲁迅》活字文化策划，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

文学的使命无他，就是去看“地底下”，寻找被埋没的“中国的脊梁”，感受总也不熄的“奔突的地火”（《野草·题词》）。

国际汉学界对现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变化众说纷纭，中国学者如应斯响，作出或正或反对话，有的引经据典，有的紧跟形势。但堂皇的大说外，如果忽略那“地底下”“奔突的地火”，就无法理解有心之士如何仍能坚持底线和底气，以及“文学”何以至今仍得以保有的深沉力量。

钱理群恰恰是那“奔突的地火”的探勘者、守望人。他自谦为历史的“中间物”，但他所经受的压力与试炼数十年如一日，那是需要“脊梁”才能承担，也需要“精神”才能前行。“钱理群”的名字就是一个通关密语、一则隐喻，以此，我们重新认识鲁迅，理解中国的日夜。

版画作者 :曲光辉

一审：陈   艳

二审：李蔚超

三审：李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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