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
从2022年开始谈“最热夏天”到今年已经两年。六月上旬，华北地区已经热到了40度。虽然年年高温，但今年还是有些不同。2023年是全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这与2023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上一个厄尔尼诺周期从去年五月持续一年至今年五月。在厄尔尼诺现象周期中，温度更高的海水从东太平洋向整个太平洋地区扩散。高温海水保持在海洋表面，让空气温度升高，也会更湿润。如此导致全球升温0.2摄氏度左右。而到今年，从五月开始，厄尔尼诺现象已经过渡到中性状态，且会发展为拉尼娜现象（与厄尔尼诺现象基本相反），这会导致太平洋水温下降。但即便如此，今年依然非常炎热。刚刚过去的五月刷新温度纪录，成为最热五月，比工业革命前温度高1.52摄氏度，已经打破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的升温1.5度防线。可以说气候控制目标已宣告失败。接下来就是关键关口2度了。在2020年左右，人类预计到世纪末，全球气温升高将达到比工业革命时期高2度的水平，但按现在的升温速度，再过10年到2034年，2度线就会突破。为何气候危机无法解决？到底什么是气候危机？气候危机在加速还是减速？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想对绝大多数人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气候危机严峻但不紧迫。夏天太热大不了不出门，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常年生活在35度以上的高温中，生活秩序也没有崩溃。海平面上升1米，大多数沿海城市都可以修筑堤坝来缓解。实际上，海平面已经上升了20厘米左右，绝大多数沿海城市感受都不深。如果仅仅关注“高温”和“海平面上升”，所谓气候危机对实际生活影响并不大。我们经常看到哪里极端高温，热死了多少人，但说实话，这些人数与城市人口相比是非常少的，不足以给人紧张感。这里将列举一系列气候危机带来的实际影响，且都不是科学家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气候危机的影响方方面面，一篇文章不可能做到穷举，只希望能为理解气候危机提供一些视角。最严重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农业，虽然科技水平已经非常发达，但农业依然是靠天吃饭的行业。如果你看过《克拉克森的农场》，就会对此有所了解。太热、太冷、太旱、太湿都会对农业产生不利且剧烈的影响。仅仅最近一年，就有两次严重的农业冲击。去年因为巴基斯坦与印度严重的气候危机水稻减产，这直接导致印度进入2024年后限制水稻出口，让东南亚一众国家水稻价格飙升，在印尼和菲律宾都导致政府介入约束最高米价。这一波国际米价涨幅到现在仍未停歇，也是导致很多国家粮食领域高通胀的原因。在北方情况刚好相反。今年年初冬季，极端寒潮导致北方牧场牲畜大量死亡。蒙古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最后导致超过520万头牲畜死亡，达到总畜牧数量的1/10，是蒙古近年来最可怕的一次畜牧业损失。在我国也是一样，从数据上看，我国粮食连续十几年大丰收，每年总产量都在不断增长，到2022年已经达到人均粮食588公斤的水平，远超联合国提出的人均400公斤的标准。就算剔除进口，人均粮食产量也已经达到486公斤，为何国家在2023年还在强调保耕地面积的战略？在2023年，我国发布《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到2030年要继续增长粮食产量5000万吨，人均粮食将再增加40公斤。这与粮食产量受气候危机影响高度相关。仅仅对比2022年与2023年的农业数据，我国每年粮食增产率在大幅下降中。2023年农业受灾面积比2022年有大幅下降，2022年受灾面积12070千公顷，而2023受灾面积为10539千公顷，受灾面积下降37.2%，这个面积占总播种面积也是不小的数字。2023年播种面积约1亿公顷，因此减少的受灾面积就占了总耕地面积的1.5%，且根据官方数据，2023年谷物播种面积还增长了0.7%，也就是说可耕种面积增长超过了2%。但实际粮食产量在2022年的低基数水平上，增长仅为1.3%，说明单位产量能力受到很大影响。根据中融研究发布的《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粮食问题安全研究》 ，气温每升高0.1摄氏度，我国的三大粮食作物单产就会下降约2.6%，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以今年为例，又出现了南涝北旱的格局。广西、福建现在处于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而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也会影响粮食产量。如果气候危机加剧，干旱与洪涝的极端循环进一步恶化，则粮食产量会进一步受到毁灭性打击。国际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农民的小麦和玉米产量可能会减少30%，如果气温继续上升，而技术不进步，到2100年，亚洲的稻米产量可能比1990年的水平下降50%。
《克拉克森农场》第三季除了农业，在上海的人可能还记得，2022年末上海突然出现一波“咸潮”，当时导致了超市饮用水抢购。“咸潮”是在秋冬季枯水期，海水倒灌导致的，这会让城市周边水库取水困难，形成城市供水危机。“咸潮”本身是每年秋冬季都会有的现象，但如果因为气候变化长江枯水加剧，加之海平面上升，则“咸潮”周期就会拉长，且倒灌更为剧烈。这不是上海的“专利”，沿海城市，尤其是那些地下水抽取过度的城市，都会在未来更明显地遭遇“咸潮”的影响。在夏季高温的情况下，虽然有空调，但空调也需要电力驱动，每年夏季极端高温都会导致用电负荷的高峰增加。2023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13.7亿千瓦左右，比2022年增加约8千万千瓦。若出现长时段大范围极端气候，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比2022年增加1亿千瓦左右。如果2024年高温天气持续，则用电高峰还会进一步增长。从2021年开始，每年夏天拉闸限电的新闻都会受到关注。在我国用电优先程度有地区和领域的不同，电力不足时会优先对工业领域限电，如果进入民用领域，会优先保供中心城市用电。在2022年长江水旱时期，为保华东地区用电安全，四川多地进行限电，也导致了多起热射病死亡的案例。保持夏季用电高峰供电安全，就需要建立更多的火电站，这反过来又让温室气体排放变得困难，加剧全球温度升高。极端天气的增加让洪涝灾害和其衍生影响都更加显著。从2021年7月的郑州水灾，2023年京津冀暴雨，尤其是河北霸州的汛情，到2024年广东连续暴雨造成梅大高速坍塌，几乎每年都因为汛情发生安全事故，这些也不容忽视。比如儿童，儿童的身体在极端条件下更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的身体调节热量的方式不同，使他们在热浪期间更容易中暑，在寒潮期间更容易出现体温过低的情况。对于成年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神经科学文献，揭示大脑必须维持在相对狭窄的温度范围内才可正常运作。如果大脑患有疾病，那大脑的体温调节能力就会受到损害。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人若处在非同寻常的热浪环境中，很可能会使他们的病情变得更糟糕。这里甚至没有考虑外卖员、快递员等需要在户外工作的人的身体情况。
因篇幅所限，暂时只能列举以上问题，而气候危机对整体人类社会的影响无远弗届。其实，国家间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非常早。在1992年，各国就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1997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2009年签订了《哥本哈根协议》，2016年签订了历史性的《巴黎协定》。而这些会议，都是在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每年召开的COP会议（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缔约方会议）上商议并签订完成的。到现在，我们有各国的法定减排目标，有时间表，有碳排放交易机制，有发达国际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协议等。在所有这些努力下，气候危机在减缓吗？很遗憾，气候危机恐怕还在加速。因为我们在做的努力越来越少。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这次被称为“右转”的选举，不会产生极端民族主义，最受影响的是很现实的事而非意识形态——移民政策与环保政策。绿党党团在选举中失败，丢失了19席，而席位最多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其他右翼党团，都在政纲中承诺要检讨与限制环保政策，以希望在环保和能源安全、经济发展中取得更好的平衡。在过去一直在环保问题上最坚决，并起到引领作用的欧洲，也终于要放缓脚步了。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困境、疫情后的通货膨胀，不断消磨欧洲人追求进步价值观的意志。在欧洲人身上发生的，也是全球现象的一种缩影。进步价值观的追求，需要安全与富足的大环境支持。但大部分欧洲人民不在气候危机的最前线。在全世界看来，气候危机的最前线是孟加拉与巴基斯坦的农民，雅加达的市民，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洲山脉边缘的居民。而在中国，是广东的乡村、河南、河北、山东的农民。我们为他们承担部分代价，在一个相对“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社会，这相对可能实现的。但面对一个剥夺感强烈，认为自己被不公正对待的社会，这却难上加难。一个欧洲人到底在何种意义上被剥夺？这个问题也可以问一个中国的城市中产，在何种意义上被不公正对待，以至于放弃进步价值？除了实际问题外，更关键的可能是一种社会文化和主观感受。受害者叙事是一种典型的右翼叙事，极容易让人受到蛊惑，并因此放弃进步价值。另外，劣币驱逐良币同样不可忽视。在“三个和尚”的局面中，只要有一个人呈现出搭便车，坐享其成的态度，另外两个人也会更易放弃。所以当社会面临挑战，要么是危机的挑战（俄乌战争的能源危机、疫情后的通胀危机），要么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挑战，如何能够维持对进步价值观的追求，确实是复杂的难题。站在2024年的人类社会，并没有赢得这个挑战。问题当然不仅仅关乎于欧洲，自从2015年巴黎COP会议后，气候峰会已经陷入停滞。在巴黎峰会后各国提出的碳达峰和中和的时间表，未能获得进一步的强化。而在去年阿联酋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8）上，淘汰化石燃料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尽管COP28启动了损失与损害基金，但原定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金融承诺仍未完全实现。虽然COP28呼吁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容量增加三倍、能源效率提高两倍，但缺乏具体的实施路径和国家级的详细计划。可以说，除了启动了损失与损害基金（初期仅有7亿美元）外，大会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所有人好像都进入了一个心态——作为一个城市人，我们有的是比气候危机更严峻的问题。环保与气候问题总是如此：重要但不迫切。我们甚至还在奢望两全其美的方法。比如不少人相信，只要全力投入新能源发电、光伏风电，就可以既发展产业，又完成碳达峰。但实际情况是，煤电装机量还在爆炸性增长。从2018年到2022年，中国煤电年增长2750万千瓦，但2023年这一年，暴增4100万千瓦。这是因为2021年电荒后，国家重新放开煤电审批。据全球能源监测组织统计，继2021年核准了超过2300万千瓦的煤电项目之后，2022年，中国煤电核准量高达1.06亿千瓦以上，相当于每周核准2个煤电项目。另据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中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2023年上半年进展分析》报告显示，2023 年上半年，中国总计核准煤电装机5040万千瓦。上述装机量很多会在2024年落地，因此今年的煤电装机量，比起2023年的4100万千瓦，还会继续增长。新能源发电继续维持“高装机，低发电”的窘境，煤电在电网系统中确实有举足轻重的优势，不像其他新能源发电那样“靠天吃饭”，煤电是极少数可以完全控制发电量，使得电网系统可以平稳运转的关键。也不怪2023年，煤电发电量竟然逆势上涨，重新在我国发电体系中占据63%的份额。即便建立新能源发电站，为了提供备用和调峰，也需要配套建立功率不低的煤电站。从近年数据来看，通过绿点直接完成经济、环保、生活方式的三全其美，现在还很难做到。但对于一个城市人，物价上涨、经济活力才真正可感；对于一个欧洲人，移民的存在才真正可感。而远方农业的影响、新闻中的水灾、少数群体的健康，都是只有间接经验的“新闻对象”。高温当然是可感的，不过只要有室内和空调，我们就可以与其轻易隔离。所以我们会为了“不可感”的气候问题，来妥协可感的经济、收入、物价和舒适的生活方式吗？答案呼之欲出。往前看，人类再次团结解决气候危机，恐怕很难。我们面对的未来，只剩下名为气候迁徙的未来。如果你不幸居住在更易受到气候危机影响的地区，在未来20年内，你可能只能依靠搬家迁徙，才可能优化自己的环境。而在更宏观的意义上，这可能将决定着数个城市发展格局的剧变，甚至覆灭。面对一个“不可感”的问题，在21世纪，我们也许不可能直面它了，只能躲着问题走。而由此出现的新问题，就是躲避的代价。
*本文原标题《在不断刷新记录的炎夏，我们离解决气候危机越来越远》，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封面图：《生存家族》，编辑：L，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