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对父亲失望的女儿，被这部电影逼出眼泪

母女之间暗流涌动的纠葛和延续，父子间剑拔弩张的冲突和对抗——近年来电影当中此类叙事变多。相比之下，父女关系在荧幕中似乎总会淡淡掠过，多了些温情脉脉的暖色调。

较为深刻的父女叙事作品，要么像曹保平导演的电影《狗十三》《涉过愤怒的海》，直接披露藏在父女叙事背后的阴暗面孔，所谓的父辈荫庇藏着权力的压制，女儿渴望挣脱，在青春的成长当中经历撕裂、拉扯。

要么像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尤其在《饮食男女》里，他将微妙的“恋父情结”显露，女儿面临父亲的失落和权力的式微态势，从出走转向留守。

女性的成长，是否总要经历“恋父”到“弑父”的青春阵痛？近几年香港电影涌现了很多新生代导演，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将镜头聚焦本土和个人，好比卓亦谦将自己童年的经历拍成《年少日记》，而另一部备受瞩目的新人导演作品，便是祝紫嫣的《但愿人长久》。

这称得上是一部“半自传”电影，也是祝紫嫣的第一部长剧情影片。她将自己与父亲的情感纠葛，放置于1997年的时代背景。那年开始，她跟随父母从湖南移居香港。片中以十年为一个跨度，还原她眼中 1997 年到 2007 年，再到 2017 年的香港。她在成长过程中与父亲的情感拉扯、漂泊他乡对家园的归属感的变化，都是她的故事之源。

前不久，在香港国际影展期间，我们采访了祝紫嫣，与她聊了聊当中的电影故事。以下整理自她的自述。

作为一个新人导演，我首次执导长片，由关锦鹏监制，他还帮我找到吴慷仁演父亲林觉民，班底何其梦幻。

当时《但愿人长久》的剧本入选了2020年香港电影发展局“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优胜名单，才有了五百万港元的基金资助。我主动联系了关锦鹏导演问能不能担任监制，关导电影里细腻的人性是我想要学习的。他看完剧本后便很快答应了，后来才知道，他说被剧本打动，也曾想过拍一部关于父亲的电影。

在此之前，我没有拍长片的经验。在疫情期间，我拍了一部短片作品《凪》。完成之后我一直在想：疫情让生活剧变，生命都已经变幻莫测了，那人与人之间该如何长久？如果只能拍一部电影，我到底想拍什么？

当时浮现在我内心的画面，是身体已经“缩水”的爸爸，一刹那的回眸。一次，我们全家人相约饮茶，我发现爸爸矮了很多，身体也似乎缩水了。

那个回眸，就是电影接近尾声时，父女两人在山间过道不停道别，吴慷仁演的父亲林觉民频频回首的背影画面。起初我也挣扎过是否要以拥抱作为圆满结尾，但后来还是保留了留白，因为现实人生大概率不会有圆满结尾，那电影怎么会有？

我喜欢时间跨度很长的电影，比如2014年的《年少时代》用了十二年去捕捉童年和时间的消逝。我沉迷电影当中对于复杂人性的表达，比如小津安二郎导演的作品。人非常有趣，拉长时间线看，每一刻可能都在变，人心难测。

如果有一部电影，能回顾一个女孩子长大的故事，有点私人的成长经验的书写，是我想做的。《但愿人长久》这部片是我的处女作，20年的时间浓缩在2个小时的电影里，难度很大，光选角就花了很长时间。1997、2007、2017年三个时间点，我选用了不同的演员饰演不同时期的子圆和子缺。我也参演其中，饰演成年版的子圆。

这部片说是“半自传”，但故事九成来源于创作，局外人的感受、童年的回忆细节，都是来自于我的私人经验。

1997年，6岁的我跟随父母从湖南到香港定居，影片当中子圆对应的就是我的成长。子圆还有个妹妹子缺，现实当中我虽然没有妹妹，但这个角色萌生于另一个设想的、较为不同的自己，在与父亲的关系当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向——有圆有缺。

子圆会将自己遇到的不开心，归根到不快乐的原生家庭上，色彩比较灰暗。妹妹子缺在父女关系的处理上比较聪明，色彩明亮一些，她就像是我长大后，慢慢与父亲关系缓和浮现的影子。

相比之下，子圆更会察言观色。父亲的喜怒无常、若即若离，常让青春期敏感的我感到疏离和抗拒。等到我成年之后，尤其是上了香港大学，我慢慢有了经济自主能力。能独立生活时，我更能理解我那无论在身体还是经济上都较为弱势的父亲。

吴慷仁饰演父亲，挑战了从年轻到苍老的岁月跨度，他是非常专业的演员。林觉民这个角色并没有百分百还原我的父亲，我的爸爸没有吸毒，“吸毒”的人物设定来自于隔壁邻居，从小妈妈告诫我要跟邻居保持距离。影片中林觉民长期吸毒，还因为戒不了毒进监狱，与家人走向疏离，他对女儿怀着愧疚和自责。

吴慷仁饰演的父亲，也有他自己父亲的影子。收到剧本的时候，刚好他遭遇了父亲离世，他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也没有圆满和解，在戏中他或多或少投射了自己父亲的影子。他说我笔下的父亲跟他小时候印象当中的父亲很相似。戏中有一幕，2007年，父亲边咳痰边走的神情动作，我想他在细节当中，可能模仿自己父亲的样子。

影片开头，大女儿子圆回家后发现爸爸在小阁楼吸毒。她拉上窗帘独自站在爬梯上。即使小孩子未必懂得孤独的意义，但她的背影让人感到孤独和落寞。那代人飘到了香港，异乡人的压力和情绪积累在内心，一些人用恶习比如喝酒赌博，让自己暂时从现实当中脱离。

故事横跨20年，每十年都有人的成长蝶变。父女关系是很微妙的，就像刻在记忆里的母语。戏里的子圆，虽然成年之后很想出走、独立——她选择做国际导游，四海为家，摆脱家庭对她的影响；但她总能在亲密关系中找到与父亲之间细微的、私人的投射印迹。

父亲曾经笑小时候的子圆把“凤爪”叫成“鸡脚”，第一次在茶楼饮茶的时候，父亲教她“凤爪”的粤语发音。后来成年后，子圆在日本旅游，在居酒屋碰到来搭讪的日本男人，对她炫耀起刚学的粤语——“凤爪”。

年幼的子圆，羡慕香港的同班同学有Hello Kitty的手表，在一次与父亲逛超市的时候瞥到父亲的小偷小摸动作。后来子圆偷了同学的手表被学校发现，母亲因为这件事打骂、教训了她，而父亲则用他独有的“耍无赖”方式安慰女儿——临睡时，说要送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表，于是咬了她手臂一口，笑着说：“手表给你啦！”

成年之后，她似乎难以与异性维持一段长期的亲密关系，而每一段关系当中，似乎都有显现父亲的影子。长大以后，子圆枕边的异性亲昵地咬了她手臂一口，子圆便忍不住哭了，那一刻的疼痛，让她想起了父亲。

童年的记忆，或许多少都会影响到一个人长大后的所有关系。在电影海报上也有这么一句话：大概人的所有喜欢都来自后天，所有熟悉感，都与童年的某个记忆有关。我们习惯被爱的方式，其实跟我们小时候接受爱的方式有关。

就像张爱玲写在《茉莉香片》的一段，主角说他恨父亲，可每当照着镜子，就会发现自己的五官、血液都有父亲存在的痕迹。

现实生活当中，我和父亲的关系没有剧本当中那么拉扯。我确实曾经对爸爸有所埋怨。小时候看爸爸像仰望，觉得他就是我生命里最高的山；但逐渐长大了，我再看他会觉得他有点颓，甚至发现他在人群里是会被无视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长，我的世界逐渐开阔。我越来越发现，他变得像个小孩，有时候反倒是他更需要我。

子圆在影片当中，脾气遗传了父亲的倔。她独立，能掌握身体和性关系的自主权；但她面对走到她面前的爱，姿态还是有些抗拒。有一段戏最后没有剪进去，是子圆与小宇在枕边聊天，谈论人的关系到底会不会长久。

回到现实当中，我也不敢肯定答案。我当然希望可以长久，但我没有办法控制人的离开，只是，有些记忆可以保留一辈子，所以才有了“但愿”的意思。

我也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才逐渐理解我的父亲。在电影放映的初期，我带他看了影片，他没说什么，只是看似理性地给我提意见，比如影片哪里可以处理得更好。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只是个普通人，也有懦弱和失败的一面。我不必非要原谅谁，我和父亲之间有些裂缝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但就像结痂的伤口那样，疤痕留在那，是生命给我刻下的记忆。

“我的野百合开了吗？”

回到电影最初的起点，剧本来源于我最开始写的短篇小说《夏日的告别》。我当时写的时候，脑海里不由得就想起了“房东的猫”在《八月十五》唱的这句歌词。

在影片结尾，父亲离世。子圆回到老家湖南衡阳，想看看父亲心心念念的那片百合花田，但亲戚告诉她，百合早没了。

野百合是生命力很强的花，从高山到海边都能生长，春天花开遍野，藏着的是乡愁，就像歌里唱的：“妈妈／我的野百合开了吗／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里／八月十五我最想家。”

我现在说的粤语，可能听不出来口音了。我对家乡衡阳的记忆已经所剩不多了，所幸还没忘了母语。

正式开拍前，我花了数月时间教吴慷仁讲广东话和湖南话。戏中哪句讲广东话、哪句讲普通话，有时还混搭着讲，这真的是我生活最自然的经验和方式。开车速度，取决于当下不自觉的手感。

我依稀记得1997年5岁的自己，恰巧从电视上看到香港回归的典礼。就是那一年，我来了到香港，一种强烈的“局外感”冲击着我。

这里每个人都穿着干净至洁白的“波鞋”，影片当中有一幕，女儿来港看到爸爸，是从爸爸的“波鞋”的镜头开始，再仰望到爸爸的脸庞。这是我与香港的第一个“照面”。因为在乡下，我们都会穿凉鞋，还可能是沾染泥土灰尘的凉鞋。

香港这座繁华大都会给我的震撼，像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童年时父亲曾经带我乘坐逸东酒店的玻璃电梯，眺望弥敦道的万丈高楼和万家灯火，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惊奇之旅。

戏中住的金轮大厦，就是我小时候曾经住过的地方。我当时也是住的劏房，如今拍摄的实景已经美化了当时的环境。香港给我的初印象，还包括人生第一次吃麦当劳。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这样的西方快餐店，也不懂为什么香港人会喜欢这么酸的蕃茄酱，像一种新奇的癖好和认证的“入场券”——能接受这种怪味道，就是香港人了。

戏里也还原了我在香港读的小学——太子圣公会基荣小学。它是基层学校，七八成学生是从内地来的，很多同学来自广州、潮州，很少像我一样是从湖南来的，也不懂广东话。

当时的我很敏感，总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不跟我说话。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语言的隔阂，并不是真正排斥我，大家都一样是“外来人”。

于是我努力用心学广东话。但当时学校开始要学普通话，还让我做普通话大使，教人说普通话。我也很尴尬，因为我的普通话也说得不好，会讲的是湖南话。

除此之外，他们每个人的坐姿和填格子写字的格式，一定是非常工整和标准的。格格不入的感觉，从小时候就围绕着我。子圆在戏里有点孤独、敏感和自卑，但又很好胜，她努力融入香港，很希望被人认同。现实当中的我，靠看书和写作，短暂地寻找精神寄托和出口。

我看到，很多港漂起初也面临着迷茫和焦虑的问题：到底哪里才是自己的乐土？我也是在香港生活成长了20年，才慢慢拾得归属感，接纳自己属于香港，我也关心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

去年11月，这部电影入选了东京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在放映会上，有位来自内地的观众向我提问：你觉得自己是哪里人？

要解释自己是哪里人，家园在何处，可以简单说三个字；但如果真要深入思量，并没有那么容易，那可是穷尽一生的命题。我后来给那位观众留下的答案是：一个人死后想埋骨于哪里，那里便是家园。

其实类似的问题，我也曾问过自己的母亲。她比我更晚到香港，大概40岁才来。她现在去买菜，人家还能听出来她的湖南口音，但她比我想象中更早适应了香港的生活。我曾问她想不想回内地，她说：如果亲戚在的话就回去，如果已经各散东西，那其实哪里都一样。

我是香港人，但我又觉得自己跟许多香港人不同。我们一年有一两回，回到老家湖南衡阳看看，但总觉得那与我们印象中的故乡已经不同了。毕竟野百合都不在了。

电影的英文片名为Fly me to the moon，来源于我之前看的动画《头脑特工队》当中的一个片段——快乐精灵Joy，跟主角Riley童年的幻想朋友Bing Bong以火箭逃离记忆垃圾场。但Bing Bong发现火箭没法乘载二人重量，所以牺牲了自我，让Joy逃离，最后留下一句：“Take Her To The Moon For Me,OK？”

这或许就是我的愿景。人间有悲欢离合，只要有爱的人陪伴在身边，即便微不足道，也能让人重回乐土。人的关系是很难长久的，但美好的情感记忆不会消失，总会Fly me to the m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