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离世界有多远？答案在铁路、语言、毛线和西瓜里

2024-07-07 14:07

小城与世界的距离有多远？

在今天，这个抽象的问题可以用一组组具象的数字回应。地图上的两个点之间有精确的空间距离，被放置在现代交通系统中，这些空间距离被汽车、火车和飞机换算成或长或短的时间长度。通信和互联网的发展，更消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人有了天涯若比邻的感觉。

但交通的升级、虚拟时空的建立，并没有拉近小城与世界之间的心理感知。直到今天，“小城”与“世界”仍常常被视作一对语义概念上的两极。这种遥远与并峙一方面彰显了时代发展节奏的不均与延迟，另一方面则提示我们，即便在如今这个时空感被科技发展无限削弱的年代，因地理、信息、语言带来的精神世界差异依旧存在。

2024年春天，由三联人文城市联合策展人崔灿灿共同发起的城市共创项目“小城之春”正式开启第二季。在这一季中，我们邀请到15位（组）共创人——班宇、陈彧凡、陈彧君、程新皓、段建伟、耿军、顾桃、胡尹萍、罗宇杰、苗文翻译局、佘海晴、孙晓枫、伍伟、袁野、张尕怂、朱岚清。“小城之春”纪录短片已陆续在三联新媒体平台发布。

从小城出发，一些艺术家、兴趣小组用各自的方式丈量着小城与世界的距离，他们用自己的实践和创作，努力消弭小城与世界的时差，不仅为小城里的人编织更大的梦想，也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小城。

2019年，艺术家程新皓从昆明开始，沿着1910年修建的滇越铁路徒步走向中越边界。这条铁路是云南省最早的现代道路，也为云南带来了新的时间和新的身体感知。程新皓用19天，449块石头，24封信讲述了一个关于云南的故事，也用自己的身体重新与前现代云南的生活方式建立连接。

兴趣小组苗文翻译局的成立，源于捕捉到苗语地区语言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罅隙。“互联网”、“麻辣烫”、“快递”、“高铁站”……这些现代生活里的概念，该如何被传递给苗语母语者？语言不通的表象下，是小地方难以融入高速发展的现代生活的大困境，苗文翻译局所尝试的，不仅是跨越语言的边界，更是跨越发展的时差、填平认知的沟壑。

艺术家胡尹萍在四川泸州的小镇出生，长大后她发现，妈妈勾出的针织品遭到“冷落”，不再被这个充斥着流水线商品的新潮世界所接纳。于是，她以法国公司CEO“小芳”的名义向妈妈和小镇的阿姨们订货。胡尹萍对妈妈的一个谎言，逐渐变成了一场关于普通人的创意与价值的艺术实践。家乡的阿姨们钩织了许多天马行空的毛线织物。“小芳”带着阿姨们的作品来到爱尔兰和巴黎，原本被大批量、同质化地消费的手工艺变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原本隐形于家庭与市场的女性劳动走向了世界的舞台。“小芳”虽然没有在物质上给予阿姨们很大的帮助，但却给她们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支点。

西瓜是夏季大家都喜爱的水果。西瓜最初来自哪里？艺术家袁野发现，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想过。来到河南中牟，她从西瓜的前世今生开始探索。路边的西瓜、偶遇的槐树、大片的麦田，气势磅礴的黄河，都成为这座黄河边小城深刻的记忆锚点。而以植物为方法，不仅打开了认识一个小城的另一扇门，也仿佛洞悉了人与植物、人与自然相互塑造的过往、当下和未来。

口述｜程新皓、石甜（苗文翻译局联合发起人之一）、胡尹萍、袁野

整理｜张秋雨、榭瑞、蔡时敞、元宵

编辑｜王菲宇

程新皓：

一条铁路通向大海

也将云南故事带到云南之外

小学一年级，我和爸妈从玉溪搬到了昆明。我家就住在现在的云南民族大学里一栋已经被拆掉的红砖小楼上。从小楼往北边看，可以看到一段在当时还在使用的铁路。到了晚上，就会有各种各样拉货的火车经过，你可以看到火车的灯光由远及近，它的汽笛声在城市混杂的声音中如此清晰。

我当时会把它表述成是“民院的火车”，我爸听了就会笑话我，他说那不是民院的火车。那条铁路也比我能看到的长得多，它叫滇越铁路，会通向一片大海。

我总是会想象，这些在黑暗当中划开城市的灯光、划开空间的汽笛声，最后隐隐地指向一条铁路的尽头。那片在黑暗当中泛着隐隐蓝光的海，它不断的在我脑海当中回返，以至于当我开始做艺术创作的时候，我多次想要以滇越铁路为对象做一个作品。

沿着滇越铁路，程新皓路过一座又一座的小城

程新皓《致海洋》，2019年

在真正走上滇越铁路之前，我始终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形式去呈现它。我尝试拍过照片，但又觉得它好像和铁路无关。某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一直被我藏在镜头后的身体才是最合适的媒介。在滇越铁路修建之前，在漫长的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方式的时间里，对于云南来说，身体是唯一的进入方式。

1910年1月31号，那一列火车的出现让云南和世界的连接就此改变，曾经云南和外界之间旷日持久、危机重重的马帮旅行，突然变成了在车厢之内的、三日能够抵达终点的铁道之旅。云南不再是某种内陆，这条铁路指向一片大海。只有当走上了铁路、步行其中，这条铁路所带来的那种联通和现代化的历史才能被显明而来。

在沿着滇越铁路行进的途中，每走一公里，我就会捡一块石头，把它背在身上。我想，这条铁路带来的不仅仅只是时空上的缩短、便利程度的改变，它带来的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云南的方式。

用双脚的徒步和沉甸甸的石头，这条通往大海的铁路变得可感知

程新皓《致海洋》，2019年

我之前阅读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云南游记，这些游记中都会提到，旅行这进入云南之后就开始数山洞和桥的数量，拿出气压计来计算海拔高度。公里、海拔、温度……我们似乎需要这样一个抽象的数字，知道自己到底身处河谷的酷热当中，还是位于山底的清凉当中，进而映射到地图上的某一个点。

在19天的时间里，我走449公里。449块石头，接近20公斤的重量，这些沉甸甸的石头使得公里、海拔、温度这些抽象的度量和计数重新变为具体的、可感知的身体感受。因为铁路变得抽象的种种感知重新变得具象，重新折叠到身体的前进当中，具体到身体和某种尺度搏斗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样从抽象到具象、从具象到抽象、从铁路之旅到双脚的徒步，就能把这条铁路和在这条铁路存在之前对于云南的感知联结在一起。

关于云南的印象，在铁路之旅中不断被颠覆

程新皓《致海洋》，2019年

1930年代，有一位署名叫“雪山”的作者写了一篇《滇越旅途三日记》。这位作者的的老家是丽江，要去北京上学。他很详细写了乘马、搭乘火车、再转乘的路程。与他他同行的有七八个摩梭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纳西族人。他们是第一次离开丽江、离开老家、坐上火车，他们完全看不懂火车上的一切的东西，于是这名作者就充当起这些摩梭人和现代交通方式之间的中介，给他们解释什么是厕所、抽水马桶要如何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当时的滇越铁路要坐三天，但是每天都要停下来，要下火车去找旅馆。第二天早上，到了要赶火车的时候，他就去敲这些摩梭人的门。他们睡得昏昏沉沉，用纳西语说，“天还未亮，鸡还未叫，你起那么早作甚？”等到他们冲到了火车站，他们已经是那班火车最后的乘客。刚跳上火车，汽笛一鸣就离开了车站。

我们最终与世界共享着一套时间

程新皓《月升》，2018年

前现代的云南人是如何感知时间的，是太阳有没有升起，鸡有没有叫。但是对于一个被现代化规训了的身体，时间就是钟点时间，不管你鸡有没有叫，不管你太阳有没有升起，火车一定会响着汽笛呼啸而去。火车带来了新的时间，带来了一种新的身体，带来一种新的可能在这个土地上存在的方式。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云南人会逐渐的进入到这样一种方式当中去。曾经的那些鸡鸣、曾经的那些拂晓会被一声又一声的闹钟替代，最终会成为我们和世界在共享着同一套时间。

苗文翻译局：

“互联网” “快递” ……

现代生活如何传递给

大山里的苗寨？

想要成立一个翻译小组的念头，要追溯到大概二十年前。大概在2004年到2007年，当时还是上BBS时代，我就知道一个叫“三苗网”的论坛。论坛成员大多是来自云贵川等西南地区的苗族人，其中一个比较集中的板块，聚焦于苗语的翻译、传播和教学，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苗语断代消失的问题。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语言的杂糅。一些约定俗成的汉语词汇，比如火车、飞机，或是菜刀等厨房用品，在苗语里其实也有对应的固定词汇。但是外出打工的苗族年轻人回来以后，往往就直接用汉语借词，而不是苗语词汇。与此同时，孩子们与说苗语的长辈长期分开，会讲苗语、愿意讲苗语的年轻人也在变少。

苗文翻译局参加广东时代美术馆艺术展“河流脉搏——穿越边界交叠的世界”，在建筑上写下苗文

苗文翻译局供图

2019年夏天，我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参加了一期苗文课程。我发现，生活在美国的一群苗族人正在做我们想做的事：他们正把大量现代社会的词语翻译成苗文。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从英语中直接借用词汇，而是用苗语现存的词根，去描述现代社会。

之前我们也讨论，苗族年轻人总是直接把汉语词汇借用过来，长辈会指责他们“很懒”。但我突然意识到，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随时取用的“工具箱”呢？

2019年10月，我和苗文翻译局兴趣小组的几个小伙伴，从最基础的苗语词汇翻译入手，开始在微信公众号上陆续发布翻译成果和推进苗语文翻译事宜至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可能也有一点理想主义。至少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箱”。年轻人用不用、如何评价它的用处，那可能是下一步的事情。

苗文翻译局参加广东时代美术馆艺术展“河流脉搏——穿越边界交叠的世界”，在玻璃上写下苗语和汉语的对照词汇

苗文翻译局供图

我们的成员中，有人类学背景的，负责查找苗文资料；工科背景的成员解决技术问题；美术设计出身的成员解决设计、排版美观的问题……多学科的交叉协作，让我们可以更好协作。在选择词汇的时候，我们尽量以十个左右的词汇为一组，选择相应的主题，比如交通工具、家电。

我们不想让苗文成为汉语词汇的拼音，而是希望从苗族本身的文化挖掘对现代社会的描述。比如说“sod”指的是“线”，“dongx”指的是“铜”，“sod dongx”可以直译为“铜线”。在座机时代，大家以局部指代整体，用“sod dongx（铜线）”这个词来称呼电话，后来这个词也用来指手机。这是苗族同胞在生活中逐渐总结出来的，也是我们觉得相对满意的一个翻译。

苗文翻译局通常以十个左右的词汇为一组展示翻译成果，有时会把卡片印制出来免费分发

苗文翻译局供图

但并不是所有的翻译都这么顺利，也不是每一次都很有成就感。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件事超出我们的能力了。大家开始寻求“场外支援”。

最后，在讨论、整理、请教之后，大家把翻译好的苗文和对应的中文，在公众号上以分类卡片的形式推送给大家。这是一种成本较低的传播形式，因为我们只是作为非常松散的兴趣小组存在，所以也没有经费。

目前，整个团队有8名成员，我们都是一起协作很多年的伙伴。大家并不期待短期达成目标，所以，可能还是以一种慢一点的方式在推进。对于我们来讲，拥有苗族身份，仿佛就拥有了这个使命。不是一两年，也不是两三年，可能我们会一直做下去，把没做过的翻译，没实现的构想，一个接一个地做下去。

在展览“河流脉搏——穿越边界交叠的世界”中，苗文翻译局的成员将自己剪的苗族鬼师剪纸贴在建筑上，寓意唤回语言巨兽

苗文翻译局供图

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有很多民族、很多语言都在经历和苗语一样的困境。不仅仅是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也面临着言说者减少、与现代生活接轨困难的问题。我们的经历和经验，也许可以给大家一点参考，激发每个人探索自己的母语。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和大家一起构建起沟通的桥梁，互相借鉴彼此的经验。

胡尹萍：

一群四川小镇阿姨织的帽子

可以去到多远的地方？

我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出生、成长，高中便离家上学，对家乡和父母的记忆几乎停留在儿时。小时候，我的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让家人吃饱穿暖是她唯一的工作。在她眼里，小镇之外的世界是遥远和陌生的。

2015年我回老家探亲时，发现妈妈织了一大麻袋的帽子。一次她背着那些用劣质毛线织成的150顶帽子过河，找镇上的收购商，但却没卖出去——她的时间被廉价地收割掉了。

我想以合理的价格收购这些帽子。我告诉妈妈，我前两天碰到一个朋友的朋友，也在收帽子，问她愿不愿意织。她说：“你妈妈都是见活就干活”。

在“小芳”工作室，阿姨们编织的帽子

视频静帧

于是，我委托好朋友假扮法国公司的中国CEO“小芳”，妈妈随心所欲织的帽子，小芳都会买下来。实际上，妈妈把帽子寄给小芳，小芳再转寄给我。通过小芳，我和妈妈建立了某种隐性的关系。不仅是给她打电话、买毛线，从她自由编织的帽子里，我也了解到了她的日常和情绪。

仅在2016年一年，妈妈就做出一百多顶稀奇古怪的帽子，有礼帽、渔夫帽、脸基尼，还有像猫的、像仙人掌、像飞碟的帽子。还有一顶围巾帽，妈妈把围巾变成了帽子的一条长长的尾巴。

慢慢地，小镇上的阿姨们也和妈妈一起，为小芳编织帽子。随着更多的母亲开始编织，小镇上的麻将馆都一度面临倒闭。麻将馆老板娘从生气到理解，最后也加入了编织的行列。一群阿姨在广场上打毛线，妈妈让大家试戴帽子给我看，我说“都好看”。

小镇的阿姨们坐在一起打毛线

视频静帧

第一次有媒体去采访时，我给他们写了一个剧本，让他们以法国公司的名义去到小镇。后来，我又把阿姨们的帽子带到巴黎，做了一个展览。我就是要告诉她们，法国公司很喜欢你们的帽子，请继续织。

为了和更多社会机构合作，我创立了品牌“胡小芳”，开始有经理与阿姨们沟通编织过程中的想法和问题。从2017年起，“小芳”引导着阿姨们进入了创作型织制阶段。那一代人被忽略的创造力，逐渐在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呈现出来。

“小芳”在法国

视频静帧

一开始我觉得，这些阿姨们都生活在四川盆地，我希望有一天能带她们去看一看大海。虽然现在我没有能力，但如果她们能想象着一片大海，为自己和家人织一套毛线比基尼，也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

于是在“胡小芳”的第二个阶段，小芳伪造了一场法国的海边比基尼大赛，邀请阿姨们织制比基尼。我把这个项目叫做“雪白的鸽子”。泳装的结构简单，可以让阿姨们的织制变得自由，让意识超越身体的距离。为了打消她们的疑虑，我把织好的毛线比基尼合成在世界超模的走秀照上，完成了一次比基尼秀。

“小芳”的阿姨们编织的比基尼正在走向国际

胡尹萍供图

“胡小芳”的第三个阶段，则来自于我自身的危机。我在北京的工作室遭到非法暴力拆迁，房东雇凶打砸入室，让我对周遭环境的安全产生怀疑。在北京，我知道用知识和法律来保护自己，但生活在遥远小镇的阿姨们，遇到坏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和家庭不受伤害呢？

我通过小芳向她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一开始，阿姨们用毛线做出了各种枪支炮弹。可是在中国，日常生活里没有枪支也没有炮弹。我让小芳再次提问，如果在现实里真的受到了威胁，她们能够拿起的武器是什么？

阿姨们终于开始凝视自己真实的生活。我看到了用各种方法编织成的卷帘门、看门狗，甚至是仙人掌、灯和脏话。阿姨们把心目中的坏人也编织了出来。这些坏人的形象，大多源于真实的遭遇。

面对“如何保护自己”的创作命题，阿姨织出了心中的答案

胡尹萍供图

“胡小芳”作为一个品牌，也作为一个艺术项目，逐渐与现实有了更深的交集。第四个阶段是“联合国”，小芳让阿姨们编织一面面旗帜，来代表一个个家庭。我认为，一个家庭的质感来源于女性，我希望旗子上都是阿姨们自己感触比较深的形象。第五个阶段是“标准配置”，我想了解阿姨们心中对幸福的标准。

在不同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里，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期待或许是不同的。也许非洲阿姨想拥有一头大象，法国阿姨想拥有一个宫殿，朝鲜阿姨想拥有一段河流。在这个四川小镇上，阿姨们则想要随心所欲地织帽子，想要收购商开出更高的价格，想要让人的劳动更值钱。在小镇的KTV里，阿姨们相聚唱歌，说“女人就是活得漂亮，活得潇洒”。

我的妈妈也因为这份工作，学会了上网、微信、网上银行等更现代的沟通方式。刚开始寄快递给小芳时，妈妈会在寄件人处填上爸爸的名字，认为男人才是家里的支柱。现在，妈妈会信心满满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了。她织的帽子和艺术品，也去到了更大的世界。

袁野：

植物告诉你

这个黄河边的小城City不City

我一直觉得人对自然的关注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其中。不同的风土，不同的气候造就不同的自然景观。

我出生在南京，小时候住在一楼，后院里种了很多花花草草，还有一棵腊梅树。那会儿，几乎每周都会去爬山，从家里出发，一直爬到紫金山顶的天文台。那时我们经常走野路，靠树木、草丛的形态去辨认方向。

后来，我去杭州读书，因为工作又去到深圳和北京。在外地生活久了其实不怎么想起家乡。反而因为四处走动，对不同地理条件下的生态样貌、风土人情更在意些。而我们对于一座城市的记忆，也往往是与植物联系起来的。

在柳絮飘飞的季节，北京就和小时候记忆中的南京重叠起来，二者给人带来的好像都不是那么美好的体验。植物、气味，甚至一些生活习惯和场景，都会调动我的记忆。我始终好奇不同水土所造成的不同景观，人与其他万物相互联系的方式，地理风物之间的渊源。

在中牟雁鸣湖，袁野开始了对这个黄河小城的植物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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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中牟老城中，植物与街景共同构建了一种城市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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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选择植物作为创作题材是偶然的。当时参加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我的展场落在深圳坪山区的大万世居中，那是一座始于清代的客家围屋。当我的双脚迈进那个有些荒芜的建筑里面时，一股混合着泥土、砖块、老木头和青草的气味扑面而来。衰败的空间中，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在疯长，好像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后来，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也会发现随着大万世居的修缮，这些被当做杂草或者破坏建筑的植物逐渐被清理掉。我的作品好像也变成它们存在过的证明。

创作对我来说需要同时调用感性和理性。我去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人、植物、事物带给我的体感，构成我的第一感知。到处走走看看，摸一摸，闻一闻，碰到周围的人也多去聊聊。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不断地用相机去记录有意思的植物和它们身处的图景。通过相关资料研究，我建立了对一些植物基本的认识，并延展开这背后的历史、文化，也与现代城市和生活相互关联。

《大万植物识别手册》局部，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大万世居现场，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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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来中牟，讶异于这座中原小城丰富的植物种类。我去的时间，正好是西瓜成熟的季节。很多路口都有当地的农民在卖自家种的小吊瓜，单手就能拿起的大小，皮很薄，甚至用力大一些，西瓜皮自己就裂开了。

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西瓜最初来自于哪里，仿佛我们生来就认识这种水果。虽然历史上，古埃及人就已经改良过西瓜的品种，但那时候它还称不上是水果，就是商贩航船上的淡水储备，是征战途中的战略物资。一直到公元10世纪，后晋官员胡峤终于有机会从契丹逃回家中，写下记录了西域见闻的《陷虏记》，我们才知道西瓜这个“新物种”。再到北宋官员洪皓被金人遣送回南宋，带回西瓜种子，才开始了汉民族广泛种瓜吃瓜的日子。

在这些微小的历史资料被我翻阅之前，西瓜在我的脑海中与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画作重叠，她在去世前几天画下了这幅以西瓜为主题的《生命万岁》。由此，一场由西瓜开启的古往今来、历史与个人的故事都在我的创作中，与中牟这座城市紧紧相连。

中牟路边的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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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里达·卡罗的画作《生命万岁》到街边的西瓜，这种水果寄托了不同文化里不同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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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去到了黄河边，路过大片的麦田。在开敞平坦的农田上，往往会有几棵孤零零的树。当地的司机告诉我，这些树下埋葬着过世的人。于是，我也想到在中牟看见的“曹操栓马槐”，官渡之战的风啸马鸣声仿佛通过槐树的沙沙声穿古而来。人们赋予槐树很多含义，说槐木属阴，是“木中之鬼”。但也更愿意把它视为乡愁之木，让绿槐夹道的场面深入人心。那些有名的槐树现在散落在各地，多少都和人的灵魂有关。可能伤怀吊古与心怀梦想的人都应该在槐树下休憩。

我抱着创作的目的来到中牟。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身体力行，去接触、去识别、去判断，按下快门，然后重新发现一种植物外表之下的东西。认知的变化重建了我与这座陌生城市的关系。看地图时的种种想象具象成路边的西瓜、偶遇的槐树、大片的麦田，还有气势磅礴的黄河，它们也将成为我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