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的人们，在语言、记忆和图像里寻找家的踪迹

2024-07-21 11:07

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家意味着什么？

对于福建文化来说，家首先意味着“根”和“厝”，人在生前身后都要有住的地方、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家。潮州人称呼自己为“家己”，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只要是说潮州话的人，都是“家己人”。对所有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家是自我的来处，也是不断出发的原点。

文学研究者克里斯汀·奥贝尔（Kristin Aubel）在她名为“家园政治”的理论中这样阐述：“家”的概念虽然通常与温暖、安全和个人庇护所联系在一起，但本质上却与更广泛的社会动态交织在一起。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也绝不是中立的、私人的。“它是内部与外部、私人与公共，以及建筑形式、情感纽带和文化想象在家园政治中交汇的地方。”

2024年春天，由三联人文城市联合策展人崔灿灿共同发起的城市共创项目“小城之春”正式开启第二季。在这一季中，我们邀请到15位（组）共创人——班宇、陈彧凡、陈彧君、程新皓、段建伟、耿军、顾桃、胡尹萍、罗宇杰、苗文翻译局、佘海晴、孙晓枫、伍伟、袁野、张尕怂、朱岚清。“小城之春”纪录短片已陆续在三联新媒体平台发布。

从家和家乡出发，艺术家们显然都有无尽的内容想要表达。无论是福建莆田、东山岛还是广东汕头澄海，这些东南沿海小城曾经站在与世界接轨的最前线。它们今日的面貌里，有着快速现代化留下的相似痕迹，但也有各自土壤保留下的“家”的印记。

在福建莆田长大，艺术家陈彧君、陈彧凡兄弟记忆里的“家”，首先是一栋老宅子的模样。那是一间有七、八个天井的老宅，里面居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到了夏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饭菜摆到院子里面。成为艺术家后，“家”的概念成为陈彧君和陈彧凡创作的起点。在他们的创作里，有故乡的桂圆树枝，也有童年老屋的记忆。身处福建闽中南地区，“下南洋”的历史带来了关于异乡的想象，也让“家”的概念在更大的时空维度上得到了延伸和讲述，更与华人的聚合和离散、个体与族群的身份认同紧密相连。

艺术家朱岚清是在长大后前往北京读书，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乡的关系。从福建东山岛到北京，相隔2200公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也都会问一句，你来自哪里？

东山岛是一座位于福建漳州市南端的岛屿。当中原先民因战乱或变革中辗转迁徙到这里，东山岛是这群中原人最后抵达的边境地带。从陆地出发，经过“八尺门”，再回到东山岛，当朱岚清相用相机记录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她发觉自己不像是一个本地人，反而是用一种外来者的视角再重新发现自己的家乡。

如果在原先，艺术家、策展人、“游食者”孙晓枫会说，故乡是罗勒叶与珍珠花菜的味道，是在此地的亲人和眷恋。而如今，回到潮汕，重新观察故土与自身，他更深切领会了潮汕的精神。

1953年，中国第一家感光材料厂公元胶片厂就诞生在汕头，开启了一个雄心勃勃“白手起家”的年代。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澄海人又用“蛤蟆机”挖出了这个南国小城的第一桶金。无论在澄海、汕头，还是更大范围的潮汕区域，在不同的时代里，潮汕人一直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在孙晓枫看来，这是海洋赋予的勇气与魄力，也是千百年来，在潮汕这个重人伦、爱拼搏的土地流淌的气韵。

口述｜陈彧君、陈彧凡、朱岚清、孙晓枫

整理｜雷妮、蔡时敞、西武

编辑｜王菲宇

陈彧君、陈彧凡：

一条河流

从莆田的“厝”，流向上海的“家”

陈彧君

我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陈彧凡，从小成长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的大家庭总共有二三十号人，而年龄相仿、共同成长的小伙伴就有七个。我们住的房子很大，是莆田典型的多进式大宅。在闽语里，房屋、居住和家都可以称为“厝”，这个词汇，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符号。

陈彧凡（左）、陈彧君（右）坐在工作室里

视频静帧

1980年代，由于老宅里的空间太挤了，家里把宅子的一部分拆了，又在基地上开始造新房，前后三年的起厝时间，孩子的世界里又多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空间，或者说，是一些现实与想象交织的角落，比如混凝土模版下面的支撑柱林立，就像一片潮湿的森林，地上的泥水坑在昏暗光线的遮掩下，能看到泥鳅在蠕动，各种看得到、看不到的东西在我的脑海里洄游……后来，这些童年记忆里的碎片，成为了我《错屋》和《临时建筑》等系列创作的原初脚本。

福建文化很看重“根”，在莆田人的世界观里，人无论生前身后都要有居住的地方。而“厝”就像是一种根源性的所在，它是我们家庭生活重要的汇聚点，我们所有的情感和记忆，都被装在“厝”这个容器里。

童年时代的老屋在兄弟俩长大后成为记忆的载体

视频静帧

陈彧凡

莆田人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地方，就是把自我身份的标记，藏在名字里。我们父辈是“金”字辈，我叔叔、大伯和村里的同一代的长辈名字中间都是“金”字，而我和我弟这一代有七个兄弟姐妹，都是“彧”字辈，我们一起玩耍，一起长大。

童年时只是觉得特别好玩，但是随着自己成长、工作以后，我才发现，园头村的“集体厝”里传统的生活、祭祀活动、对家庭的回忆和想象，跟今天的现代社会、外部城市里的生活方式相比是很不一样的。

因此在成为艺术家之后，在和我弟陈彧君共同创作的过程中，作品更像是“厝”这样的一个容器，它允许我们把各自的记忆、点滴很自然地搬进去。

陈彧凡在创作中

视频静帧

陈彧君

园头村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在这里，一条名为木兰溪的河流环抱两座小山绕弯而过，让我们的村庄成为了“岛村”，也是整个流域唯一的溪心岛。由于岛上的耕地有限，再加上莆田靠海，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外出闯荡谋生，他们的目的地往往是东南亚。于是，下南洋开拓新的家园成为了百来年里园头村的传统，整个村庄也变成了侨乡。留在村庄里的人，和迁徙出去的人有一种频繁的交集，伴随着我们的成长。

陈彧凡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吃到的巧克力，就是村里的亲戚从南洋带回来的。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巧克力就应该是小时候品尝到的那个味道。童年时期，村庄里的孩子们通过这些海外带回来的东西，回来的人讲述的故事，构建出了一个无限的想象空间。

园头村依山傍水，人们很早就沿着木兰溪外出开拓新家园

视频静帧

陈彧君

1994年，我顺利通过了神灵前的筊杯放行，离开了家乡，到了杭州，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就开始留校任教。之后的十年里，随着我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大，心境越来越开放，科技创造出的可能性越来越多，我开始思考，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们情感的依托点到底在哪里？

2007年，我和陈彧凡下了很大的决心，在杭州共同租了一个500平米的工作室，开始了《木兰溪》项目的研究和创作。木兰溪贯穿莆田，最终流入台湾海峡，它不仅是自然流经的地理水系，也是闽中华侨的人口迁徙线。我们选择这样一条带有家乡记忆的河流，作为创作的源头。

我们把工作室当作一个空间媒介，做了很多的道具，去还原成长过程中的记忆，比如宗教仪式、家庭生活、地缘文化——用木头搭建房子的局部，用瓦楞纸做庙宇，或者以青石粉末代表流沙，有很多隐喻在里面。我们通过这些道具，构建出了一种场域，一个具有浓厚的福建南方城市文化气息的精神场域，我们用的材料，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

陈彧君正在搭建作品

视频静帧

陈彧凡

《木兰溪》项目并不是一个还原性的东西，它本身是一个我们想构建的精神世界。在作品里我们对“南洋”这个概念进行表达，其实我们都没去过南洋。《木兰溪》有原型吗？确实是有原型的，但这些原型都是经过了心理上的抽离、重构和二次表达的，想象的东西比现实的东西，更符合我们想要表达的形态。

陈彧君

2017年，我们带着《木兰溪 · 厝》到了以色列的佩塔提科瓦美术馆做展览，我们做了一个“木箱”的概念，使用了将近30个箱子，搭建了一个“厝”的样子。而这些箱子也像是可以随身携带的行李，它们漂泊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打开以后就是“家”的各个零部件。

《木兰溪》项目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把很具象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容器，它有足够大的容量，吞吐着我们所有的现实与记忆。同时，它也给我们创立了一个寻根和自我的文化立场的起点。人们一直觉得，陈彧君和陈彧凡是两个背着家乡行走的艺术家，这是因为我们从内心上认为，出发需要根据地，而家园，就是我们最初的根据地——它就像一个根系、一把线头、一种特殊的基因，把大家拽在一起。

《木兰溪-厝》

以色列展览方案

河流连接了莆田与更广阔的世界，莆田人从这里出发开拓新家园

视频静帧

朱岚清：

当我回到东山岛

用图像对抗失忆

东山岛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岛，也不完全是一块陆地。在岛屿的最西边，有一个叫作“八尺门”的渡口，在那里，人们修了一座桥来连接岛与陆地。

从海岸线往里走，村庄围绕着岛中心的两个镇，铜陵镇和西埔镇。我家在岛屿中心的西埔镇。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城市正处于更新的阶段，每次回家，我都会发现小时候熟悉的书店、文具店又被拆除了。

人和人的关系也在变化，我感到和家人、和以前的同学的关系，逐渐有了一种疏离感。回家后似乎比在城市中更加孤独。我会说：“我对家人的感情总是在我离开她们后才展露出来”。

于是，我决定去重新建立与家乡的连接——不像一个本地人，反而像一个旅行者。从陆地出发，经过“八尺门”，再回到东山岛，这是一趟回家的旅程，也是回到过去、回到内心的“负向的旅程”。这就是我的摄影书《负向的旅程》的名字的来源。

朱岚清在东山岛

视频静帧

2012 年一次从家中离开，我坐着车，透过车窗看见这片废弃区域。当时我很好奇：哎，路边怎么有这么大一片废弃的别墅？当地人都会管这块地方叫“百亿新城”。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来过这里。拍《负向的旅程》的时候，我决定去看看这些房子。回家再问家人，童年的记忆才被唤醒。

曾经的百亿新城是一个很有名的国际度假区，给东山岛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它建起来时，那是小时候的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新盖的高楼和别墅，很漂亮。度假区还有沙滩、酒店甚至赌场，那片区域有着在香港的电视剧里会看到的城市的模样。

后来我在《负向的旅程》的介绍里写道：“现代化的城市发展常让离乡人患上失忆症，使人忘记这里曾经存在过什么。我只能追赶着它的脚步，用图像来‘对抗’这些让人措手不及的变化。”《负向的旅程》便收入了一些在百亿新城的废墟里拍摄的照片。

百亿新城度假区的废弃别墅

朱岚清摄影

摄影之外，我也为这趟百亿新城的回访之旅写过一篇文章。“废墟对人最大的吸引之一便是：它既是存在于现在的，又不是属于现在的。眼前的百亿新城度假村，显然不属于现在，它属于九十年代，一个充满着各种可能性、渴望资本、怀抱梦想的年代。那它又属于谁呢？它属于东山岛，属于东山岛上的人们，与它毗邻而居的村民，在当年纷纷来这里参观拍照留念的镇上居民吗？还是属于它的开发商呢？”

朱岚清在百亿新城夜总会的废墟前

视频静帧

我拍摄《负向的旅程》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如果你现在翻开这本摄影书，首先会注意到的，应该是我穿着一件来自曾祖母的旧衣服的照片。它不是现代的服饰，而是从清末到民国初年那段时期，传统汉族人穿着的款式。窄领宽袖，薄薄的几种红色，布料已经旧了。

我在奶奶的一个行李箱里找到了它。奶奶很喜欢攒东西，我小时候穿过的衣服，用过的课本，她都舍不得丢。她觉得，这些物品是有意义的，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她小时候跟曾祖母去新加坡打工时用的行李箱，也没有丢。那是一个笨重的木头箱子，在它的底部，是这件曾祖母结婚时穿的衣服。

我问奶奶，这衣服哪里来的？她告诉我，这是爷爷的妈妈和姐妹们从织布到缝制，再到染色，完全自己手工做出来的衣服。曾祖母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长辈，只是从爷爷口中听到过她。当我穿上这件衣服，给自己拍照的时候，却好像我跟家族的历史、过去的人进行了一次沟通。

朱岚清穿着曾祖母的旧衣服

《负向的旅途》朱岚清摄影

不只是我带着相机回到了东山岛，随着之后旅游业的发展，许多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他们去过了大城市再回来，也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带回故乡——开咖啡馆、做民宿，可以在这里独立地做一些事情，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

傍晚的时候，住在附近的居民会来到海边，什么也不干，只是坐着发呆。时不时也有骑着电动车的年轻人停下来，看看海。一些人与海互动的传统，仍然流传了下来。

我想，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性，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些因素日积月累，才形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城市。海是一部分，百亿新城是一部分，家庭的回忆与物件又是一部分。随着一个地方的人做的事情和想的事情在变化，一个地方的地方性也在人与它的对话中一边延续，一边更新。东山岛也是这样。

东山岛上眺望远方的人

视频静帧

孙晓枫：

没有宗族，没有江湖

就没有潮汕

18岁前往广州上学前，我一直住在家乡，汕头澄海，但现在想起，当时对故乡的感知十分模糊，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和氛围。

2019年，我从广州搬回了汕头，隔年又搬回了澄海。这几年，我也在慢慢深入潮汕文化。澄海人内在有一种散漫感，他们敬鬼神、重人伦，生活在一个典型的人情世界中。同时，他们又很务实，锱铢必较，毕竟这里的财富积累，靠的是计件式的、算分算厘的工作。

玩具厂就是很好的例证。澄海是一个“三来一补”的加工型区域，最出名的便是玩具厂，还有“玩具之都”的称呼。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里便开始做起了这门生意。当时的条件很简陋，人们用沥青和竹子搭个棚就是一个家庭作坊。做玩具时会用到注塑机。往模具里灌浆塑料时，年轻人会先跳起来，用重力让塑料浆灌到模具中去，那姿势好像一个蛤蟆的样子。因此，人们会管它叫“蛤蟆机”。

澄海有“玩具之都”的称号，计件模式的密集加工业塑造了澄海人算分算厘的务实精神

视频静帧

1990年代，我刚开始进行油画创作的时候，决定选择身边最熟悉的事物作为题材。加上刚好碰上广州当时的“卡通一代运动”，于是就以玩具厂的芭比娃娃为主题。这场运动的核心带着波普色彩，是那时对消费主义、卡通文化的一场批评。当时我的作品登上了《现代艺术》封面，参加了2004光州双年展和2005广州三年展，我觉得也是得益于我对玩具题材的选择、对这种密集加工业的聚焦。

1990年代，孙晓枫的油画创作以玩具题材为主，他用芭比娃娃隐喻消费主义和卡通文化

孙晓枫供图

我很讨厌身份限定，但有时侯需要身份描述时，我就会说自己是艺术家、策展人、一个喜欢四方美食的游食者。

这三种身份是并列的，没有轻重之分。为什么是“游食者”？这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游民”这个词，有流浪、漂泊的感觉。成为这样的游民，其实也是一部分1970年代生人的理想。

孙晓枫在汕头

视频静帧

谈及策展，每一次策展都是一种创作。策展过程就是我另外一个形态的创作，也是在打破艺术品和艺术创作的界限。我喜欢这种流水不居的感觉。

去年，我在汕头半日美术馆举办了展览《“白手起家”——“公元”记事及其隐喻》。这场展览围绕中国第一家感光材料厂汕头公元胶片厂，展现它的历史与细节。之所以会策办这场展览，一部分是来自于过去的记忆。在1980、1990年代，我们小时候拍了很多照片，包括我们当时毕业照采用的底片，都生产自于公元胶片厂。

那时候，即便在电视上看到公元胶片厂，也觉得很遥远。直到我策办这场展览时，才第一次走到厂房，走到车间中，置身其中，一下感到非常震撼。墙上的日历还停留在停产的那一天，时间仿佛被定格了，拉得很远。那么庞大的一个工厂，在时代与技术的迭代中戛然而止。

汕头公元厂的旧照

汕头公元厂提供

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怀旧情绪，但我更想在这场展览里树立某种价值。公元胶片厂的前身是林希之建立的“公元”实验室。他几乎靠着自己的热情和心血，研发出了第一张印相纸。1953年公元厂成立后，陆续研发出我国第一张人相胶片及黑白胶卷、电影胶片、制版胶片、彩色电影正片、X光片，这些技术不仅用于摄影摄像，还在铁路、医疗领域广泛运用。我觉得林希之先生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感受到只有科技才会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活品质和影响力获得提升。

我们回望公元厂的意义也正是在这里，它虽然生产的是物件，代表的是技术，但是在技术和物件背后，还有更多对社会精神层面的追问和追求。所以展览的题目是“白手起家”：我们凭什么白手起家？靠的是这些技术和探索，靠的是时代迭变里，很多人的牺牲与付出。

这又牵扯到了潮汕人的地域性性格。以经商闻名的潮汕人既有内陆性性格，讲面子、人情社会，又因为靠近大海，有一种向海性，或者说是“海盗性格”，爱冒险拼搏。这种冒险精神又仍以儒家文化为依托。他们一往无前，然而身后也一定有家族支撑。没有宗族、没有江湖，就不会有潮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