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主妇，省字当头

中产主妇，向性价比转身‍‍‍‍

图 | 刘琳琳自己在家煎牛排

对中产的生活方式“祛魅”

林秋语出生于1990年，父亲经营着建筑机械生意。时代的东风为这个家庭带来了财富的攀升。2008年，她在北京上大学，遇见了不少家境富裕的同学。那段时间，她沉迷于消费奢侈品，将每个月生活费的8、9成，都投入于购买衣服、包包上。

23岁那年，毕业不久的林秋语步入婚姻，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婚后，她也保持着相似的消费节奏。

丈夫从事地产行业，丰厚的收入再次为林秋语提供了消费的底气。她的生活围绕着奢侈品、瑜伽和旅游展开，几乎没有任何烦恼。

2016年怀孕后，林秋语成为全家人的重点关注对象，婆婆和丈夫都叮嘱她出行时要坐商务舱，酒店也是由专门的旅游公司规划好报价。生活中，林秋语面对着这些账单，很少感觉到钱包窘迫。

在降级消费浪潮下，林秋语逐渐养成了事事比价的习惯。日常里，她会屯些常住酒店的消费券，可以抵消几百元的房费。需要坐飞机时，她会专门查看积分，又或者通过对比一些三方购票平台，找到最实惠的购票方式。

女儿小时候，为了方便照顾她，林秋语每次都带女儿坐空间更大、服务更好的商务舱。等到女儿4、5岁时，有一次，丈夫质问她“为什么一直带孩子坐商务舱，让她从小就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之后，林秋语带女儿坐了一次经济舱。她发现，长大的女儿已经能够好好地待在座位上，不需要自己操心了，坐经济舱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观念的转变是逐渐发生的。现在，她还开始尝试带着孩子坐公共交通出行，在此之前，她已经“好多年没坐过地铁和公交”。和女儿一起逛超市，林秋语也会刻意引导女儿对比同一商品不同品牌的价格，在这些细小的花销里，她希望能和女儿一起培育起新的消费观念。

但由奢入俭的过程，比林秋语想象得更为漫长和艰难。节流中最难的一步，莫过于将那些依附于高收入而生长起来的消费欲望修剪干净。

有一回林秋语逛街路过珠宝店，被一条项链吸引住了视线。那是一条祖母绿的宝石项链，宝石个头不大，但胜在小巧精致，被商场的灯光衬得耀眼夺目。林秋语一时走不动道。

虽然她内心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工作生活，压根没有什么场合有机会使用这类奢珠，祖母绿的颜色也略显老气，但那一刻，她的内心就是发了疯似的想要买下它。最终，林秋语以超出4万的价格买下了那条项链。

一年多过去了，项链至今仍然躺在她的首饰盒里，不见天日。她只好安慰自己，“未来留给女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产的生活模式，是消费社会塑造的产物。

在消费社会，商业借助人们对向上跃升的本能渴望，鼓励人们用消费区别自己的身份。消费主义赋予了商品种种实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通过广告等宣传手段让人们相信，占有某些品牌的商品，就可以获得某些特定的特质，仿佛只要购买了这些商品，人就会变得奢华、逃离平庸。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产家庭用高于普通大众的消费水准，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意义，用溢出商品实用价值的消费水准，标志着自己的身份。

林秋语坦诚，在中产群体内部，有时的确需要借助某些标签和符号来相互识别。很多时候，这种“标志”就存在于消费的商品之上。

2019年，29岁的林秋语进入第一份工作，为了融入社会。职位和奢侈品电商相关。面试那天，她穿了件职业化的白衬衫，背一款小众的dior包包，还精心搭配了一套法国珠宝品牌的首饰。得益于当天的着装打扮，面试官判断她“懂这个圈子”，于是，履历空白的林秋语成功获得了这份工作。工作5年，她换了几家公司，年薪涨到了50万。

林秋语能够感觉到，上司在招人时，明显更倾向于那些家境好、品位佳的候选人，而不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往往被视作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在上司看来，“（如果）他本人都穿得那么土，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品位？”出于工作需要，每逢一些跨国会议，或是参加某场大型的订货会，林秋语会在身上安放些便于识别的标签。有时是一块手表，有时是某个品牌的衣服：“在没有沟通之前，人家不认识你是谁，就是通过这些东西来识别你的。”

20岁出头时，林秋语曾在英国留学。在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花费了50至80万来购买奢侈品。直到近两年，林秋语开始出售闲置的奢侈品，她才开始祛魅。

林秋语发现，原本3万购入的包，只能以4千元的价格卖出。其中，有一只她花了13万买来的爱马仕，配货时宝贝得不行。结果到了交易市场，包的价格贬值到7万元。在二手市场，消费一样的商品，并不需要耗费和她原本等量的财物。

在出售闲置的过程中，她忽然从对购买奢侈品的生活方式中清醒。在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内，她看一面堆满了爱马仕的墙。那一刻，她突然觉得“（爱马仕）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图 | 孩子5岁时，林秋语为孩子举办的生日派对

浮沉‍‍‍‍‍

收入遭遇波动前，陈静和丈夫的收入每年都在稳定上升。

陈静所在的中医药公司，有着稳定的盈利渠道，疫情期间也没有受到影响，还涨了薪。她乐观地认为“穷了谁也穷不着我们”“主业肯定不会受影响”。至于副业，在她的设想中，哪怕广告数量减少，也可以想办法靠其他方式填补，比如做热门的知识付费，“就会觉得好像你只要动动你就能赚钱。”

陈静的母亲提醒她：“人不可能一直赚钱。”提醒她要省钱、攒钱。陈静嘴上应和，实际并不以为意。

如今回望起来，陈静感叹自己高估了未来形式的变化，也低估了许多事情的难度。她开始愈发觉得，自己应该听从母亲的劝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建立在一种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上，“明天会更好”的想象，鼓励着人们进行大胆地消费和投资。而中产家庭更是最敢运用杠杆，提前使用“未来的收入”的群体。

家庭资产管理师陈莹拥有10年金融经验，据她观察，近两年向她咨询资产配置的中产人士，在心态上普遍变得更加悲观和焦虑。他们普遍持有多套房产，且背有贷款。繁华时期曾用来撬动财富的杠杆，如今尽数成了压在中产家庭们身上的重担。

前几年，林秋语的丈夫热衷利用杠杆来追逐和投资种种项目。她见过那个野心勃勃的时代。身边一些朋友为了给手中的杠杆加码，不惜借来千万贷款投入股市，走了运的，一下就能挣出一套房来。

但随着形势变化，一些人从股市里赚来的钱，又全都赔了进去。林秋语的父辈和丈夫，从事的工作都与房地产相关。过去，依赖于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这个大家庭投资并拥有了10数套房产，光是在北京就有4、5套房产。这两年，林秋语预估资产至少缩水了30%以上。同时，接二连三的信托爆雷，也让她损失了上千万的资产。

虽然家庭经济实力不俗，林秋语仍嗅到不安全感的气息，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稳。”

现实的残酷浇熄了林秋语丈夫的欲望，没了交际和应酬，丈夫将重心更多地向家中倾斜。下了班就早早地回家。

除置办房产外，教育也曾是中产家庭集中消费的领域。

中产家庭的孩子们，从小便在父母制定的精英教育路径上亦步亦趋。单单就兴趣班而言，范围便涵盖围棋、书法、机器人、编程、英语、钢琴、美术、篮球、攀岩、潜水……类型甚广。

自从有了孩子后，刘奕敏发现自己被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包围了。2018年，大儿子1岁时，刘奕敏曾花2万元报过一个早教班。去了之后才发现，所谓的早教班，无非就是教孩子唱唱歌、玩游戏，还规定家长必须在现场陪同，既花了钱，也没用省下时间。而这些启蒙活动，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父母在家和孩子自主的互动来完成。

育儿过程中，她遇到很多看着就在“排队割中产韭菜”的育儿消费。这些课程巧妙地发明了各类名目，定价昂贵，样式新奇。

孩子到了学外语的阶段，刘奕敏曾被大数据推送过曾一些推广“英语自然拼读”教学课程的直播间。基于自己学习外语的经验，刘奕敏判断，所谓的自然拼读，更多只是一种营销嘘头。她询问了一位语言教育学家，对方告诉她，自然拼读存在一定作用，但并不像宣传中说的那样，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帮助。

对精英式教育的投资，一方面来自于融入上流社会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阶级滑落的恐惧和担忧。种种消费主义所利用的，正是中产家庭这种“万一不花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的焦虑心理。

刘奕敏发现，周遭一些中产主妇在孩子教育的投资上，达到了夸张的地步，不惜消耗大量的家庭财富，也要让孩子上600元45分钟一节的钢琴课，又或是为孩子报名如高尔夫、马术这类的贵族运动。

随着谷爱凌的成功，体育被不少中产家庭视为进入常春藤等名校的新有效路径。通过支付高昂的学费，他们期许着为孩子换来另一条向上攀登的阶梯。可刘奕敏忍不住怀疑，通过教育来完成社会爬坡的路径是否能稳妥有效。

在她的观察中，在孩子教育上的投资，会随着政策改变、学历水平通胀让收益发剩变化，而在收益产生之前，中产家庭的家长们，更容易陷入有关教育的消费陷阱中难以自拔。

中产家庭的主妇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守好所拥有的东西，就是当下最好的投资。

陈静停止续费了儿子大部分的兴趣班，目前，只给孩子留下了围棋、体能和游泳三门。她的丈夫觉得，这些兴趣班对儿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帮助。可陈静觉得还是有用的，比如培养了儿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可具体是怎样的作用，她也说不清楚。反而是她的丈夫决定，未来不会再给小儿子报这类兴趣班。

不过，维持着过往的惯性，二人仍然希望为孩子买一套好点的学区房。陈静计划着，等2岁的小儿子未来上了一年级，就尽快把学区房转卖给下一任家长。尽管知道存在学区房退热，转让困难的潜在风险，陈静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

在九十年代，陈静的父母也曾属于那个时代下的高收入人群，是周围人里最早购买28自行车的人家。直到她读初中时，原本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因种种原因被迫主动离岗。从此，这个原生小家的经济状况一路下滑。到了高中，母亲甚至要靠借钱才能凑齐陈静的学费。

是靠着教育这跟藤蔓，陈静才重新抓住了向上的机会。惯性使然，她也觉得再拮据也应该尽可能保证孩子有好的学习资源。

又一次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陈静越发清晰地认知到中产概念的欺骗性。实际上，“（中产）只是赚了点小钱的无产而已。”

202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渴望脱离中产范围，蜕变成为有产人群中的一员，但苦于迟迟寻找不到转变之道。可没想到，“现在连中产都快要滑出去了。”陈静有些苦涩地感叹。

今年5月份，她决心转去公司内部的一个偏创业性质的团队。虽然这一选择让她至少损失了10万的年收入，但她相信“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她说，在原本的部门中，向上晋升的通道已经关闭，虽然工资高，却很难接触到行业上下游的资源。借着这个机会，陈静期望积累更多的行业资源和人脉关系。她期望通过观察和学习有产人群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来复制这些技能。

未来，她计划着在自己40岁以前，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创业，制造更多突围的可能性。

她坚信，要往高处爬，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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