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路径：中美各自选择的是不同的道路
最近，三中全会降下帷幕，很多小伙伴留言希望我解读一下三中，其实，网上的解读已经很多了，大多是就事论事。
不过，猫哥觉得格局应该更高一点，如果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层面，站在系统可持续发展层面的高度，可能会让我们对三中全会，会有更为深刻认识。
从哪说起呢？就从最近最火的China Travel说起吧。
2023年11月17日开始，中国陆续向54国公民开放72/144小时过境免签，同时，陆续对一些国家开放了单方面免签。
本来，这可能也就是个刺激旅游业的政策，但慢慢地，竟然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功效。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中国，结果赫然发现：
wc！这和西方媒体中的中国不一样啊！
毕竟，预期有多低，惊喜就有多大。
景点一逛，高铁一坐，城市一看，无数外国人瞬间就成了中国的迷弟迷妹，以往那些负面印象一扫而光。
于是，各路外国博主纷纷晒出他们的中国旅行Vlog，把中国的美景、美食以及中国人的热情和包容展现到了全世界。
不仅让China Travel瞬间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且彻底打破了西方媒体用有色眼镜滤镜所构筑的“信息茧房”。
万万没想到，中国辛辛苦苦、花了好多钱也没起到的外宣效果，被144小时免签给实现了。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对外最为成功的舆论战与认知战。
但是，如果把对外免签，仅仅理解为舆论战与认知战，那显然格局就有点低了，我们要站在系统的层面去看到大国路径的问题。
1 超稳态帝国
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
中华上下五千年，如果从社会状态来分的话，可以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阶段。
其中，封建社会的时段是最长的，从秦到清的封建社会时期，总共有2315年，占据华夏文明生命的五分之二。
不过，在这2315年中，却有一系列十分奇怪的现象。
比如，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历史会几百年周期性出现农民起义彻底颠覆王朝？
你看，每隔两三百年，华夏大地都会出现一次王朝的更迭，即便是以长寿著称的汉朝，也是由东汉西汉构成的。
国外呢？却完全不同。
比如英国从12世纪金雀花王朝开始，就算经过一系列王朝更迭，但国王均出自一脉；
法国也差不多，法国从公元987年始的卡佩王朝到1792年的波旁王朝，历经805年，虽然王朝不同，君王之间也都是嫡亲。
这和中国一个家族取代另一个毫无血脉关系的家族的情况完全不同。
比如，为什么农民起义后，王朝更迭，但是始终都是封建社会，社会制度一直保持稳定的状态，社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
唯一的区别，就是原来起义的人变成了新的地主阶级（皇帝和官僚），被取代的皇亲国戚，变成了新的农民。
角色换了，但社会制度没换。
比如，为什么几千年中国技术发展迟缓，甚至出现倒退？
纵观中国古代，现代科学理论基本上没有产生。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属于技术而非科学理论，它们是积累和改进出来的，而不是对自然界规律的深入探索和理解后发明出来的。
所以无论是生物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理论，还是其他科学理论，都没有在中国古代获得快速的发展。
虽然很多古籍上偶尔也有一些发展记载，但是都没有能持续下去，或者没有进一步发展。
你看，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耕作工具，曲辕犁，早在唐朝就发明了，但一直到明清时期，仍在使用。
还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如水力连磨，高效的配套的收麦工具麦钐麦绰等，曾经兴盛一时，但到了明清，反而罕见了。
有的地方，甚至从牛耕退回了人耕！
就连明代中国农学科学著作《农政全书》，其实内部的所载农具，也大部分都是抄前朝《王桢农书》的，没什么新创造。
所以，如果单纯说农业生产水平，明清时期相比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除了金属工具变多了一点之外，其他没有本质区别。
比如，为什么中国封建主义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化是一种不可遏制的现象？
你看，贞观元年（627年），百万人口的长安，官员也不过730名。
到了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文武官吏及诸色胥吏已达36868人。
明朝也差不多，明初洪武时，文武官员为24000余名，一百年后宪宗时，膨胀为八万余名。
同时，随着封建王朝的延续，官僚机构腐败问题往往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甚至形成了“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公开贪腐。
再比如，为什么到了封建王朝后期会变得越来越封闭保守？
你看明清两朝，不但一再发布禁海令，而且对国民的海外经营支持很少，在国内的商业环境上也很少“产业升级”。
于是，中国虽然整体商业体量庞大，但近代资本主义必须的那些商业环境，比如银行、保险、商法等方面，都非常薄弱。
所以很多人都感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没发展起来。
但其实在这种封闭保守的环境中，资本主义就算有萌芽，也是发展不起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一系列奇怪的现象原因是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从控制论中找原因。
英国控制论学者艾什比曾提出了一个超稳定结构(ultra-stable system)概念，指出这种系统是通过振荡回到稳态的。
这样来看，中国的封建历史两千余年，这种社会结构并不是静态延续，而是通过周期性大动乱这种改朝换代机制，即通过振荡回到稳态。
一个王朝一个王朝地延续下来，倒是很符合超稳定系统特征。
所以，1980年，中国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出版了一本书《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同样是一个超稳定结构。
马克思对欧洲小国林立的封建社会有一个比喻：
它们好像是一个袋子里的一个个土豆，互相不发生联系，就算产生联系，也是互相攻打和互相征伐。
所以整个欧洲几乎都在打来打去，基本没有个大一统的时候。
为啥？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超稳定结构的三大要素。
第一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结构。
相比西方“贵族分封”的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制更为先进，中央集权更为彻底。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西方的封建管理体制，是君主、贵族、骑士（可视为诸侯下面的小贵族）、农奴组成的，一级管一级。
“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这就是西方封建制下管理关系的写照。
中国呢？不一样，上下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士”阶层。
以士为官员和西方以贵族为官员不一样。
贵族管理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封地，封地内部的事务贵族说了算，君主说了不算。
士不一样，任命你为郡太守或县令，你就是一个公务员，干得好升官赏赐，干不好就把你免职，还可以任意的调动。
这些士，有的是从世家大族推荐，有的是通过科举从平民选拔，于是，皇帝就有了大批可以管理郡县的官员。
这样一来，就能把皇帝的意志，贯彻到县一级，让中国拥有真正的中央集权，动员能力远超西方的封建制国家。
当然，这个“士”阶层被重用后，也诞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集团。
第二是地主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结构。
地主经济不同于西方封建领主经济，西方的封建领主，要对国王负责，替国王收税。
中国的地主呢？其实是一种地主乡绅自治模式。
虽然名义上是对皇帝负责，但其实是对官僚阶层负责。
地主士绅与政府合作，帮助政府执行管理农村。
在政府管理基层的事务中，地主士绅起着地方领袖的作用，官方则以部分特权，作为对他们为政府效劳的回报。
这样一来，就能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组织中层和上层官僚机构有效地衔接整合，实现了民情民意的上传以及官府意志的下达。
第三是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
欧洲国家，如果算起民族溯源，可以说乱七八糟，哪怕同属拉丁圈子里，语言和风俗也大不相同。
所以欧洲的语言和文字高达几十种，这就给统一带来了困难。
原因很简单，大家虽然长得基本一样，但语言和文字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产生统一的向心力？
中国就不一样了，虽然各地方言千奇百怪，但经过秦始皇的“书同文”之后，文字彻底统一了。
为什么历史书要把“书同文”放在秦始皇功绩的第一个？
其实，就是这第一个“书同文”，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说纷繁芜杂，百家争鸣，但到了汉朝，皇帝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为啥？因为儒学被董仲舒改造得非常适合中央集权了。
比如，董仲舒改造的儒学，主要有三个观点：
首先是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把皇帝视为天子，代天牧民。
其次是忠孝。
什么三纲五常、忠臣孝子、仁义道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都是忠孝，这是儒家基本道德原则。
第三是大一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为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你看，这一套意识形态，简直是为封建帝王量身定做的，所以才会获得统治者的肯定。
独尊儒术之后，皇帝得到了忠诚和治理团队，官僚阶层得到了皇帝委托他们代为统治国家的权力，双赢。
但问题在于，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意识形态咋办？
没关系，前文提到的“书同文”就起作用了。
统一的文字，官方认可的标准学术典籍，让各地的士族阶层学的圣贤书是一样的，这就让官僚阶层拥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当意识形态统一了，那皇帝就不费什么劲了。
皇帝不用强调自己的权力，官僚集团就会自觉遵从这个权力。
皇帝不用强调忠孝，官僚集团就会自觉把忠孝作为自己道德准则。
皇帝不用说咱们统一全国吧，可能皇帝还没说呢，也会天天被大臣们催着统一。
为啥？
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天下的地盘都是皇帝的，皇帝必须把这些地盘交给官僚集团去治理，谁会嫌自己治理的土地多呢？
所以官僚集团最希望大一统，让官僚体制覆盖到天下的每一个郡县，天然的反对分裂，也就产生了国家大一统的内生向心力。
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生产力存在上限，这种大一统结构覆盖的范围，其实也都和现在差不多。
北到荒漠，南到大海，东到关外，西到高原，地理上的隔绝，让中国这种大一统，成为了一个几乎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
这样一来，皇权通过官僚机构到达大一统国家的每一个县，再以士绅自治为中介，最后由基层宗法家族达到每个家庭。
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实现了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高度统一，为这个封闭大一统结构提供了稳定的运行规则。
金观涛称这种一体化结构为之为"宗法一体化结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能维持整合两千多年的原因。
但问题在于，这个系统也有BUG。
在热力学中，有一个熵增定律：
它描述了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系统的熵（即系统的混乱程度）总是趋向于增加的现象。
熵增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最终会达到熵最大的状态，即系统陷入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牛的是，这个熵增定律，可以解释无数人类活动中的现象。
那么如何对抗熵增呢？
比利时俄裔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创立了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可概括为：
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散结构”。
这么来讲有点枯燥，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咱们可以打个比方。
一家初创公司，所有人都朝气蓬勃，流程简单，大家目标一致，效率很高。
但是呢？随着公司不断发展，人数越来越多，为了维持秩序，流程规定越来越多。
同时，内部竞争加剧，一边内耗，一边效率变低，员工也从原来的全心进取，变得追求安逸，惰怠贪婪。
这种现象，就是这个公司的“熵值”在不断地增加。
那么如何调整呢？
那公司就必须改革，比如裁汰不合格员工，比如优化简化流程，比如扩大经营赚更多钱来加薪等等。
这些手段，就是耗散对抗了熵增。
如果不从外界获得物质和能量，那熵增就不会削减，最终导致系统陷入混乱。
那么封建社会的熵增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封建主义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化。
一般来说，新王朝建立时，官僚队伍比较小，比较廉洁，效率也比较高。
但问题在于，官僚机构是会腐化的。
官僚机构也是人组成的，是人就有私心。
在封建时代，官僚机构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那么其政策，就要保证地主阶级的利益。
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什么？
土地，更多的土地。
在中国古代，土地是可以流动的，自耕农干得不好，只有把土地卖给别人，给别人当佃农，但如果干得好，也可以买来土地，扩大规模。
这一过程中，可以刺激民众辛勤劳作，也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积累，国家也可以收到税款。
但问题在于，土地流动也是一把双刃剑。
土地流动是正常的，但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土地兼并，是不正常的。
在中国古代，地主们有一万种阴险手段，让自耕农破产，沦为佃户。
有人说，这种阴险的兼并手段，难道没有人去告吗？
当然有人，但问题在于，官僚机构早就被地主阶级买通了！
他们在制定律法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所以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法律上，都没有破产农民的活路。
当官僚机构把手中的去权力去作为自己变现的工具的时候，官僚阶层的腐败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无论哪个朝代，到了后期，都是贪官污吏横行，官员们“非奸即迂”。
腐败，自然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但皇帝呢？又要求较强的控制能力，咋办呢？
那就要增加机构和人员。
所以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数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常常膨胀了数倍至数十倍。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官员越多，腐败的越多，效率越低，那就要继续增加官员，为了养活官员，收的税就越多。
地主阶级作为基层收税的主力，绝对不会让自己承担增加的税款，只能变本加厉盘剥农民。
结果就是农民阶级彻底活不下去，不如奋死一搏，天下大乱。
这就是封建时代的熵增，它对稳定系统是一种遏制，代表了封闭系统熵值总是上升的自然规律。
系统陷入混乱后，一切归零重来。
农民起义后，通过社会动乱，旧的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被杀的被杀，败落的败落，社会矛盾大大减小。
新的皇帝任命新的官僚阶级，新的官僚阶级和新的地主阶级一起治理社会，新的农民阶级继续种地，社会就又回到了初始的稳定状态。
所以，农民起义，就是系统解决BUG的一种自我修复手段，通过周期性农民动乱，进行清零与重装系统。
但问题在于，清零的过程太过残酷。
动辄就是全国一半的人口死亡，不但清除了系统的癌细胞，同样也将健康的细胞清除了——包括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新技术。
这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是到了封建王朝后期，面对外界环境的剧烈变化（工业革命、技术爆炸、枪炮的发展、强势文明的进入），这种稳定系统想继续持续，变得越来越难了。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啥？
是像日本那样，向世界接轨，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最终实现自强。
可是中国系统维护者（儒家官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记得利益，选择的不是改造系统去适应环境，而是抱残守缺，选择更加封闭与保守来降低环境的影响，想维护系统的稳定。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死路，结局我们都知道了，带来的是系统的系统性崩溃，封建制度彻底灭亡。
2 开放系统
让我们看回现实。
目前，全球化形势逆转，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面临民意向右转的趋势。
特别是美国，随着宾夕法尼亚的一声枪响，特朗普代表的右翼代表执政，已经不可阻挡。
那么右翼的政策，也必然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趋于保守。
曾几何时，资本主义还是进步的代表，而现在呢？
资本主义同样也成为了保守的代名词。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认为：
“资本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它总是不停地促成资产集中，最后导致游戏玩不下去。”
如今，“资源的消耗、殖民活力的终结、西方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新竞争者的崛起让回旋余地显著减小。”
这个逻辑很简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生存的关键就在于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和市场覆盖范围。
要么增长，要么死亡。
拜过去100年技术大爆炸所赐，不断有新的技术问世，带来新的市场，创造出新的经济模式。
在这个系统中，一直都有注入的能量，所以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熵增，推迟了资本主义“玩不下去”的危机。
但是在现在，基础科学陷入瓶颈的情况下，已经很多年没有突破性技术了。
那么系统获得的能量日趋减少，熵增不可避免地增加，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在收窄。
资本主义曾经用以克服危机的种种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失去效用。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熵值就大大增加，而且已经有了诸多混乱表现。
比如民主制度的崩溃。
原来为了捍卫民主的一人一票制，已经被资本家的政治献金、游说以及华尔街与美国财政部之间那道“旋转门”玩得彻底崩溃。
更不要说一些“假选票”“邮寄选票”“死人选票”的游戏了。
比如平等神话的被揭穿。
原本提倡的人人平等，但现在，已经被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代际贫困的传递一点点耗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变大，矛盾不断激化。
再比如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曾经是资本主义标榜自己优越性的具体成绩，但问题在于，这个制度的弊端也在不断涌现。
比如移民薅羊毛，比如福利“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普遍民意，比如“懒惰吃福利，丧失斗志”的副作用，以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的“福利负担”等等。
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福利政策还能维持，但经济一旦陷入停滞，那么福利负担就会成为压垮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政府只能借债度日，至于还不还得起嘛，有下一任操心呢，关我啥事？
如果熵值这样不断增加下去，但总有一天，资本主义就会崩溃。
面对这种大变局，正确的路径是什么？
耗散理论，这一理论曾经在冷战后期的几十年被验证有效。
冷战结束后，经济走向全球化，美国、欧洲向亚洲、非洲等国家输出技术、人才和资金。
全球贸易以及中国打开国门，走改革开放之路，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这样一来，就构建了一个有效的耗散系统。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整个世界暂时摆脱了熵增的困扰，走向了巨大的繁荣。
哪怕现在世界已经因为地缘博弈的激化而走向封闭，但耗散结构，仍然可以对抗熵增。
比如大力全球化，减少关税，用资本的高效配置，来促进经济发展，以市场的扩大来延缓危机（毕竟还有很多国家没发展起来，还有市场潜力）。
比如改革移民政策，以做贡献的多少来作为享受福利的标准，这样既带来了新鲜血液，给本国劳动力以竞争压力，同时也能防止移民薅羊毛。
比如给底层更多的权利，提供更多上升渠道，减少社会矛盾，等等。
但是呢？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却为了迎合民粹，反其道而行之！
你看看特朗普竞选口号，美国优先、对全球商品加税、禁止非法移民，走的都是封闭保守的路线！
为啥这么玩呢？
其实就是想尽量减少外界环境对系统的冲击，维护系统的稳定，其实与过去我们封建王朝末期的路径是基本相同的。
但问题在于，这种模式不管怎么折腾，也无法对抗封闭系统熵值上升的自然规律，所以也无法避免我们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毛病：
周期性动乱、技术发展缓慢，官僚系统的膨胀与腐化以及越来越封闭保守。
很多人感叹，现在的美国，越来越像明朝末年了。
明朝万历年间，财政赤字率接近2.5%，远超万历六年期间的国家年均财政收入，这和美国已经超过其GDP的国债何其相似？
明朝耗费千万两白银的万历三大征，和美国耗费2万亿美元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何其相似？
明朝的军头割据和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何其相似？
明朝的党争，和如今美国的党争，何其相似？
更夸张的是，明末的闭关自守政策，也和如今美国的小院高墙、高关税、去风险化等等逆全球化政策，非常相似。
世界好像开了个玩笑，原本开放的美国，却变得封闭保守，而中国却变成了开放的代表了。
有人说，中国建国后也曾封闭保守过啊！
其实吧，那要看历史背景。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面对资本主义阵营（后来还增加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封锁和围堵，不得不走自力更生修炼内功的路径。
但是，等机遇来临，中国马上就抓住机遇，推动改革开放，并将之作为基本国策。
何为改革开放？
先看改革。
改革就是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市场经济的力量调配资源，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真正解放生产力，使人们有用武之地，各显其能。
再看开放。
开放就犹如赶集进行交换（国际交换和国际交流），就是学习先进，就是取长补短，就是优势互补，就是洋为中用，就是借船出海，就是比学赶帮超，开放是人类开明、文明与智慧的表现。
改革、开放各有侧重，又互相融合，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
过去40多年，中国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折，建立了开放型经济体制，创造了世界发展史的奇迹。
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从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力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生效，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从多次削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到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行业准入；
从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搭建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国际经贸合作平台……
一系列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举措，不仅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国际社会，也让中国构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耗散结构。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8年美国GDP约为中国的15.7倍，人均GDP是中国的68倍；
到2020年，美国GDP仅为中国的1.4倍，人均GDP为中国的6倍。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谁也否定不了的巨大成绩，也是中国这个系统从外界获取的巨大能量。
为什么中国一直以来，都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
一方面，中国认识到，在现代国际分工之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最高效地生产所有东西，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而存在（哪怕朝鲜也不行）。
中国不仅需要进口海量商品来维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的庞大产能，也必须依赖于庞大国际市场来消化。
另一方面，中国同样认识到，对外开放是对抗熵增最有效，也最直观的手段。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各国做生意，输入能量，不断推进降低耗散结构运营成本完成中国崛起和现代化。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有现实原因，也有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
更关键的是，不仅仅单纯开放，中国还通过内部改革，对改革开放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中也会产生问题，那是前进中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开放不到位、不执行到位出现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选择的不是因噎废食，而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
过去40多年，我们一直走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路上，发展不止，深化不止。
最近一次的优化与修正，就是我们的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公报中，53次提到了“改革”，13次提及“开放”，这都体现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面向未来，一个持续发展、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更好激活世界发展繁荣。
简单来说，中国建立的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系统运行规则与模式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且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对系统进行周期性的优化与修正，这样才能适应形势发展。
也正是因为我们是开放式系统，系统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优化调整，熵值是可以通过系统优化降低的。
所以我们才能对抗封闭系统熵值增加的自然规律，所以外界变化越是剧烈，我们系统的优势就越是明显。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这种模式会越来越有优势。
相反，美国呢？
随着俄乌战争爆发，美国再次设立围墙，形成了东西方对立阵营。
特朗普不仅要对中国商品加关税，而且要对全球所有国家的商品都加关税，那么这就意味着世界的开放格局再次被关闭。
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加之技术创新的停滞，这意味着熵增必然达到阶段性的极限，最终进入彻底的混乱。
所以，不要看个特朗普挥拳朝天的表演照片，就觉得特朗普一定能“MAGA”。
特朗普选择保守政策的那一刻起，就决定着美国一定会迎来一个封闭和熵值激增的阶段，陷入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站在系统的高度，再回头来看我们对外免签，其实就会觉得，这也不算什么。
不就是144小时免签嘛，不过是我们开放系统的基本底色，没什么大不了的。
来中国旅游只是小场面，中国每年吸收的上千亿美元的外资，才是大场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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