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哪一位思想家，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甚至超过所有政治家和立法者的总和，一定非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莫属。
斯密不仅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市场经济的一尊“大神”，更是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奠基人、守夜人。实践证明，哪个国家践行了斯密的思想，哪个国家就会走向文明，走向民富国强。总结起来，他提出过四大洞见，每一个都足以让后世的思想家仰视。-1-
在古代，无论东西方社会，都痛恨商业和商人。像朱元璋这样的统治者，更是把商人视为社会的蛀虫、国家的敌人。正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率先为商业和商人正名。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说: 在遵守国家法律、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去追求私人的财富，就是在给别人提供服务。进一步，他还发现一个“人人都是商人”的商业社会，好处非常明显。比如，商业可以促成分工贸易，大大提升生产效率，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工商业的发展，扩大了个人的安全和自由，带来良善的规则和政治；商业规则可以培养人民守时、守信的习惯，并使之成为人们自愿坚守的美德。简言之，商业表明是以自利为目的，其实是最大的公益。自利的“恶之花”，可以结出公共福祉的善果。
从这个角度来说，像福特、马云、马斯克这样的大企业家，为个人赚的钱越多，为社会大众做出的贡献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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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以前，人们对财富的定义就是各种物质的“资源”，比如如金银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们为了变富，就会用种种方式争夺资源。
但是这样的财富观，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富裕。如明朝时期，中国存储的白银占世界的一半，百姓却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抢占了最多的殖民地，却只带来了通货膨胀。
是亚当·斯密率先反对了“零和博弈”的财富观，他认为财富源自人与人的分工合作。他在《国富论》中发现：分工提升了人们的专业技能，合作节省了个人学习新技能的时间。比如18世纪的英国，一人独立工作每天做不出20根针。但如果分为 18 道工序，一人每天平均可以做4800 根针。这一伟大的发现，被后世称为“斯密定律”：分工的规模越大、环节越精细，大家越可以各尽所能，并通过贸易交换，满足彼此的需求，财富就会迎来指数级的爆发。所以对穷人而言，虽然慈善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商业才是真正脱贫的唯一路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都因为与发达国家的市场进行分工合作，很快进入爆发式的增长，就是“斯密定律”的最佳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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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很多人总是下意识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带来稳定的秩序、良好的道德，繁荣的经济。但其实，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证伪了这种观念。斯密认为，个人如何就业、换工作，企业如何赚钱、缩减成本，都有自己的盘算。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比个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和风险。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安心做一个“守夜人”，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使个人发挥更多的才能，实现最高的效率。
为了指导政府“恰到好处”地作为，斯密在《国富论》《法理学讲义》中提出了大名鼎鼎的国家三职责——第一，保护社会，使其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略；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的每个人，使其免遭侵害或压迫。英国正是秉承了斯密所说的“最小化的政府”，才成就了他们繁荣的商业帝国、强大的世界影响力。斯密的这一论断，如今已是被反复验证的公理。里根总统最著名的论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斯密观点的当代表达。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是对斯密思想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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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以《国富论》正视了人的自利天性，于是很多人认为，斯密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其实，这是对斯密最片面、最流行的误解。
斯密本人最看重的《道德情操论》一书，大力褒奖人性中的利他美德——正义感、同理心和荣誉感……比如看到不公，我们会愤怒；看到苦难，我们会怜悯；帮助他人，我们会快乐。
大自然给人类设置了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时时都在审视我们的行为，拷问我们的良知，使我们对他人的境况感同身受，而不是单单考虑物质利益。
所以斯密说：“我们在这世间的一切劳苦、贪婪，究竟是为了什么？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这恰恰与孟子所提倡的、人天生的四种美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不谋而和。现代代脑科学依托“镜像神经元”思考人类同理心、利他合作本能，再次证明了斯密的正确。
也正因如此，斯密虽大力赞美商业社会，也是最早为商业社会敲响警钟的人，他多次强调：现代人只有重视人性利他、良善的一面，才能解决商业社会过度冷漠的一面。对人性善良一面的肯定，对商业社会的反思，让人感觉斯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人。天不生大英，万古如长夜。大英无斯密，黎明不会来。当今的很多耳熟能详的思想，都不过是对亚当·斯密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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