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老祖宗在考场上的作弊和反作弊是如何斗智斗勇的

公众号新闻

2024-06-04 11:06

全文共6681字 | 阅读需13分钟

公元1838年，27岁的曾国藩终于考上了进士。

这是他第三次参加会试了。前一年的恩科会试（皇帝开恩额外再举行一次的会试）落榜后，他就留在了北京长沙会馆苦读，并没有还乡。

但这一回的考试结果，也不是曾国藩最满意的，因为考取的是个“同进士出身”。什么叫“同进士”？就是你并不是进士，只是给你个“进士待遇”——相当于某人说是复旦大学毕业，但只有学位，没有学历。

古代读书人对“同进士”是颇为忌讳的。曾有人出对，“同进士”对的是“如夫人”。什么是“如夫人”？就是“小妾”的意思。曾国藩一生以有城府和有胸襟著称，但唯有一件事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提及，那就是他这个“同进士”出身，不然他立刻翻脸。

曾国藩

但其实，哪怕是个“同进士”，也已经是古代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了。

如果你出生在古代，并且立志以读书做官为目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嘛——那么你至少要经历六场大考试。

以明清时期为例。在你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之前，首先要经历三场资格考试：县试，府试和院试——光这三场考试，就已经足以挡住全天下诸多天赋平平的读书人了。

通过了院试，可称“秀才”。尽管秀才在现在的电视剧里多被加上“穷”、“酸”或“落魄”的前缀，但在当时，连过三关，能取得“秀才”称号已属不易，所以他们可以享受诸如免徭役、用奴婢、见县官不跪等一系列特权。

通过了院试，才算正式踏入“科考”战场。第一场战役是“乡试”——这是淘汰率相当高的一场残酷战役，据统计，明清两朝的乡试录取率只有1%。通过了乡试，就是“中举”，作为“举人”，你就拥有了做官的资格。

但“乡试”只是你出人头地的起点，之后还有第二场考试：会试。会试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参加，属于中央级别的考试，考中者被称为“贡士”。

但会试依旧不是终点，等待贡士们的还有最后一场终极大战：殿试。殿试只考一天，日出开卷，日暮收卷。经历过这场最终考试后，那些一路过五关的读书人才能得到最后的结果，排定座次——分成三甲。

一甲称“进士及第”，明清两朝只取前三名，即大家熟悉的状元、榜眼和探花。

二甲称“进士出身”，这个层次就放宽到一定的人数了。大清帝国晚期的重臣李鸿章，当年就是二甲第十三名。

晚清三大名臣，李鸿章是学历最高的。左宗棠只是个举人。

三甲称“同进士出身”，其实有点“安慰奖”的性质，就是对“落榜的贡士”的统一称呼，曾国藩当年就是位于这个阶层，所以他一直希望往事随风，伤心往事不要再提。

但正如前面所说，天下万千读书人，能最终过六关拿到一个“同进士出身”又能有几人？

更何况，参加科考是要付出相当成本的。

公元850年，湖南考生刘蜕写了一篇诉苦文章。

“……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

总结来说，刘蜕的意思就是来考一次试，“路远，耗时，没钱”。

好在这一年刘蜕考中了进士。由于他老家已经50多年没出过进士了，被称为“天荒”，所以“破天荒”这个词的典故，就是从他这里来的。

参加科举考试首先要算一笔经济账。对于外地考生来说，赴考的差旅费就是很大一项支出了，然后考试的试卷费用，笔墨费用，服装费用（有些人作弊的打点费用这里先不提了，后面会提）等等，都需要考生自己掏腰包。对于一般人家庭而言，这绝不是一项轻易可以负担的开支。

刘蜕算是考中了，那还有大量落榜的呢？这些相信“有志者事竟成”的考生们，往往会选择来年再考，而住得远的考生就会选择在京城找旅店住上一年，认真备考，因为古代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打个来回又是几个月的时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需要付出的仅仅是经济成本，这倒也算了。古代科考最大的成本，是精力成本，是人生宝贵的时间——多少人付出了大量时间乃至一辈子，却也没得到想要的成果。

《儒林外史》里那个著名的范进，54岁才中的举，乐极生悲发了疯，可见他之前为此投入了多少心血和精力。

范进虽然是小说的虚构人物，但现实中有的是比他更倒霉的。

就拿《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来说吧。蒲松龄为了考取功名，一生都在屡败屡战，终于在71岁高龄的时候，拿到了一个“贡生”的资格。

“贡生”，是对秀才中的优异者的一种褒奖，就是虽然你没有考上举人，但可以获得去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资格。但“贡生”相当于举人的“副榜”，理论上是不能做官的。其实以蒲松龄当时的年龄，既不可能再做官了，也不可能去读书了，完全是一种安慰性质的褒奖。

而且，这个“贡生”资格还是蒲松龄去青州（今属潍坊）拿的——当时本地已经没有了名额。

蒲松龄19岁就中了秀才，而且是县、府、院三试的头名，却到71岁的时候还没有中举。直到那一刻，他才看开一切，写了一句诗：

“世世年来方阅尽，眼中总觉海天宽。”

还好蒲松龄留下了《聊斋志异》，青史留名。

但蒲松龄还不算最执着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广东顺德有个秀才叫黄章，参加了当年的乡试，名动天下——不是他文章写得好，而是他当年已经102岁了。

102岁的黄秀才是由他的重孙子引导入场的，还提了个灯笼，上面写着“百岁观场”四个字——确实，对他这个年纪的考生来说，重点不在“考”，而在“观”了。

黄章当时还放言：这次如果不中，那么105岁时也中不了（明清两代乡试每三年一次），要108岁才能中。话都说到这份上，这不是对考中的期待，而是对自己长寿的祝福了。

任何时代的考试都是这样：凭实力，也讲运气。那么，在科考前后，有没有一点可以增加“好运”的盘外招呢？

当然也是有的。

公元800年，28岁的白居易进京赶考。

当时的白居易满腹经纶，却默默无名，于是就找到了著名诗人顾况，请他代为向主考官推荐一下自己。顾况心想哪里冒出来的毛头小子，莫名其妙。再一看白居易的名字，更是出言嘲讽：

“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

白居易笑笑，奉上自己写的诗《赋得古原草送别》，顾况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后，当即改口：

“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

后来受顾况推荐，白居易高中进士。

《妖猫传》中黄轩扮演的白居易

白居易这种行为算作弊吗？在唐代，倒还真不算。因为这是一种官方默认的行为，有专门的名称，叫“行卷”。

所谓“行卷”，就是参加考试的考生为了能考上或争取更好的名次，在考试前将自己平时的诗文编辑成卷册，呈送给有名望有地位的文人，请他向考官推荐。

这里面有一个规定：考生不能直接向考官“行卷”，而是必须通过有名望的人推荐。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行卷”相当于提前再上一层“保险”，防止考官一时疏忽大意或眼拙，错过了真正有才华的考生。比如杜牧当年也用过“行卷”的方式，当时他递上去的是自己的名篇《阿房宫赋》，最后高中第五名。

但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行卷”其实是在打作弊的擦边球，因为事先投递文章求推荐，势必会滋生腐败和行贿，即便推荐者洁身自好，但考生还有可能是抄袭别人的文章请求推荐。

所以，从宋朝开始，“行卷”这种方式就基本销声匿迹了。

那么，还有没有什么不涉及作弊，但依旧可能是“加分项”的呢？当然还是有的，那就是沿袭至今都管用的一件事：字写得好看。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和后继者朱棣，都提倡书法的重要性，所以明朝的科考要求正楷书写，且要求颇高。有些考生文采斐然，却因为字写得像蟹爬，最终还是名落孙山。所以考生们都拼命练字，一笔一划，横平竖直，几乎都写得像印刷体一样，进而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字体：“台阁体”。

这个默契沿袭到了清朝。清朝的末代状元刘春霖，写得一手好楷书，当时甚至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的说法。他最后能高中状元，坊间一直有各种版本的传说，但他的一手好字肯定是起了作用的。

刘春霖的字。

无论是“行卷”也好，“台阁体”也好，在中国古代的科考中，这些都不能算做是作弊。

那么，中国古代科考有作弊吗？当然有！

只要有考试，就会有作弊，这个定律放之四海皆准。

1997年5月5日，河南的开封展出了一套“奇书”。

这套书分上、下两册，印刷于清朝光绪年间。书面纸张为黄褐色，内文用宣纸印刷，墨色精纯，校勘精当，印刷精细，字迹非常清楚。

那这本书奇就奇在：只有6.5厘米长，4.8厘米宽，厚1.5厘米，总共也就一个火柴盒大小。但就在这本火柴盒大小的书里，一共印了《易经》、《书经》、《诗经》、《礼经》、《春秋》五经，还连带注释和序言，共342页，30万字。

按照出版人的说法，那是为了让读书人便于携带，在旅途中用的。但书上每个字比一粒米还要小，那是要让天下读书人都拉着小毛驴出门，牵着导盲犬回家吗？

所以，无需解释，这本书就是我们学生时代都熟悉的一种作弊工具：小抄。

我们的老祖宗在“作弊”这件事上，可谓是挖空心思，各种方法令人叹为观止。像“小抄”这种东西，还都是穷人家子弟考试时用的东西，富贵人家子弟去考试，不会搞得那么辛苦。

富贵人家最常用的作弊方法是“请托”。

所谓“请托”，就是通过各方面关系，贿赂考官，开后门。至于开后门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探题”——泄漏题目给你，比如“关节”——双方约定你在考卷上做的暗号以便相认给高分，甚至是“偷改”——直接贿赂考官和工作人员，在考场就将试卷修改抄录。

唐代科举考试

北宋时期有个故事。当时的翰林学士杨亿被任命为主考官，在开考前，他同乡中打算考科举的一些人来拜访他——目的明确，希望接受“考前辅导”嘛。这个杨亿一听他们要求，拍案而起，大骂一声：“丕休哉”！掉头就走进了里屋。

“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那杨亿当真是个刚正不阿的清官？并不是。有聪明人立刻听出了其中奥妙。那次考试，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语的，都录取了。

能“请托”的，一般都是大富大贵之家，那么稍微差一点，也有几个小钱但托不到关系的人家该怎么办呢？这种方法到现在也有人在用，那就是找“假手”——也就是“枪手”代考。

唐代最有名的枪手就是温庭筠——“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就是他写的。

温庭筠才名堪与李商隐比肩，却是个情种，且喜欢吃喝嫖，所以一生不得志，屡试不中。痛定思痛，他索性疯狂报复社会——开始做“枪手”代考。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那场会试，温庭筠自己作为考生入场，然后在考场里一口气又写了八篇文章，帮助八个人完成了考试，一战封神。

“枪王之王”温庭筠

那么如果家里有没钱又没权，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走技术流了。

最常用的自然就是“夹带”，夹带什么呢？就是各种小抄。但小抄放在哪里，学问就大了。

普通技术流，是把小抄放在食盒的夹层里，有的放在掏空的馒头里带入考场，有的比较恶心，把小抄藏在肛门中进入考场。

而进阶版的“夹带”，更考验智慧，比如“继烛”。

因为有时候科举考试要考到晚上，所以考生需要自备蜡烛。有些考生就把蜡烛内部沿引线从底往上掏空，然后塞入卷成一条的小抄，然后再用蜡油把底部封平，堂而皇之地带入考场。

比“继烛”更有技术含量的是“飞鸽”。

在赶考之前，考生家里先训练鸽子，在考前晚上将鸽子放入考场。考生进入考场后，把当天的考题写在纸上，让鸽子带回家中。家里早就准备好若干写作高手，按题写作，再让鸽子把文章带回考场——放到如今，只是鸽子换成了手机而已。

考生密密麻麻写满字的“夹带”上衣

还有更进阶版的，那基本是走“高科技”路线了。

有些考生会用墨鱼汁把作弊内容抄写在衣服里，再涂上泥巴，混入考场。进入考场后将泥巴去掉，墨鱼汁写的文字就显露出来。而且据说墨鱼汁写成的文字，过一段时间自己会褪色，这样的话作弊的证据也会消失。

能想出这种方法的人，穿越到现在，应该是可以去和刘谦抢饭碗的。

不过，既然有那么多的作弊方法，考官不管吗？朝廷不管吗？还有王法吗？

从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考虑怎么打击科考作弊行为了。

武则天想出来的办法是“弥封”，就是规定考生在考卷上自糊姓名，不让批卷者知道。后来则是姓名、年龄、籍贯等都要用专门的纸条密封，加盖弥封印章，防止被人拆开偷看或偷梁换柱。

到了宋朝的时候，称此法为“糊名”，而且还加了一道手续——专门请人将考生的试卷统一抄写，防止考生因为笔迹被辨认而作弊。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作弊，但并不能完全杜绝前文所说的“关节”和“偷改”。

另一招叫“结保”。这个规矩从唐代就开始了，三人一保，类似连坐。如果三个考生中有一个被发现有作弊行为，三人同时受到处罚，逼得他们互相监督，不要因为其中一人作弊而毁了自己前途。到后面考官等人都参与作弊，那么考官和工作人员也要开始结保。

还有一招是专门对付“枪手”的。从宋朝开始，科举考试推行“准考证制度”。那时的准考证叫“浮票”，上面除注明应试者姓名外，还有面形、身高、体型等特征。考生进入考场时，监考官拿着准考证一一看过才放行，以此防止冒名替考。但这种办法对温庭筠这种枪手不管用——老子也是进考场考试的，你奈我何？

清代科举考试现场模拟

宋朝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叫“锁院”：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都是临时委派的。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也不能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

当然，在考前还有最简单有效的一招，自然就是“搜身"了。

随着“夹带”招数的越来越多，考生进入考场前的搜身也越来越严，进场要打开他们的发结，脱去衣服，甚至……检查肛门。

在这一点上，被汉人视为“蛮夷”的女真人倒是想出了一个非常文明的办法。金朝也仿效汉人开科举，但金世宗觉得对考生进行搜身很不礼貌，所以他规定：每次进考场前，让考生脱去自己的衣服进入沐池沐浴，浴毕则让考生换上统一的考生礼服——既检查了考生，又让考场环境干净卫生，没有体臭脚臭，一举两得。

当然，光靠“防”是肯定防不尽的，那怎么办？那就还要“罚”。

在清朝，凡是在科场考试中作弊的人，一旦被查出，立即带上枷锁在考棚外示众。然后还要判罚取消考试资格多少年，厉害的甚至是“剥夺考试权利终身”。

对于考场官员舞弊的，那惩罚就会更严重些，如果被查出，会被杖刑、罢官、流放，甚至砍头。

清朝对于科场舞弊惩罚极严，多少官员为此搭上身家性命。雍正年间，河南学政俞鸿图的小妾与仆人勾搭出卖考题被人举报，俞鸿图虽然不知情，但毕竟治家不严，被雍正判了个“斩立决”。

这还不算什么。咸丰年间，做过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军机大臣的正一品大员柏葰，被人举报主考期间舞弊。堂堂一个正国级官员，就被一刀咔嚓了，因此案被牵连的官员多达90多人，其中不少都是被处斩了。

图为南京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明清两朝，全国半数官员都出自江南贡院。江南省是清朝初期的一个行政区划，大概涵盖了今天的安徽、江苏、上海以及江西和浙江省的小部分。后来因为实在太大且太富，在顺治十八年又拆分为安徽和江苏两省。但乡试依旧为“江南乡试”，所以在这个行政区划内的考生都属于一个考区。

但考试和作弊，像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而且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什么时候科考的作弊开始慢慢销声匿迹了？

那就是要等到科考开始无人问津的时候。

1904年7月4日，中国举行了最后一场科举考试。

其实那一年的科举考试，已经远不如当初那样受人瞩目了，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例证就是：找代考枪手的费用，已经降低到了只要几两银子——放到以前，那是没几千两银子下不来的。

普通人家也可以请人代考了，但这个市场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因为大清帝国早已摇摇欲坠，面对汹涌袭来的西方先进文明，很多中国的读书人开始反思一个问题：

我们的科举考试，究竟要考我们什么？究竟是培养出了哪种人才？这些人才究竟能不能为面临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中国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

尤其是到了明清开行盛行的“八股文”，严格要求“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的格式，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不仅限制了文采，更是禁锢了思想，筛选出一批只会摇头晃脑引用四书五经的酸儒，这样的所谓“人才”，对国家到底有何用处？

尽管清廷最后也尝试对科举题目做了一些改革，出了一些更贴近时政的题，但为时已晚。

一项考试，如果不能用来筛选出真正的人才，只是沦为形式主义乃至起到相反作用，那么这项考试离消亡也就不远了。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正式宣布：

“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