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电影：艺术改变现实

电影和现实的关系是什么？对此有两种典型的回答：一种将电影看作记录和反映现实世界的“镜子”，另一种将电影看成表达创作者内心思想和情感的“明灯”。这两种电影观其实对应了世界电影史上“再现”与“表现”（或者“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两类不同的电影美学。

然而，电影和现实的第三种关系或许更为激烈、积极与有趣——电影可以是改变或重塑现实的“锤子”，它能够击打破碎不堪的现实，并塑造成人们想要的样子。尤其，当人们对于自身的历史和现状并不满意时，他们能够利用电影去创造新的生活；于是电影能够不断塑造“自我”，让人们去接近更理想的自身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很多杰出的非洲导演，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艺术改变现实”的诉求与理念，创造出充满战斗力的电影。这样的艺术创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大师级导演。

《黑女孩》剧照

被誉为“非洲电影之父”的塞内加尔导演乌斯曼·塞姆班，在1966年拍摄了代表作《黑女孩》——这部影片中的黑人女孩跟随主人来到法国，却受到非人的奴役和诽谤，最终忍无可忍选择自杀。在影片结尾处，感到震惊和愧疚的法国男主人将她最心爱的玩具——一个非洲面具带回了达喀尔的穷人区并还给了女孩的弟弟，小男孩用面具遮住自己的脸，始终尾随着法国男人。在电影最后一个特写镜头中，男孩将代表着祖先灵魂的面具缓缓拿下来，我们看到他的双眼满含泪水——面具象征了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愧疚，以及第三世界的愤怒及无言的抗议。

而后，塞姆班又拍摄了电影《哈拉》（1977），表现了后殖民状态中的塞内加尔生活。当塞内加尔从法属独立出来后，人们走上街头狂欢庆祝，但随即发现所谓的“独立”只不过是一种变脸的花样而已——西方世界制定的金融政策依然控制着塞内加尔政府，而非洲的商会领袖们依然亦步亦趋地学习殖民统治者，拿着显示身份的公文包，并叫人用矿泉水为他们洗车。影片中的这些细节，都犀利而尖刻地嘲讽和批判了新政权的堕落。

另一位塞内加尔导演吉布列·迪奥普·马贝提于1968年拍摄了《反差之城》，将达喀尔奢靡的巴洛克建筑同居民日常俭朴的生活相对照，以喜剧风格展现出当时非洲文化的“混杂性”。他1992年出品的杰作《土狼》则讲述了一个女暴发户的故事——腰缠万贯、穿金戴银的她回到村庄，请村民们享受锦衣玉食，要求他们杀掉曾经抛弃过她的负心汉。马贝提以一种黑色喜剧的风格，表达了对当代非洲社会中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最强烈批判。

从塞内加尔到阿尔及利亚，作家兼导演阿西娅·杰巴尔表达对于底层妇女的关注，她的杰作《切奴瓦山女人们的乐声》（1977）再现了阿尔及利亚女性的真实生活，电影中贯穿始终的高山女声塑造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布基纳法索导演加斯顿·卡波雷于1982年拍摄了《上帝的礼物》，再现了殖民时代一个在草原上被遗弃孩子成长的经历，由此串联起真实的历史事件与社会背景。埃塞俄比亚导演海尔·格里玛1976年出品的电影《收获：3000年》以影像跨越了三千年——从非洲大地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到非洲殖民者所留下的印记，各种无法抹去的历史伤痕似乎在黑白而冷静的影像中变得难以掩藏，低对比度的摄影营造出绘画一般的质感。

可以说，从塞姆班到马贝提，从萨菲·法耶到阿西娅·杰巴尔，从卡波雷到格里玛，杰出的非洲导演们告诉我们，非洲影像一定不能只是好莱坞银幕上的《人猿泰山》所展示的蛮荒森林、野人遍地和愚昧无知——那是用来满足西方社会与文化“异域情调”式的“他者”想象。他们进行着具有革命战斗精神的电影创作，用艺术塑造着后殖民时代的现代非洲社会所应有的样子。这样的电影，也被称为“第三电影”。

“第三电影”这一概念来源于1969年阿根廷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和奥克塔维奥·基塔诺发表的著名论文《迈向第三世界电影：第三世界解放电影发展的经验与注解》，认为世界上的电影可以被分成三类：“第一电影”是好莱坞制作的美国电影，是一种提倡娱乐性的装饰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化产业。“第二电影”是欧洲制作的艺术电影，是由戈达尔、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和伯格曼等作者导演创作的个性化作品；看电影也并非消遣娱乐，而是一种集会和团体行动；电影院是“社区的心脏”，影片内容则应当“向贫困和压迫宣战”。

从本质上来说，“第三电影”是第三世界电影工作者所拍摄制作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和反剥削压迫等主题的作品，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特征。

正如布基纳法索导演加斯顿·卡波雷所说：“如果我们一直观看外来的尤其是欧美的影像，起初大家可能会觉得新鲜有趣，但慢慢地我们就会丧失自己观察现实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对于那些更习惯于好莱坞电影抑或欧洲艺术片的观众来说，这些“锤”击现实的非洲“第三电影”，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重要的认识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