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送清华到纽大，三十岁的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韩泰阳

我的父亲是一名农业科学家，在我快6岁的时候，他调来了中国农科院，我们全家来了北京。

小时候的我算是一名留守儿童，爸爸每天搞科研，妈妈当时在俄罗斯做生意顾不上我，后来她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她是生物专业的，为一些科学家做专利上面的法律服务，成为了行业领域里的佼佼者。

双高知的父母，配以他们身上奋斗、严以恪己的精神品格，我的“出厂设置”还不错。

我是按照“超常儿童”的思路培养的，这一点似乎无可厚非：爸爸科学家，妈妈生物领域大牛，他们的孩子似乎有太多理由按照“超常儿童”来规划了。所以我比同龄人都更早上学，不到18岁就进入了清华——这一切都仰仗妈妈的规划。

可我根本不超常，我只是正常。

好在我学习能力不错，总能在对的时间进入对的轨迹。我很顺利地一路从101初中进入101高中，最后成为了清华的圆号保送生。

如果我只向外人呈现上述的成长轨迹，这将是一个没有悬念的成功故事。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于高中时期就开始了第一次的自残行为，之后至少两次自杀未遂。

与学业坦途构成我人生象限的，是长达十几年的精神深渊。

我的父亲每天全身心投入在科研当中，几十年如一日。同时，作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受益者，他将一个人的文化水平视作最高的评判标准，这导致我的家庭对于我的学习极端看重，我称之为“学本位”。

除了让我早上学，按超常儿童培养之外，他们的决心也表现在后来的行动上。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妈曾一心让我去人大附中，她甚至想过放弃自己的律师行业去应聘人大附的生物老师，这样我就可以被当做教师子女优先录取。幸亏后来我自己考上了101本部高中，此事作罢。

那时候同学们在课余时间也会追星，听音乐。别人可能在听周杰伦，而我一张口唱的却是“两只蝴蝶”和费玉清。

不过我的嗓音清澈，后来还靠一曲张信哲的《信仰》在学校引起了轰动。不光是我自己，学校也发现了我的一些音乐天赋。另外，我平时也学习圆号。

高中顺利考入101后，学校开始把我当种子选手开始培养，走音乐保送路线。而随着自己长大，我也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国内最好的心理学专业当选北大，而最牛的交响乐团却在清华，我开始在这两所学校之间思考徘徊。

这并不是凡尔赛。一是因为父母科学家的这个圈子，我们大院的小孩儿们上清北是“标配”，如果不是，那就是会去到更高水平的海外名校。二是我们101中学实力也在那摆着。

除了这两点，特长生的道路也非常的“卷”，清华交响乐团的实力非常过硬，基本上每年都是第一，他们在招生上自然会优中选优，选拔上来的人都是“他们自己世界里的乔丹”，而特长过硬的同时，每个人的高考分数也必须是600以上。

也就是在这个高中升大学保送的节点，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自残行为。

当时是北大先开始测试特长生，可惜当年不招圆号的学生。我们大院的另一个孩子是吹双簧管的，他很快就与北大签了约。

记得当时有一天我爸我妈开完家长会回来，回到我们当时的出租屋（为了让我在101本部上学更方便，他们在学校旁边租了间房），那种压抑的氛围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我都能感受到空气中的波纹——别人签了北大，签了一本，我就觉得我完了。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睡觉、抽烟。高三的我心态有点崩，虽然父母从来没有在学业上逼过我，但我的自尊就是非常的低，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一事无成。

莫名其妙，我拿着烟开始烫自己的手臂，同时脑海里也在为自己这种行为寻找着说得通的解释：这是自我反抗吗？还是在批判自己？

第二天妈妈看到我满胳膊的泡，她很心疼。

曾在知名儿童自闭症机构从事音乐治疗项目的韩泰阳

我的母亲是一个极其强势的人，你可以把她想象成张兰。我与汪小菲有几分相似：有一个因科学长期在教育上缺位的父亲；以及拥有着与母亲很难说清的亲密关系。

我曾自称“妈宝”，与母亲无话不谈。青春期的时候我们流行人人网，在特别好友一栏我会加上她，备注成“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在她这里我毫无保留，而她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我的每根神经。

自然，我也像“妈宝男”一样，乐于顺从母亲从小到大给自己的安排。

极度自律优秀的母亲对我有着极度的控制欲。与其他孩子相反，在学习这件事上我从来不让她操心，倒是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她对我的要求却事无巨细。在这本我与她的教育字典里，凡事都必须遵循某项铁律，一旦违反，必然会迎来惩罚与教训。

叱咤职场的女强人，领导能力非常强，擅于操控人心。这点作用于我也非常奏效。很难说明是有意还是无意，她非常有能力去操控我的想法，让我觉得这些“惩罚”与“教训”，都是我自己的“报应”。

最典型的“报应”就发生在去年。父母同时外出，他们将养的猫咪委托我照顾。有一天我因各种事情忙晕了头，就把喂猫和铲屎这个事儿给忘了。等我反应过来已接近深夜，我和爱人决定就先这样，因为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先回来了。

可当我妈从父亲那里得知前一天的猫屎没铲，猫没喂的时候，她一通远程电话就打了过来，在电话里质问、逼问我许久，问我为什么不履行承诺，为什么言而无信——那意思就是你如果答应一个人什么事儿，你死也要完成它。

极度苛己的母亲，并没有打算放过我。我的道歉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她要我给她一个解释，要我承认错误，耳边喋喋不休之时我积累的情绪瞬间崩溃：我疯狂地用头撞墙，疯狂地扇自己耳光，这一切就像一个开关一样，一但打开，不受控制。

后来我撞得满头是包，我的爱人打视频给我的母亲——就像小时候那些烟疤一样，我可能是想告诉母亲，我又一次地审判了自己。

母亲看罢，视频中传出声音：“这就是你不守信用的教训。”

我幡然醒悟，之前的经历一幕幕闪现在眼前。某种意义上，我的那些自残行为是母亲授意于我的。虽然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她在事实层面上在纵容我的自残。

忽然我感受到了欺骗。不知你能否体会，如同对一个虔诚的信徒说没有上帝，某种惟命是从的信仰在那一刻全面崩塌。

我与母亲无论在性格上还是自我认知上都天差地别，她刚强、坚韧、领导力超群，狠；而我打小儿就非常排斥各种干部角色，讨厌领导别人，就不想自己比别人优秀，最好隐藏在尘埃里。

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在安排好的轨道上运行良好，从未脱轨。信仰崩塌让我产生了愤怒与虚无感：对自己愤怒，对母亲愤怒；对周围世界，和自我的存在感到虚无。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在她的面前叫过妈妈。

在嫣然天使基金会参与举办的“三十人三十曲”公益演出中

弹唱《托举》

彼时我还在母亲的事务所帮忙，原先她有意无意想培养我可以未来接班，这也是我去准备法考的原因。但这件事情之后，我从原来的乐于安排，到现在天然就有反抗。我发现一切都没意义。

虚无可能是某种平衡状态，但虚无中出现了自卑、自毁，那将是一路向下的深渊。

我的状态开始越来越糟糕。“每天起来，周围全都是雾。”

后来有段时间母亲的腿受了伤，她在事务所的楼上租了间房，变成移动办公的指挥部。虽然我已与她的关系非常不好了，但我那段时间每天都去照顾伺候她，帮她业务跑腿，交代工作等。

父亲这边有时也对我开始“审判”，他认为已经而立之年的我应该尽快和爱人生个孩子，别每天郁郁寡欢。说我“吃饱了撑的”，“早知道他应该再要一个孩子”。

我开始有了自杀倾向，有了详细的自杀计划。我的爱人为此与我谈了很久，第一次的念头就此放下——如果我走了，我对不起我的爱人，她不应该承受这些痛苦。

也许你会斥责我的软弱，但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之后再一次，我发了短信给我的爱人、父亲、母亲，在文字中与他们告别。但在绳子勒紧脖颈所产生的眩晕感中，我本能地中止了行为，没死成。

我的父母当然很着急，我妈推着轮椅过来找我，后来我们去到她的指挥部坐下来聊。

我的爱人在一旁紧急联系医院，而我像没有灵魂的躯壳一样在那杵着，我的父母在我耳边喧嚣着，不理解中夹杂着谴责：都已经对我这么好了还要怎么样，什么也别干了你还能干点什么。

准备去医院之前我妈来了一句：“先别走，你先把今天的工作完成。”

就这样我来到了北大六院，进入了治疗阶段。在精神病院的这段日子，我第一次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药物还是有帮助的，它就像一双手，在你无限下坠的时候托着你，抚摸你，让你没有那么空。我好转得很快。

结束治疗后，我跟我的医生说出院后我要去开出租。大夫说我没志向，要开也应该开赛车。

可我就喜欢开出租，干体力活儿，这样让我心安。闲暇之余我会做自己的音乐。我也总结出来了一些职业经验：一般我都会在早晚高峰期接单，下雨的时候要赶紧跑出去，活儿多能保证你不会在外边空驶。

研究生学习音乐治疗的我，现在正在用音乐治疗自己。我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都有着自己的账号，也在音乐平台上发表一些自己的作品。我还与朋友们组了一个乐队叫“韩泰阳与太阳不能”，没事儿搞搞创作，接接演出。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我现在属于无业游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童年的玩伴们，我高中的那些同学们，大多数已经成为了标准意义下的精英——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延续着普世意义下的优秀，继承着他们父辈的社会标签。

而我，已经完成了生命的一次涅槃重生。

“韩泰阳与太阳不能”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