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能愉悦心灵，也能传递思想，引发思考，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青年创作者作为电影行业的新鲜血液，探索和表达社会议题，不仅是出于艺术追求，更是源于使命感。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议题，是每一个经验不足的青年创作者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第二届IM两岸青年影展麒麟新锐非剧情短片，陈昱璁导演的《未竟人生》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她将镜头对准了一段漫长的心碎与抗争：2014年7月24日，24岁的南加大研究生纪欣然在回家途中遭四名歹徒抢劫，并被殴打致死；为伸张正义，华裔女律师蔡玟慧代表被害人家属义务出庭，开展长达数年的艰苦诉讼。这篇文章，我们带来陈昱璁的分享，希望她的思考能为同是青年创作者的你带来助益。
社会议题的识别与选择——新闻性、故事性、被传播的需求IM：听说您下一部关于罕见病家庭的纪录影片《会有下个春天》已经备案了，能否谈谈青年创作者如何锻炼自己的观察力，如何从信息冗余的当下筛选有价值、值得讲述的故事？陈昱璁：这个故事最开始被我们了解到已经是三年前了，我记得应该是21年9月份，在罕见病大会上，这位主人公父亲讲了自己在家给患了罕见病的孩子做药的事迹，他的经历后来被写成了一篇深度报道，10月份开始在网上发酵。我们也是在故事上热搜以后关注到这个家庭的。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社会议题的纪录片创作者的介入，最开始都是从一篇深度报道或者社会新闻开始的，想要深入地了解一下新闻标题背后的故事，越挖越觉得能讲的东西很多。像我们这位主人公，他在家里搭了一个实验室，这个行为乍一听就很离奇，跟我们现实生活差别很大，比较有故事性，就会很想了解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IM：确定社会议题拍摄之前，您会不会对议题本身做一些评估呢？比如拍摄后可能会引发的社会讨论、大家对主人公的关注、影片带来的持续性影响等等不同方面？陈昱璁：肯定会，拍摄本身是一种介入，影片完成后的传播也一定会给人物带来持续性的影响。像我们这次拍摄的主人公，其实不用说我们，他和他家人的生活已经在我们介入之前就被那次热搜而颠覆性改变了。我个人来讲，拍摄前还是会预设拍摄对象会有类似的顾虑，需要了解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被曝光的需求，像我们正在拍摄的议题是关于罕见病家庭困境的，它的意义相对正向，被拍摄对象也有明确被关注的需求，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非常迫切地寻求讨论和传播。同时从选题上来讲，这个事件本身也足够有故事性，具备足够的传播动力，那么在我的观点里这个议题就是值得深挖的。就是我不太希望我的拍摄对象，尤其作为社会议题主人公，是在没有被传播被曝光的需求下被我记录的。因为我会觉得做片子不能只出于创作者的窥探欲和表达欲，而不尊重被拍摄者的需求。所以我自己评估来说，一个是议题它有足够的故事性，另外是当事人有足够的被传播的需求。IM：很多青年创作者往往会从身边寻找题材，《未竟人生》也和您的读书环境有交叉点，如何处理题材才能将个体情感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共情？陈昱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它们带给你的第一感受，你要记住那个感受，然后把那种感受带给观众。
比如现在拍的这个片子，最开始我们都还没有去到昆明，只是在手机上看到报道和新闻记者提供的一些照片，我和另一位导演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穿着皱皱巴巴的白大褂的父亲，他一看就不是那种典型的科学家，然后站在一个储藏间改成的实验室里，周围堆放着实验仪器，窗上还映着外面阳台上的绿植。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你的第一感受、你的第一直觉、你对这个人的那种看法，我觉得这个感受非常重要。而不是当我沉下心来，已经认识这个人物、跟踪这个故事两三年了，然后我重新去看所有的素材，再带着一个过来人的视角去审视。《未竟人生》也是一样，我身处在仍有命案发生的街区里，所体会到的那种不安，还有听到案件审理了五年，依旧没有结果的时候的那种不忿，我想要传递这些感受。作为这种特定议题的影片，我们是一定希望它产生社会影响的，目标观众肯定是大多数普通人，而大多数普通人能第一时间感知到的最直观的信息，我觉得一定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感受，因为最开始我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听说的这些新闻。要传递给大多数人的信息，它不需要非常复杂，但一定要足够清晰。要把最能打动人的、最开始带你进入这个故事的那一面展示给大多数的观众看，那个是最有效的、最直观的，最核心的东西。
IM：现在这部罕见病追踪的片子，它是一个跟踪式、进行式的拍摄，而《未竟人生》是一个有点偏回溯式的记录拍摄，这两部片子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区别？陈昱璁：其实《未竟人生》我们后面也是跟踪拍了一小段最后一场庭审，但前面的几年时间我们都没有跟踪拍摄，影片可能80%的时间都是在讲过去的事情，这就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素材的匮乏。我只拍到了19年的3月到5月，但案件2014年就发生了，中间空白的5年你怎么去展现，所以难点在于你要去梳理很多你没有拍到的东西，对于纪录片来说主要是如何从视觉上去丰富，因为叙事上很多可以靠人物的讲述去弥补。《会有下个春天》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没有拍到这位父亲走红之前的经历，更难的是我们是讲一个罕见病家庭的日常，主人公父亲的实验室在家里，孩子住家里，我们拍到的大量素材都是发生在家里的，因此场景上有大量的重复，容易给观众造成审美疲劳。如何在90分钟之内呈现给大家多样性，我觉得可能是后期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在拍完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只是拿到了一部分能拿到的素材，最后如何把它形成一个故事，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IM：相较剧情类的影片，纪录片这类体裁在制作过程中会面对哪些困难或者限制？陈昱璁：我们现在拍的这个事情还在发生，你是在实时地记录一个正在进展的事情，这样的片子其实所有事情都是不可控的，当然这个也是纪录片有意思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它的不可控而焦虑，但慢慢又觉得你也没有必要去控制它，这是别人的人生，你能做的只是去记录，然后在它有了一定的走向之后，你去选择呈现它的哪些面，在这之前你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去干扰他，尽量不要把你自己的很多期待投射进去。其实作为导演，会希望所有东西都是在计划内进行的，会对很多东西有预期。我们拍摄对象引用过一句话，“你只能跟随机性共舞”。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就是放下自己很多自负的想法，不要去干涉他们太多，也要不断地训练自己如何在发生随机事件的时候，去尽可能地捕捉出场景当中的戏剧张力。我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也不是很好，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有时候我也挺自责的，就会觉得当时没有做好准备，只是把一些该拍的都拍到了，好像还没有做到真的用影像在讲故事。但拍纪录片很多时候就是像打仗一样，它只发生一次，这是它难的地方，也是它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能做的也只有不断吸取教训，变得更有经验。
IM：新闻媒体在报道司法相关内容时常难以把握客观真实与人文关怀的平衡，您认为纪录片在真相呈现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在避免争议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进行价值观念的传递？陈昱璁：某位大师说过，拍纪录片不是在拍这个主人公，而是在拍你和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你拍到了什么取决于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你要让他足够信任和足够有安全感，那你就能拍到最真、最难得的东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纪录片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我的《未竟人生》也遇到了，那就是你知道你拍摄的其实是你跟受访对象的关系，那就说明你会慢慢意识到他有很多话其实是只跟你说的，而如果你选择把它放在片子里，就代表这些话变成了他跟所有人说的。那些不够了解他的人，会通过他的这些只言片语去揣度他，那这样一来会不会对他产生不够公正的评判，他希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脆弱的一面，你手里握着这些素材之后，你要去抉择，在收获了信任之后，你要不要秉持着那份信任，把它们放进你的片子里。毕竟那是别人的人生。至少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做作品，无论是工作还是自己的自发创作，我一直觉得片子是低于别人的人生的重要性的。在上电影学院的时候，院长也会说，你要记住你只是拍电影，你不要觉得我是在做什么世界上最牛的事情、我要拍出世界上最牛的电影，有很多东西比你的电影要重要很多倍，比如说别人的人生、演员的人身安全、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当然肯定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觉得我的片子就只是一个片子而已，任何人的人生都是要高于我这个片子的。我不会一味的觉得我要把一个作品做成多么多么精彩的电影，哪怕可能要不择手段，也要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品。就是至少在我自己的价值观里，我觉得排序不是这样子的。IM：您认为青年创作者在选择和呈现社会议题时应该如何把握好影片的定位，肩负怎样的社会责任？陈昱璁：对我来说，拍纪录片可能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不得不做的、必须要被做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你会有那种信念感，就是这样的故事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看到。纪录片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对要传递的信息，你会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某个事情一旦轰动了，本来不关注这个领域的人也能看到这个新闻，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事件的主人公会面临非常多的关注，但他选择让你来讲他的故事，选择让你进入他的家，把他内心最深处的阴暗、脆弱告诉你，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信任和托付。背负着这些，你是很难很吊儿郎当地去做事情的。另外我觉得选择做社会议题的纪录片人，肯定也是希望能通过片子来帮助到某些群体，给社会带来好的改变。所以选择了类似的议题，这会逼着你去认真的拍片子，不会在中间觉得这东西可做可不做。责任感的话，我觉得纪录片有太多种类型，太多种呈现方式，它们各自有自己的使命和所谓的社会责任。社会议题的故事肯定要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不光是纪录片，很多故事片也是一样啊，这个东西它就是体量越大、声量越高，给人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带来的改变就可能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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