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7月27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出席特朗普的竞选集会。
最近美国政治中的一件大事是特朗普正式择定《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万斯为其副手。关于特朗普此举，有的论者说是主要受了硅谷富豪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影响，有的分析说主要是特朗普的儿子们力挺万斯，有的人说万斯和特朗普一样都有那种来自于“华盛顿局外人”背景的鲜明气质，有的论者认为特朗普主要是想通过万斯进一步巩固其在铁锈带诸关键摇摆州里所获的支持率（尤其是来自穷白人阶层）。这些分析可谓各有其一番道理，但笔者认为，万斯背后所代表的那股美式新右翼（New Right）风潮，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论述系统，可能才是特朗普所喜好和希望能借重的至为关键因素。万斯所代表的这种美版新右翼（"the New Right"）势力，往往又自称为民族（或译为国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有时候简写作natcon，以区别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大名鼎鼎的所谓neocon路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可以有力证明民族保守主义势力在共和党中的兴起。7月共和党密尔沃基大会开幕那天的会场上，和特朗普同坐在第一排最起眼位置的很少的几个人里，除了万斯，还有美国新闻名嘴、福克斯原主持人塔克·卡尔森，而在2023年时将卡尔森从福克斯炒了鱿鱼的其前东家传媒大亨默多克则丝毫没能得到相近似的尊荣待遇。引得美国媒体惊呼：“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卡尔森强势崛起，而默多克则不得不选择屈膝”（Tucker Carlson rises as Rupert Murdoch 'bends the knee' at RNC）。这件事情非常能说明问题。因为不仅卡尔森本人常年都是民族保守主义（natcon）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好几年前卡尔森就曾公开说过万斯甚至比特朗普要更适合于出掌白宫大位[1]。这些人的政治主张其实与共和党传统的政治立场颇有不同之处。后者一般而言，包括了（里根式）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小政府式自由放任主义（small-government libertarianism）和外交政策上的积极干预主义（foreign policy interventionism）等核心要素，但美式新右翼则更倾向于主张将一些经济上的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元素（economic populism & nativism），与极端传统的（有时干脆是严格天主教范式的）社会保守主义（ultra-traditionalist social conservatism）和明显更为克制（或者说孤立主义范式）的外交政策相结合。这些人认为社会议题上的保守主义立场和经济议题上的自由市场主义立场这二者间是很难调和与兼容的。这些人还认为美国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直接介入插手干预经济，比如说，在他们的设想中，政府可以旗帜鲜明地向自由贸易宣战，他们还主张政府大规模遣返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又如，他们坚定反对全球主义取向，他们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利用关税、税收和补贴等政策工具来“保护和促进”美国国内的战略性支柱产业[2]。他们还认为，联邦最低工资的基准线应被提高（尽管这传统上是一个偏左派的立场）。美式新右翼的最核心主张是：被美国自由派长期视为“进步”标志的那些发展——包括不断扩大的全球经济体系、加速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的社会方面和性方面的习俗观念的逐步放松——实际上恰恰正是触发文明崩溃的引擎[3]。他们宣称自己非常关注自由主义所持的相对主义立场（liberalism’s relativism）对道德秩序的威胁，及其所导致的人们道德定位的逐步沦陷丧失[4]。他们时常会将今天的美国形容为共和制度晚期的罗马，要么任由其自由落体，要么就期待一个像凯撒那样的人物以超越日常宪政秩序之上的非常手段（extra-constitutional）来集聚权力并以政治强人手腕引领美国[5]。按照这样的逻辑，则特朗普当年否认2020大选结果的合法性、策动国会山骚乱的行为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早在2010年时，美国知名政治学者James W. Ceaser就已指出，当代西方保守主义大致有四个不同的分支（头），而共享同一个内核（心脏），这个被共享的同质内核是针对现代自由主义（亦即所谓进步主义）的根深蒂固的敌意，而呈现出的四个不同的分支则分别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与宗教性右翼。在民族保守主义者们所持的观念看来，美国只需要这四个分支其中的两者——亦即传统主义文化与宗教性的启示精神——即可，自由意志主义的过分依赖市场和新保守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以武力捍卫与推行其所谓“自由”原则都是丝毫不必要的。而美国建制派政治保守势力的最愚蠢之处就是一味强调自由意志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原则，反而忽视了另外两个实际更为重要的分支。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们可以拿里根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保守主义三脚凳”理论为例。这三个脚分别是社会保守主义（包括基督教右翼势力等），战争鹰派（包括积极干涉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等），财政保守主义（包括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与自称是自由市场中逐浪的资本家群体等）。很清楚地，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者们的志向是要打断并抛弃掉后两个脚（当然，这里并不等于否定其全部政策主张），只需留下第一个，并借助国家力量做进一步的增补即可。如果再进一步，联系到福山当年鼓吹的“历史终结论”，就更好玩了。当年冷战结束，美英的里根保守主义与撒切尔保守主义取胜，福山旧瓶装新酒，写下黑格尔范式的“历史终结”，认为人类文明社会大概率都要走上西方自由民主体系（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之途，但现在的西方，对这种图景质疑和批判得最厉害的人群中正好就包括了各路民族保守主义者（natcon）们[6]。有学者将这种民族保守主义的核心论点归纳为：认可和支持国家在经济事务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宗教等传统价值观和等级性的制度，在外交政策中采取积极主动、偶尔趋向对抗的立场[7]。而最后这一点，在其美式版本的演绎中则更近似于米尔斯海默式的所谓“联俄制华”策略思路。从更为政治理论的层面看，这些民族保守主义者们认为，西方民主的最大希望是回归美国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宗教性和民族主义的传统——他们认为这些保守传统曾给英语国家带来了“辉煌”，并成为全世界所谓民族自由的典范。他们将这个英美式的传统与其它三个不同的且均已破产或濒临破产的传统——分别是旧式神权君主制、清教徒式神权政治和自由主义革命的范式——相对立，并强调只有这个英美式的民族主义保守传统（authentic Anglo-American conservatism）才是真正值得格外珍视、值得花力气去复刻的制胜法宝。在这些人看来，启蒙式自由主义（Enlightenment liberalism）到今天已完全走入死胡同，过度沉迷的身份政治、种族议题与性别议题只会给美国和西方社会带来无尽痛苦；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则是一群智商低下的好战分子，将美国拖进无休止海外战争的泥潭。他们特别强调美国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独立属性与全权自行处理自身事务的性质。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质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并认为若美元适度走弱，可能会更有利于美国国内经济成长。他们同时反对左翼的要求更多实质平等的身份与族裔政治诉求，和右翼阵营中传统上存在的要求“最小化政府、最大化市场”的所谓自由意志主义。他们明显在追求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比如，他们会将美国大型公司这个群体和支持女性堕胎权的立场联系起来，宣称这些大公司都是站在那些尚未出生就被流产掉的婴儿的对立面，同时宣称想捍卫这些婴儿的生命权就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抗这些大公司（尤其是要反对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公司）。他们宣称自己不仅仅只是政治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支势力而已，他们将会是21世纪整个西方政治保守主义的最大最有力代言人。在他们看来，麦康奈尔及其共和党领导层盟友们的那种建制派保守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淡化版，是“大沼泽”固有精英统治阶层的一环而已，“尸居余气”，何足论也。这里的较为聪明和巧妙之处在于，他们基本回避了高度敏感的种族族裔问题，他们的理论包装看起来似乎是“只要你选择信从我们，你是什么肤色都毫无问题”（这其实也算是符合亨廷顿当年留下的“要以理念分，而勿以族裔分”教导），但实际上很清楚地，这个运动的主要健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拉马斯瓦米是其中较少的例外），而且整个运动确实充满了父权制的色彩。他们希望自己这一派的人可以大量进入政府参与执政，或者用万斯的话说就是特朗普若能再度执政，应该即时“炒掉”美国政府内的“每一个中层官僚”，“用我们自己的人去取而代之”。他们往往觉得匈牙利的欧尔班政权很好，若美国能变成一个欧尔班主义式的国家，则属幸甚至哉之事。在他们眼中，政府应担起的职责不是维护个人权利和处理好对公共善（或者说“美好事物”）的各种不同解释间的平衡，而是通过调节诸社会关系来强制性地推行一种单一化的“善”的概念。与此同时，毋庸讳言的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一直坚持将“中国崛起”的时代潮流视为其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甚至有时无比荒唐地用“帝国主义”来形容今日之中国[8]。这些人时常会将柏克（Edmund Burke）作为其重要精神符号，当然，这是很荒谬的误读，实际上，如果柏克生逢我们这个时代，亲眼见到这种所谓民族保守主义的运动，他大概率会嗤之以鼻的。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8日，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落下帷幕。
在这些人看来，在二十世纪美国政治史上，有一个政治运动可以和他们今天所不懈致力于的活动遥相呼应，那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美国一度兴盛的所谓“保守主义范式的民粹主义运动”（the conservative populism of the interwar period）。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共和党中最偏右的一翼人士强烈支持对进入美国的货物施加高关税，对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进行严格管控，同时积极反对美国卷入各类海外武装冲突，自然，也包括反对美国加入二战。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甚至颇有些扭曲和反常识）的历史观，它等于是将罗斯福总统新政秩序在美国国内最重要的对手所留下的事业视为二十世纪美国政治史中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在这种历史观下，不仅美苏和世界上各反法西斯势力联手击败纳粹的宏大历史背景变得不再重要，甚至美国是否需要和纳粹势力（尤其是欧洲纳粹势力）发生直接冲突，都变成了一个可被反思与重估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前述所谓“英美式的民族主义保守传统”的叙事也是很可疑的，因为它几乎完全无视英美民族主义在近代扩张时犯下的各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如大西洋奴隶贸易等）的罪责。最有意思的是，学界一般认为，美国的全球霸权位置是在二战之后才正式奠定的，那么按照万斯等人的这种历史观的逻辑，要么这个全球霸权位置丝毫不值得当代美国人去留恋，要么就是即使不加入二战美国也能最终获得并建立起这种霸权地位（这实际是很可疑的）。特朗普选择万斯，是否是一种成功的策略，这个问题的检视仍有待于未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有一点大概是比较确定的，那就是特朗普大概率是想通过万斯这类人将自己的政策遗产理论化、定型化、系统化、意识形态化，并促使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去逐步取代共和党中更趋于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模式的那种旧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即使特朗普再度问鼎美国总统大位并大举展开其“复仇”计划的尝试归于失败，也不妨碍那种所谓的“特朗普式民族保守主义”逐渐成长为美国共和党乃至于广义的美国政治右翼势力中的一种“共主”版本的新型意识形态。这大概就是特朗普选择万斯为副手时打的一种谋划算盘。我们看到，从特朗普初涉政坛时的意识形态色彩漫漶不清，到他第一个任期的借重右翼民粹主义路线，到今天的扶植民族保守主义（natcon）思潮，此人正一步步地精心营造和构筑其政治理念上的长期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也许是想借助万斯之力实现其终极的成为某种版本的“哲学王”的目标。另外，上述这三个层次彼此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与否定的关系，而更多属于层层加码、层层递进。
注释:1、https://harpers.org/archive/2020/02/trumpism-after-trump/
2、https://www.npr.org/sections/planet-money/2024/07/23/g-s1-12513/economic-mind-jd-vance
3、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07/16/jd-vance-new-right-00168383
4、Varga, M., & Buzogány, A. (2022). The Two Faces of the “Global Right”: Revolutionary Conservatives and National Conservatives. Critical Sociology, 48(6), 1089-1107
5、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22/04/inside-the-new-right-where-peter-thiel-is-placing-his-biggest-bets
6、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2/the-sad-path-from-reaganism-to-national-conservatism/606304/
7、Altinors, G., & Chryssogelos, A. (2024). Beyond populism and into the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conservatism.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0(0)
8、Yoram Hazony: Conservatism: A Rediscovery，Regnery Gatewa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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