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专业是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主要研究思想观念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强调理念的力量。他研究的领域主要是现代性问题和当代思想的趋势。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那些塑造了当代世界的思想观念。这个话题的由来并不是从一个学科的观念出发，而是从我们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的现实在当代出现了一种令人困扰的、悬而未决的、不确定的状态，有一种转折性，好像是一种临时状态。当然，还有国际局势的复杂状态，使经济贸易不能如常展开，但总的来说，这就是全球化和科技发展造成的新动向。本地的和外部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什么是本地，什么是外部，边界在哪，变得含混不清。还有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这个边界也变得模糊了。所以，今天我们从一个比较大的视野来看这些生活状况的由来，刘擎把这个状况叫做晚期现代性的状况，是由一场漫长的出走造成的。这个过程尚未终结，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处在巨大的变迁当中，它一方面有令人兴奋的发展和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许多困境和危机。今天的分享，简单来说针对三个问题。第一，现代世界是怎么来的？第二，它造成了什么后果？第三，当下的困境和未来会是怎样？我们的方法大概遵循思想史的方法，就是在思想史的视野中来探究现代的思想观念。比如理性化、世俗化、个人主义、平等的理想，契约精神等等，它们的兴起以及带来的冲击和后果。只有对那些塑造了当今世界的重要思想观念有所了解，才能真正打开视野来探究当下的困境与挑战，也才可能开启新的可能的未来。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谈现代世界的来临。现代世界不是无中生有的，它跟整个人类长期的文明发展有关系。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阐明人类演化的历史，我想要用“出走”。什么是出走呢？就是从给定的、自然的、熟悉的、确定的生活条件和状况中离开，走向那些人为制造的、非自然的、陌生的、不确定的状况，走向一种可能令人向往的不一样的生活。举个例子，比如农业社会。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中，人们如何开展劳作和生活？就是在给定的土地上种植。人们当然有一些加工，有一些改进，有一些创新，但是都是依附在土地上的，这个土地的条件是自然的、是给定的，英文叫“given”。但是后来，人们可以离它越来越远。现在的农业技术已经有无土培植，农业完全变成了工业，它不再依赖于自然给定什么，它完全改变了自然所给定的那个条件。远程通讯也是。过去的人怎么传递信息呢？大家知道有烽火台，借助于一个高地，通过点火传达一些特殊的信息。它虽然是人类的创造，但是非常局限在自然给定的条件。现在，人类从电报的发明，到无线电，到手机，完全改变了自然给定的条件所具有的约束，这便是“出走”这个隐喻的意思，它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出走”带来一些重要的特征，第一个是越界。越界的意思是疆界改变了，本来你生活在自然给定的这个地方，在此之上的生活和工作，和其他部分是有一个边界的，包括物理的边界、地理的边界，还有信息、观念、精神的边界。这就构成了每个地方的地方性风俗，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疆界的重构、改写、拓展。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出走，有的人是被迫的，有的人是主动的。在传统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忍受着边界的束缚，有些人是要打开新的领域，要创新。熟悉的地方会给人带来安定感，但是又让人疲惫；创新则有冒险，有激情，但又会带来不确定性的风险。人类就是在这种又想出走，又想回归的永恒张力之中，就像高更那幅名画的标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在现代性开始以后，变得更加突出了。我们来谈一下古代和现代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三重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他人的关系，人和自身的关系。我一般叫做天人关系，他我关系和自我关系。这三重关系有一个特点，它们都是在一起的，是融合的。古希腊人讲“cosmos”，宇宙，不光是讲客观存在的世界，而是讲一种普遍的整体的秩序。什么意思？人类是依附在大自然给定的环境当中的，是嵌入的，所以我们会说“大自然母亲”。但我们可以说，那时人类跟大自然的关系是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的。那么人和社会呢？人和他人呢？也是一种有机共同体，像血肉相连一样，因为你出生在一个地方，生活在一个地方，劳作在一起。人们的生活基本上是本地的生活，是熟人的社会，所以个体的自我理解是在关系当中的，人在乡亲、邻居、亲戚的熟人社会当中塑造了自己，所以个体自我意识并不是特别突出。而人和自我的关系，比如说人有理性、有激情、有欲望，这三重关系也是按照社会给你提供的那套伦理、规则来融合，基本上是一个整体主义的途径。这样一个整体主义的秩序到了现代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欧洲。欧洲有理性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希腊萌芽，最典型的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的洞穴寓言。在《理想国》第七卷中，柏拉图说，有一些奴隶生下来就被囚禁在一个洞穴里，他们的手脚都被绑住了，他们只能面对洞穴的洞壁。在他们后面有一些火把，他们从生下来看到的就是洞壁上的幻影，他们把这个理解为现实，这就是他们原来给定的本地生活。而柏拉图想象有人把他们的桎梏松开，把人带出了洞穴，走到了洞穴之外，看到了太阳，看到了光天化日之下的现实，然后觉醒，意识到原来洞穴当中看到那些幻象不是真实的世界，在太阳之下照耀的才是真正的现实。这个洞穴寓言有一个隐喻，它是启蒙的原型。启蒙的英文是“enlightenment”，直译是“把光照耀”，而这术光在西方思想史上就是理性。在古希腊有这样一个理性主义的源头，经过发展，就到了启蒙运动，到了科学革命，到了宗教改革，还有政治的大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个变化很复杂，在此浓缩为两个重要的转向。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将这两个转向称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和个人主义的转变。人类作为整体，慢慢从依偎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到长大成人，站起来，然后面对母亲。本来大自然对人类而言是神秘的，是庇护我们的，但是人类的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要搞清楚大自然是否有规律，它的规律究竟是什么。科学革命以后带来了巨大的变迁，人从依偎大自然到站起来转向面对自然，把自然看成了客体。人类成为了观察自然，研究自然的主体，要让自然说出真相，即我发现你是有规律的，有原因有结果。于是人类有了现代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古代，人们曾经觉得日食现象非常神秘且不可思议，皇帝甚至觉得日食是天谴。但现在的小学生或许都知道，日食无非是太阳、地球、月亮在一条线上。现在，人类甚至可以预告什么地方可以观察到日食、日全食。于是日食现象从一个神秘诡异的天象，变成了完全可以被看透的天文学现象。当大自然被看透了，人类掌握自然的秘密，它不再神秘。这带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也就是从大自然的怀抱中脱离，站在大自然的对面，人类成为了主体，大自然成为了客体。另外一个转变是个体主义的转变。人本是社会的动物，人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自我。有人说西方是个人主义的，东方是集体主义的，其实在古代社会都是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到了现代都有个体主义的转向，因为人开始出走了。当现代社会、工业革命来临，当市场、资本主义来临，它造成了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流动。当一个人脱离了地方性的生活，到其他地方寻找自己的生计，甚至定居，人发现人是可以脱离一个特定的、给定的故乡的。这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即故乡不是一个离不开的地方，虽然你会有怀乡情结，但是你毕竟是可以出走的。也就是说，你不用终身跟一群有血缘关系的熟人生活在一起，你的生活由你自己选择。这并不意味着你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个体，你仍然有新的群体生活，新的朋友，新的社交圈，但是它不再是给定的那群人。当人们发现自己可以离开任何一个给定的共同点，于是个体的重要性就变得突出了。巨大的流动性带来了个体主义的文化，或者叫做个人本位的自我理解。如今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都要求个体为自己负责。在传统社会，父亲欠债孩子要还，但现在的法律并不支持这点。父亲和孩子虽然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但他们在义务责任上都是作为个体来担当。于是个体主义的文化在现代开始发展起来。刚才用一个非常简略的方式讲了现代社会的兴起，下面来讲一下现代世界的特征和带来的后果。最重要的特征是理性化，也就是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世界。康德曾说，启蒙就是大胆地公开地运用理性，他还讲过所有能配得上理性尊敬的东西都要经过理性的拷问，通过理性的验证。理性在现代世界占有一个核心的重要地位。那么理性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理性就是以理由来推理，现代世界的所有东西，人都要通过理性来验证推论，才能够得到一个大家公认的，满意的，可接受的结果。现在，当理性运用到广泛的生活领域和工作领域，有一种理性格外发达，而另外一种理性不那么发达。哪种理性格外发达？我们称为工具理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算出什么事情最有效率，成本最低，收益最大。但至于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你虽然可以推理，但是推理相当困难，不容易达成共识。那种理性叫做价值理性。举个例子，比如说要考研还是找工作？我可以告诉你考研要多少时间，花多少成本，然后你会得到一个硕士学位。而工作，你可能节省了学习时间，但是你后期的发展，晋升，提薪可能会慢一点。这就是用工具理性来分析。确定了目标后，用什么方法，用什么途径来实现，可以算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你认为考研不光是为了将来工作容易晋升，还是为了获得一种更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是不是值得呢？那就看个人了。我们很难推理出一个自己认同，别人也认同的普遍价值理性。这不是说价值或者理想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当它变得地方化、个人化、局部化，它便不再具有普遍的效用，而工具理性就是有一种普遍的效用。工具理性是一个事实推论，价值理性则是一个价值或者因然的推论。比如说在经济学上，我们通过工具理性可以知道开一家公司，投资多少，收益多少，最后是以公司市值来决定哪一个更可取，你有一个投入产出比。但至于这家公司是不是为人类造福，那就见仁见智了。这其中没有通用标准。在现代世界出现了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和价值理性的萎缩。工具理性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宗教信仰衰落，因为它经不起普遍的检验。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坚持一种道德或者一种理想，说这是神嘱咐的。那么别人就会问，神、上帝、天道、传统，这些东西到底存在吗？相比之下，在道德生活领域，在跟价值理想有关的方面，理性的作用变得可疑。比如开店，你对顾客诚实，这家店就能开得长久，你就可以得到更多收益。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流动的商贩，你可能在这个地方欺骗客人，获得利益，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仍然可以这样做。所以诚实和收益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这个情况下，工具理性就在现代世界无限扩张，因为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而价值理性关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这种理性推论就变得非常局部和个人化，所以它开始衰落。这给现代世界造成了一个状况，就是看重效益和效用。它改变了人类的一种基本精神，我们越来越容易用效益来衡量和考察关系。对大自然，以前大自然母亲给我们慰藉，给我们神秘的庇护，而现在人类将它看成自然资源，每个国家会谈论自然资源是否丰富。对待他人也有同样的态度。我们交朋友，可能会看这个人是否对我有用，是否能在将来给我带来利益。这种状态改变了人类的伦理世界，我们主要用一种“对我是不是有用”的态度来对待自然世界和他人。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讲究效率和有用性。现在社会设计的，无论是公司、大学、军队还是文官系统，都有一个官僚制，它对事不对人，按照规则办事。有人说按照章程办事有的时候效率特别低，但其实从规模上来讲，它的效率是高的，因为它不用一事一议，不用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银行贷款，它考察的是个体的信用记录、收入多少，你说我要贷款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非常困难，如果有了这个贷款就可以解决生计问题，但讲更多的感情是没用的，如果它要照顾一个人的感情的话，也要照顾其他客户的特殊情况和特殊困难，就会无比繁琐，效率低下。用一套指标来衡量标准，使得现代世界变得非常有效率，但是每个人发现彼此都非常冷漠，这就是韦伯讲的“现代性铁笼”。这个铁笼束缚了我们，把我们每个人装在一个筐子里，按照一种机械的规则运转，它特别高效，特别具有生产性，但我们感到它是冷漠的。再进一步讲，现代人的心灵困境往往指向人们的生活处在一种意义的匮乏，甚至虚无当中。我们这一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出生，经过漫长的几十年，到死去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有什么交代呢？从前讲生儿育女，光宗耀祖，但这一套到现在不再有效了，因为那是一个传统的世界，属于传统的伦理规范，它经不起理性的拷问。对应西方，有人说我成为教徒，侍奉上帝，奉献自己，但上帝是否存在也是一个问题。当这个超验世界被祛魅了，不再具有一种对人的魅惑力量的时候，人要如何单凭自己找到生活的意义呢？这是好多现代思想家，特别是存在主义思想家讲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好像我们本来依附在有神灵的、有大自然庇护的怀抱里，有安身立命的地方和精神家园，而现在我们在精神上变成了无家可归的状态，这就是现代人面临的虚无主义挑战。但它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自由。存在主义思想家，特别是让-保罗·萨特，在他看来，人本来就是虚无的，因为人没有本质，意识是空虚的。人是一个自为的存在，要不断成为什么以带来自己的本质，而不像一块石头，一个桌子，它是自在的，它的本质永远是被决定的。人没有被决定，人要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意义，这样一来，意义好像是无中生有，凭人的意愿自己创造。它当然带来巨大的、空前的自由，人可以想做自己要做的一切事情，只要能力允许。但它是不是值得做？它的意义在哪里？好坏对错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没有什么外在的标准，你自由，你选择，你负责，好坏对错由自己评判，我们好像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还是规则的制定者。这样的生活好吗？精彩吗？某种程度上，它当然精彩，人可以有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空间。但这可能是一个强者的世界，需要人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完全为自己的生命负担责任，才能够在现代世界感到一种饱含创造的生命的活力，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巨大的负担。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有一本著名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自由是轻盈的，可以飞翔，但是轻盈是不可承受的，这是现代人的意义感匮乏和虚无主义挑战的问题。最后一部分，我们来探讨一下当今世界的困境和可能的未来。全球化其实不是全新的，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后的一个融合阶段，文明从来就是一种出走，来超越以前固有的疆界。所以我有一个看法，叫做遭遇论的视野，人类世界的长程发展是从部落走向小的地方性的区域自治，后来发展成为民族国家，现在还有区域性的联盟。过程是生生不息的，在过程中会打破原来的疆界，人们在不断突破原来本地的观念。我们现在在世界上的生活不再取决于本地，甚至不再取决于一个国家，原来的人口流动、物资流动、信息流动和价值观念的流动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没有一个生活再是本地的生活，“no local life is local anymore”。这正在成为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事实。这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也带来了一些代价，它的代价就是生活秩序的高度不确定性，在传统的本地生活里，影响生活的变量很少，但现在影响生活的变量可能成百上千个，大多数情况还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比如，得克萨斯州一个石油公司工程师的工作前景，取决于科学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判断。科学家们需要展开研究，再由全球的政治家来商讨、产生共识，这些共识进一步变成各个国家的新的能源政策，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工作前景。我们的生活变得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样就带来了本地生活或者生活本地性的衰落，我们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联系的世界。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将大家关联在一起，我们进入了世界内政的时代，这个世界的很多政治不再是国际、国内能够分得清楚的。这是哈贝马斯借用的一个德国科学家80年代的说法。世界内政需要全球的共同治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无论是防止气候变暖，还是控制疫情，都是全球性的事情，康德曾经有过这样的想象，但是无论如何这需要一个高度紧密的全球合作的治理机制。现在，国际争端变得非常复杂，民族主义、部落主义崛起，出现了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将来会怎么样呢？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和判断的问题，我并不是真正有把握来对未来做一个预言。我们大约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始终在澄清自己是谁，但是没有确切的把握我们将向何处去，这是现代精神演变至此的标志之一。人类已经从自然家园给定的条件出走，可能在现在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出走付出了很多代价，也获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我们何以能够安身立命呢？现在世界仍然是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回归一个小的地方，部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那种，给自我和他者一个明确的分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要无穷的斗争，别人就是别人，我们就是我们。但中国人还有一种理想，叫做“人同此心，心从此理”。也许我们必须通过战争才能发现和平的珍贵，饱尝仇恨与敌对的苦难才会相信相爱与友善的意义，经受分离与敌对才会懂得合作的价值。人类有时候好像是如此愚蠢的生物，但同时又是能够在苦难和教训当中学习、成长、演化的智慧物种。所以未来是什么？它并不是一种宿命，它也取决于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考与选择。希望通过这些分享，我们能够打开自己的视野，获得一种清醒的认识，最后在生活里，在活生生的生命世界中获得力量。
本文整理自刘擎的讲稿《漫长的出走：塑造今天的现代思想》，略有删改。《打开》系列节目由蔚来原创的知识分享平台seeds与看理想联合策划推出，邀请陈丹青、李松蔚、刘擎、施展、周濂（按姓氏首字母排序）分享观点、启发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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