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什么选择隔离自己

2022-10-11 14:10

本文节选自以赛亚柏林的《苏联的心灵》一书。

让我来谈苏联无非是因为我懂俄语而且曾在苏联待过四个月的时间，所以我所知道的也只是些零星的印象而已。我用“隔离”（insulate）而不是“孤立”（isolate）这个词，因为虽然“孤立主义者”准确地描述了历史上那段美国的主张，希望自己与外部世界断绝一切往来，但这不是苏联的态度。她乐于参与国际交往，但她希望别的国家不要干涉她的内部事务：也就是说，把自己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离开，但又不把自己孤立起来。

我不想回顾18和19世纪俄国历史的大背景。我们都知道俄国之所以对西方不信任主要是因为她从未长期融入过欧洲，也不经常与欧洲各国打交道，所以她觉得不安全，低人一等。值得一提的是，可能除了屠格涅夫之外，没有哪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不受排外情绪的影响，有时甚至达到了对西方的极端仇视。俄国觉得她占领的这块土地上的“西徐亚人”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这种尴尬的地位在她内心产生了一种永远难以克服的恐惧症。经济的落后又大大加深了她的自卑感，但是我觉得或许还有比这些更复杂的原因。在与苏联官员和记者的交谈中我曾提出，俄国对西方感到不安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于自己对待欧洲，尤其是对待大不列颠的传统态度的解释方式。在俄国人眼中，19世纪大英帝国的迅猛扩张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它也同样适用于解释英国今天的态度。俄国人会问，蕞尔小国如何能将自己的版图扩张到覆盖整个地球的表面？那只可能有一种答案：在这小小的岛国之上，聚集了一大帮智力发达、精力充沛的家伙，他们正在努力实现一项长期的、马基雅维利式的计划。对于那些一直把自己看作是笨拙的巨人、天生感情丰富的糊涂虫的俄国人来说，这一理论已经逐渐被固化成事实——他们认定英国采取计划”论，它让苏联的官员自觉不自觉地按照阶级斗争来解释英国的动机。有一种对赫斯事件的荒谬解释，认为那是一桩由温斯顿·丘吉尔精心导演的骗局，这更让他们深信英国人出奇地狡诈——而你要问他们这种理论有何证据，他们也拿不出来，而只是说英国人在自欺欺人。英国人不懂得决定他们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规律，还误以为是按照一时的冲动行事。英国的政策遵循的是正在加速灭亡的资本主义的规律。谁想否认这一点谁就是傻子或无赖。很难动摇俄国人的这种假设，因为无论证据是否有利，都会同样被拿来作为正面或反面的例证。

一旦了解了俄国人完全接受这些固定化的观念，我们就不会再奇怪为什么他们一直采取防范措施。

我听到过有人说俄国人已经不再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苏联还普遍信仰一种庸俗的、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许在策略上有所变化，但在战略上没有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才会产生那样一些的基本信念——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确信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那这种观念势必会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俄国对英国的态度严格地说不是一种猜疑——这是英国人的一种错觉。在苏联熟悉英国人的精明人大有人在。“猜疑”意味着交往得越深，感情就会越浓。如果俄国人了解了我们的真实面目（反之亦然），他们就会比现在更信任我们，这种假设毫无道理，完全是出于民族的自负。猜疑源于无知和不认同，这也正是许多俄国人的感受，而不在于了解的程度。他们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宽容。你还会看到，他们相信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最终会实现，而这一情形又势必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外交政策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比如我不知道从根本上说究竟是占领的里雅斯特重要还是占领直布罗陀海峡重要；其中就包含了这样的假设，即认为俄国想要这些地方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我认为情况并非总是这样——他们具体的需要是随控制这些地区的政权的变化而变化的。苏联仍然把意大利看作是一个潜在的亲法西斯国家，因此迫切地要求的里雅斯特应该归属南斯拉夫；出于相同的原因，她借口“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的主权要求而与土耳其交恶。

有一点我要强调：俄国体制的安全是俄国官方最关心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边界的安全，还包括一些无形的东西。俄国人或许会怀疑他们用来实现目标的方式，但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的目标本身：他们确实对他们立国的基本原则深信不疑，由于还存在许多其他可能与之竞争的体系，在他们的原则被普遍地接受之前，他们都会保持警惕和危机意识。因此英国政府和公众想象俄国人会区别对待主张自由主义和反对自由主义的英国人，认为通过向莫斯科派遣那些被认为同情苏联的人，就能够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我认为这种想法有些太过简单。在他们看来，英国人都是资本家，而且极为狡诈；观念开明不开明的细微差别，与我们看待共产党的左翼或右翼的方式并没有多大区别。

我们最好把苏联看成一个教育机构。它不是监狱——那是一种曲解。它的公民感觉就像学校里的孩子，而学校的主要目标就是尽快把俄国人培养得和西方人一样。很重要的一点是，通常俄国的官员也承认，俄国人是尚未完全开化的野蛮人，他们不得不弄明白西方的文明和文化价值。这在一所拥有两亿学生的学校里仅靠和颜悦色是不可能做到的。它遵循着与传统的英国中小学校长一样的原则：要把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培养成人，就必须经常地敲打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被他们的成年伙伴带坏。

在苏联，为大多数普通人所坚持的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公立学校的校训，只有极少数人真正信奉，而其他人都是被动接受的。苏联的出版社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说就和学校的刊物一样，是为了更高的一致性，到苏联的访问者大多被看作是陌生人，在学校里晃悠和孩子们聊天。因为陌生人未必就一定是在腐蚀孩子们的心灵，所以访问者也不总被怀疑是在刺探情报和图谋不轨——但却怀疑他们通过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浪费他的时间。要是你和一个俄国人谈论其他的政治或文化的价值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转移他们对目标的注意，浪费他们的精力。考虑到所处的背景，苏联当局设想当时他们正处在一圈满怀嫉恨的敌人的包围中，在一场假想的与时间的竞赛中努力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样的设想也就不难理解了。

战争期间态度自然有所缓和，近来又变得紧张起来。西方无法理解苏联战时竟然会放松安全戒备，但这情形就与士官训练学校的野战训练日一样。尽管制服穿在身上，但学校的规章制度却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吸烟乃至说脏话都被默许——苏联派到国外的军队便是这般情形。国内的政府官员担心他们回国后，又像孩子一样，会变得过于独立而不遵守学校的纪律，而这些纪律仍然很有必要。执行这些严厉的防范措施究竟是不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不好说。政府官员说这种严格的管束迟早会被放开，但我怀疑，如果不那么严格管束的话，他们打算进一步贯彻的目标就会越来越难实现。

在一位苏联高级官员和一位受英国议会委托访问苏联的议员之间，有一段典型的对话。那位议员讲到了在两国人民之间隔着一堵猜疑之墙，这堵墙将怎样被推倒，在此基础上两国人民的友谊将怎样得到增进。“然而，”他说，“即使我们走得再近，分歧也总是不可避免的。”“啊哈，是的，”那位苏联官员答道，“不管我们怎样一如既往地限制我们人民的交往，都还是这样。”这显示出俄国人为日常的仁慈说法赋予多少真实的意义。

面对俄国人普遍采用一套虚构的简单公式来解释英国人的状况，英国人用以解读苏联动机的方式同样也容易造成误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加上一个东方的价值观。他们的经济社会观念和实践才是最根本的。甚至这些都还不是他们和我们之间最关键的问题。公民的自由问题才是相互冲突的焦点：在苏联，公民自由是一个可以被任意决定的事情，就像给在校学生以特权，他们把英国人对公民自由的坚持看作是防范历史注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崩溃的政治策略。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便是明证。有一周到十天的时间苏联的报纸上没有别的，全是报道对叛乱者的屠杀，街道上血流成河。这些势必会被解释成一场传统的与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的较量——俄国人惮于英国的武力，也只能是忍气吞声。当英国人采取了较为文明的举措时，俄国人就按捺不住地看到了帝国主义开始衰败和动摇的苗头——即所谓的克伦斯基主义，认为帝国主义已经不再那么自信，消灭它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展开迅猛的进攻。

我们国家对俄国的态度已经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转变——她从原来的红色威胁转变成一场大战中的盟友。我们对慕尼黑的歉疚加速了这种转变——但近来由于认为俄国外交政策向坏的方向转变，我们的公众觉得受到了欺骗。英国曾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印象，即把俄国人描绘成扩张成性的帝国主义者，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这一错误的印象所带来的极度失望使我们的报章杂志和读者都不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印象。两个国家都在利用依据不足的公式来解释对方的态度。

目前俄国之所以行动“强硬”，可能是她感到自己确实被欺骗了。英国最初表现出想和俄国合作，随后却去了慕尼黑，俄国人把此事视为对他们的第一次背叛。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而后，英国不顾俄国明确表示的总体愿望，希望英国转而与她联合对德作战，或至少保持中立，而是出其不意地提出了结盟的要求。之后便进入了三巨头时期，领衔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斯大林似乎对此也表现出理解和认可；后来罗斯福逝世，丘吉尔倒台——后者在俄国向来是不可理解的。俄国人至今仍不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或许能够理解欧洲被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可以理解对联合国组织的猜疑和漠视；但他们无法理解如何在实力和影响都极不均等的政权中建立一个民主合作的体制，因为这意味着结盟，结盟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反俄霸权。

1945年底或许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就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做出决断的时刻。我认为俄国并不存在两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派别，一种赞成与西方的合作，而另一种反对。任何思想上的少数派早就已经被消灭了。与西方合作无疑既得到了个别部门的支持，例如外交部或外贸部——主要是一些职能部门，而非政治机关——又遭到比如说安全部的反对，而且或许同样都是出于部门的考虑，而不是出于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同样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迹象表明原子弹对俄国的政策有任何的影响。而有趣的是斯大林为什么要选择在1945年12月宣布下一个十五年计划。毕竟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巨大的伤亡——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而且许多大的农业区和工业区都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无法进行生产。按理来说这时他们本该希望稍微改善一下物质条件，斯大林却选择在这个时候要求俄国人进一步勒紧裤腰带。在我看来这在心理上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尽管在俄国不存在所谓的公共舆论，但公众的情绪总还是有的。只有让人觉得除了依靠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外别无选择，才有可能做到，因为在这个充斥着为“反动”流氓操纵的白痴的世界上，唯有马克思主义和它所号召的牺牲精神是实际而又有效的防卫武器。

我批判地总结一下英国对俄国的政策。首先必须记住俄国人不相信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谈判，尤其是妥协的谈判，并不是好的办法；但我认为欧内斯特·贝文的挑衅也好不到哪里，它只会激怒俄国人而起不到任何震慑作用。因为俄国人确信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我们这些强硬的言论。唯一可以让他们相信英国没有恶意的办法就是不做任何的表态：他们永远是靠事实而不是言论来判断你的行为。如果我们遵循的政策始终不偏离有利于实现我们目标的正确轨道，在不迷失目标的前提下，做出适当的妥协，如果我们能像对待其他强国一样对待俄国人，忽略他们偶尔的一意孤行，如果能对他们做出的难以让人忍受的挑衅不做过多计较，而是坚定不移地去追求所有那些看起来符合我们和整个世界核心利益的东西，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长期的政策之争只会演变成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直至武力的对抗，最终导致所有自由的人们都无法接受的两大原则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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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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