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空中寻生计其他2022-10-12 01:10松树上一位打松塔的人(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作者 | 郭玉洁编辑 | 陈 卓20米以上,才有生活。体重几百克的松鼠可以在高处轻盈捕食,但当一个体重60公斤左右的男人爬上松鼠才会活跃的树顶时,会感觉树枝很细,也软,人跟着树枝左右摇摆,幅度达到3米左右。风大时,有人从树上下来,会像晕车一样呕吐,一个小时才缓过来。在东北长白山和小兴安岭林区,有一群打松塔的男人。他们年龄多在35-55岁之间,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们中,有自谋出路的下岗林场职工,有想增加收入的农民。有人靠不断打工积累的财富,承包了红松林,有人仍然在给别人的红松林打工。他们从十几岁时跟着父辈学会了打松塔的技艺,而父亲则是从爷爷那学来的。松塔生长在红松树最顶端,绿色,形似菠萝,剥开之后,琥珀色的松油冒出来,“刺激性强”但有股清香,褐色的松子簌簌掉落。他们会踩着“很暄(指蓬松)”的松林土,绑上特制的上树工具脚扎子,戴着橡胶手套,搂住树干向上攀爬。把近十斤重、几米长的伸缩钩子钩在背后的裤腰上,爬到十几至几十米高的红松树顶,踩着几根较粗的树杈,伸手用钩子挨个打掉松塔,有时甚至能一下把附近几棵树上的松塔也采摘干净。然后,他们会背上比自己头还高的、100多斤重的松塔,换回雇主每天500-1000元现金报酬。有人住在山里临时搭建的塑料棚,直到枫叶变红,松塔被打干净,就又回到矿井、木耳种植场、工厂的流水线上,用常规的方式谋生。这是一年中赚钱最快的一个月,“一年就指着这个月赚钱呢。”有工人说。千里之外的松子消费者,甚至是几百公里外、打塔工人住在市区里的孩子,并不能真切感受到,打松塔这项工作是多么危险和艰难。根据《高处作业分级国家标准》,15米-30米高处的作业,属“三级”,30米以上,就属“特级”。但对打松塔的人,15-30米的爬升是常态,破40米的纪录也不新鲜。城市施工所用的安全网、安全带、脚手架派不上用场,树形态各异,较大的机械也很难在密集的林子里施展开来。有人设计了安全绳,一头绑在腰上,一头拴在树干,但因为速度太慢,灵活性太低,用的人不多;有人发明了松塔采摘机,剧烈摇晃红松,让松塔自然掉落,但这远远没有人工采摘得彻底,且被怀疑损伤树根;近几年,有人想到乘热气球打松塔,但只有资本雄厚的承包者才愿意负担前期十几万元的成本,更别说在红松零散分布的天然林,氢气球很难使用,而且,几乎每年都有热气球操作不当、不慎飘走的事情发生。人工培育的红松林较为低矮,方便采摘,但约需25-30年才能开始结果。据《中国绿色时报》2020年刊文,我国约有3000万公顷天然红松林,占世界天然红松林总面积的60%,集中分布在东北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地区。最终,在这样一个高效率的现代社会,打塔人只能和大自然短兵相接。树木粗细不一,细的胸径约20公分,最粗的两三个人都抱不过来。爬粗树,手部难以着力,需要“底气”才敢上。细的树好爬,但爬上后树尖容易折,也危险。有人在树顶随着被压折的树枝一起掉下来,被戏称为“降落伞”。有的树分叉多,容易攀爬,有的光秃秃,爬到一半,找不到抓手,上不去也下不来。脚扎子是几代人传下来的爬树工具,几根布条绑在脚上,一个尖头扎进树里。脚扎子要比坚硬的树皮更硬,才能扎进去,像爬梯子一样直立着往上走。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伤,肌肉拉伤、划破皮肉、硌到树根上导致喘气都疼,是微不足道的几种伤痛。有时是踩到了不结实的树杈,有时是坐在树杈抽烟想休息一会、被一阵大风吹下来,有时是脚扎子打滑。同行瘫痪或死亡的传言刺痛着打塔人神经。一天劳动结束,打塔人的胳膊和腿常常青一块紫一块。松树油粘在树干上、手套上、衣服上,蹭到灰尘,变成黑色的斑点,很难洗掉,小兴安岭正岔河林场一位职工每年松塔季只穿一身衣服,打完松塔直接扔掉。“不洗,洗啥?洗不出来。”在清朝,松子是御用贡品,采集松子的工作由打牲丁执行,他们地位低下,不得迁居,不得从事其他行业,义务就是为皇室采捕贡品。几百年后,何金春喜欢打松塔,却是因为“自由”的感觉。他今年39岁,在北京做过保安,在杭州做过快递分拣员,工资都只有3000多元,最后他还是回了老家吉林,主业养殖木耳。他还做过8年的矿工。那时他要在几百米下的地下工作。矿井下潮湿,温度常年恒定在14-18摄氏度。排班时间不规律,有时深夜出井。冬天,在井下出汗加上潮湿,衣服上水分高,一出井就是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大雪天,浑身衣服被冻得“梆硬”。比起他在矿井下的工作,打松塔不算重体力活,不用按时上下班。而且,何金春从小在山里长大,他觉得在山里就像回到了家,“山神爷第一我第二”。有一次,何金春在树下,听到“啪”一声,掉下来一个松塔,他捡走,过了一会儿,发现一只松鼠跳了下来,原来那是松鼠打下来的。松鼠绕着树找了一圈,没找到,就又上树去打。又掉下来一个,何金春又捡走了,他和松鼠对视,看着松鼠在树顶生气得直拍树干。“会这个东西了之后,年年到这个季节了不干,我感觉心里不得劲。”“就像他们赌博似的,那玩意有瘾。”他尤其喜欢人多的时候,别人上不去的树,他能上去,虽然挣的钱都平分,但“我感觉自己特别骄傲。”在矿上工作8年,每到秋天,何金春会请假来打松塔。深山里几位打松塔的人(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今年9月4日,一直在各处打零工的胡永旭来到吉林,乘坐氢气球打松塔,但氢气球不慎飘走,他飘了300多公里后在气球终于下降,靠近树林时跳树生还。如今,紫色的瘀血蔓延至他的腰部。他在自己朋友圈简介里写道,“看是(似)自由自在,其实身不由己。”袁兴国是黑龙江双鸭山市人,出生于1986年,十二三岁时就跟着父母上山打松塔。在林区,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时无人知晓,打松塔必须两人结伴。父亲打松塔,母亲在树下捡,常让他在几百米远处守着自行车。他偷着爬一些结松塔少的小树,把自己采来的松塔偷偷放进麻袋。慢慢,父母就默许了。20年过去,袁兴国看着家里运松塔的工具,从老式自行车,到摩托车,到摩托车拉小推车,再到现在的汽车。袁兴国的父亲60岁了,今年松塔收获得少,不好招工人,袁兴国带着父亲上山打塔。父子俩的身份互换,曾经身手矫健的父亲,现在速度只是他的一半。袁兴国36岁了,几乎是打松塔的本地人里最年轻的了。何金春和工友干活的时候,总在唠“80后会不会是最后一代打塔人”了。林区里几乎见不到15-22岁之间的人,他们就算去市里端盘子,也不愿意来“跑山”。但同时,袁兴国、何金春都不再把爬树的本领教给孩子。“太危险了。”“百分之百不让干。”在打松塔的男人中,很少有人对自己的孩子详细描述过打松塔的过程,不希望在外求学的孩子有心理负担。袁兴国曾去帮忙抬一个从30多米高树上摔下来的人,到处是血,吓得他第二天也不敢打松塔。他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常背150斤的松塔,松塔上的尖顶在背上,硌得生疼。袁兴国的妻儿都在市区的楼房住,袁兴国自己住在村里,打完一天的松塔,他去镇里吃点饭,回去很累倒头就睡。松塔季的前几天最难熬,爬树时胳膊、肚皮,到处都容易“抻着”,浑身酸疼,忍过去就习惯了。袁兴国觉得自己有东北人那种“穷大方”的性格,“你别管我有钱没钱,我肯定让身边人指定好过。”生活在位于小兴安岭林区腹地的伊春市,一个跑山人曾熟背那篇小学3年级的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530字的短文里,“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栎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很多年过去,不是春天积雪融化成的小溪、夏天树下千万缕利剑一样的金光,也不是侧头照镜的小鹿、舔脚掌的黑熊,而是文中“小兴安岭的秋”,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这时候,森林向人们献出了酸甜可口的山葡萄,又香又脆的榛子…… ”8月底到10月中旬,当小兴安岭由绿开始转向红、黄、绿三色,果实进入采摘季,打松塔的人就进山了。他们一波一波,在目之所及范围内选棵最粗的树,绑上红布,杀猪宰鸡,放一挂鞭炮,冲这棵树磕几个头,希望山神保佑他们平安过松塔季。十几岁时,何金春“火力大”,爬树有种兴奋感,他那时候常常“串树”,从一棵树上跨到另一棵,这样就不用重新再爬了。一次母亲在树下看着他这么做,没说他,等他下来后揍了他一顿。最危险的一次,何金春踩在树顶一个矿泉水瓶粗的树枝上,一只手抓着一段拇指粗的树杈,另一只手试图打掉旁边树上的松塔。为了靠近那棵树,他把脚往前挪了40厘米,就这一挪,把脚下树枝踩断了。他手抓着那根细树枝,悬空了两秒钟,这时离地约30米。袁兴国4岁时,爷爷家举家搬迁到这里,是因为这里靠山、资源多。袁兴国经历了最后的捕猎时代,玩过猎枪。禁猎之前,冬天是打猎的季节,他们打过黑熊、野猪、狍子、野兔,取皮毛来卖。但日子还是过得很穷,有肉,但没有调味料。很难说清人在森林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有人以野猪为界划分强弱,“野猪及以下”的动物都不用怕。这里,野猪会成群结队地出现,松鼠在树上、上山途中和人相遇。松鼠在红松树上筑巢,有人伸手摸摸,第二天就会发现巢空了——松鼠嗅到人类的味道,将小松鼠转移。“黑瞎子”(黑熊)和“大猫”(老虎)的脚印最让人脊背发凉,一旦和带着崽子的黑熊相遇,就要“有多快跑多快”。袁兴国遇见过黑熊,距离他几十米远,没带崽子,他不敢动,黑熊没把他当回事,走开了。如今,经历了禁猎和禁止采伐,红松子成了森林留给他最后的财富。他承包红松林也有15年了。去年遇上“大收”,他承包的林子赚了20多万元,给父母盖了羊圈,买了20多只羊,把家里住起来很冷的泥房子翻新。袁兴国所在的村子鼎盛时期有400多户人家,现在只有50多户了。他的孩子在林区上了1年学前班,起初有七八个人,下半年就剩两三个了。现在,孩子在距离村子300多公里的双鸭山市上小学,“基本就不回来”。何金春的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都是从小就在市区上学,假期也不愿意回林场。袁兴国对自己承包这片林子里所有红松树都很熟悉。第一年松塔季,他的脚扎子扎进树皮留下窟窿眼,第二年秋天再来时,窟窿眼长上了,留下一个“新鲜”的浅色印记。第三年再来,变成黑色了。这应该是袁兴国的父亲最后一年来打松塔了。在松林里,人抬头只能看到层层松针,判断不清这棵树结的松塔多不多。有时袁兴国费尽周折爬上去,才发现没结多少。但父亲总比他判断得准。“只要上面塔子多,没有我上不去的树。”一次,袁兴国遇见一棵没有树杈、不好爬的树,他爬到旁边树上,用钩杆勾住那棵难爬的树,成功溜过去打塔子。但突然,钩子掉了,他回也回不去,下也下不来。袁兴国在树杈上呼喊远处的父亲,父亲耳背,袁兴国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来。2003年9月11日,大兴安岭林区,秋季采摘松塔的人们在森林搭起塑料帐篷。视觉中国供图- END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来源: qq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
松树上一位打松塔的人(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作者 | 郭玉洁编辑 | 陈 卓20米以上,才有生活。体重几百克的松鼠可以在高处轻盈捕食,但当一个体重60公斤左右的男人爬上松鼠才会活跃的树顶时,会感觉树枝很细,也软,人跟着树枝左右摇摆,幅度达到3米左右。风大时,有人从树上下来,会像晕车一样呕吐,一个小时才缓过来。在东北长白山和小兴安岭林区,有一群打松塔的男人。他们年龄多在35-55岁之间,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们中,有自谋出路的下岗林场职工,有想增加收入的农民。有人靠不断打工积累的财富,承包了红松林,有人仍然在给别人的红松林打工。他们从十几岁时跟着父辈学会了打松塔的技艺,而父亲则是从爷爷那学来的。松塔生长在红松树最顶端,绿色,形似菠萝,剥开之后,琥珀色的松油冒出来,“刺激性强”但有股清香,褐色的松子簌簌掉落。他们会踩着“很暄(指蓬松)”的松林土,绑上特制的上树工具脚扎子,戴着橡胶手套,搂住树干向上攀爬。把近十斤重、几米长的伸缩钩子钩在背后的裤腰上,爬到十几至几十米高的红松树顶,踩着几根较粗的树杈,伸手用钩子挨个打掉松塔,有时甚至能一下把附近几棵树上的松塔也采摘干净。然后,他们会背上比自己头还高的、100多斤重的松塔,换回雇主每天500-1000元现金报酬。有人住在山里临时搭建的塑料棚,直到枫叶变红,松塔被打干净,就又回到矿井、木耳种植场、工厂的流水线上,用常规的方式谋生。这是一年中赚钱最快的一个月,“一年就指着这个月赚钱呢。”有工人说。千里之外的松子消费者,甚至是几百公里外、打塔工人住在市区里的孩子,并不能真切感受到,打松塔这项工作是多么危险和艰难。根据《高处作业分级国家标准》,15米-30米高处的作业,属“三级”,30米以上,就属“特级”。但对打松塔的人,15-30米的爬升是常态,破40米的纪录也不新鲜。城市施工所用的安全网、安全带、脚手架派不上用场,树形态各异,较大的机械也很难在密集的林子里施展开来。有人设计了安全绳,一头绑在腰上,一头拴在树干,但因为速度太慢,灵活性太低,用的人不多;有人发明了松塔采摘机,剧烈摇晃红松,让松塔自然掉落,但这远远没有人工采摘得彻底,且被怀疑损伤树根;近几年,有人想到乘热气球打松塔,但只有资本雄厚的承包者才愿意负担前期十几万元的成本,更别说在红松零散分布的天然林,氢气球很难使用,而且,几乎每年都有热气球操作不当、不慎飘走的事情发生。人工培育的红松林较为低矮,方便采摘,但约需25-30年才能开始结果。据《中国绿色时报》2020年刊文,我国约有3000万公顷天然红松林,占世界天然红松林总面积的60%,集中分布在东北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地区。最终,在这样一个高效率的现代社会,打塔人只能和大自然短兵相接。树木粗细不一,细的胸径约20公分,最粗的两三个人都抱不过来。爬粗树,手部难以着力,需要“底气”才敢上。细的树好爬,但爬上后树尖容易折,也危险。有人在树顶随着被压折的树枝一起掉下来,被戏称为“降落伞”。有的树分叉多,容易攀爬,有的光秃秃,爬到一半,找不到抓手,上不去也下不来。脚扎子是几代人传下来的爬树工具,几根布条绑在脚上,一个尖头扎进树里。脚扎子要比坚硬的树皮更硬,才能扎进去,像爬梯子一样直立着往上走。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伤,肌肉拉伤、划破皮肉、硌到树根上导致喘气都疼,是微不足道的几种伤痛。有时是踩到了不结实的树杈,有时是坐在树杈抽烟想休息一会、被一阵大风吹下来,有时是脚扎子打滑。同行瘫痪或死亡的传言刺痛着打塔人神经。一天劳动结束,打塔人的胳膊和腿常常青一块紫一块。松树油粘在树干上、手套上、衣服上,蹭到灰尘,变成黑色的斑点,很难洗掉,小兴安岭正岔河林场一位职工每年松塔季只穿一身衣服,打完松塔直接扔掉。“不洗,洗啥?洗不出来。”在清朝,松子是御用贡品,采集松子的工作由打牲丁执行,他们地位低下,不得迁居,不得从事其他行业,义务就是为皇室采捕贡品。几百年后,何金春喜欢打松塔,却是因为“自由”的感觉。他今年39岁,在北京做过保安,在杭州做过快递分拣员,工资都只有3000多元,最后他还是回了老家吉林,主业养殖木耳。他还做过8年的矿工。那时他要在几百米下的地下工作。矿井下潮湿,温度常年恒定在14-18摄氏度。排班时间不规律,有时深夜出井。冬天,在井下出汗加上潮湿,衣服上水分高,一出井就是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大雪天,浑身衣服被冻得“梆硬”。比起他在矿井下的工作,打松塔不算重体力活,不用按时上下班。而且,何金春从小在山里长大,他觉得在山里就像回到了家,“山神爷第一我第二”。有一次,何金春在树下,听到“啪”一声,掉下来一个松塔,他捡走,过了一会儿,发现一只松鼠跳了下来,原来那是松鼠打下来的。松鼠绕着树找了一圈,没找到,就又上树去打。又掉下来一个,何金春又捡走了,他和松鼠对视,看着松鼠在树顶生气得直拍树干。“会这个东西了之后,年年到这个季节了不干,我感觉心里不得劲。”“就像他们赌博似的,那玩意有瘾。”他尤其喜欢人多的时候,别人上不去的树,他能上去,虽然挣的钱都平分,但“我感觉自己特别骄傲。”在矿上工作8年,每到秋天,何金春会请假来打松塔。深山里几位打松塔的人(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今年9月4日,一直在各处打零工的胡永旭来到吉林,乘坐氢气球打松塔,但氢气球不慎飘走,他飘了300多公里后在气球终于下降,靠近树林时跳树生还。如今,紫色的瘀血蔓延至他的腰部。他在自己朋友圈简介里写道,“看是(似)自由自在,其实身不由己。”袁兴国是黑龙江双鸭山市人,出生于1986年,十二三岁时就跟着父母上山打松塔。在林区,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时无人知晓,打松塔必须两人结伴。父亲打松塔,母亲在树下捡,常让他在几百米远处守着自行车。他偷着爬一些结松塔少的小树,把自己采来的松塔偷偷放进麻袋。慢慢,父母就默许了。20年过去,袁兴国看着家里运松塔的工具,从老式自行车,到摩托车,到摩托车拉小推车,再到现在的汽车。袁兴国的父亲60岁了,今年松塔收获得少,不好招工人,袁兴国带着父亲上山打塔。父子俩的身份互换,曾经身手矫健的父亲,现在速度只是他的一半。袁兴国36岁了,几乎是打松塔的本地人里最年轻的了。何金春和工友干活的时候,总在唠“80后会不会是最后一代打塔人”了。林区里几乎见不到15-22岁之间的人,他们就算去市里端盘子,也不愿意来“跑山”。但同时,袁兴国、何金春都不再把爬树的本领教给孩子。“太危险了。”“百分之百不让干。”在打松塔的男人中,很少有人对自己的孩子详细描述过打松塔的过程,不希望在外求学的孩子有心理负担。袁兴国曾去帮忙抬一个从30多米高树上摔下来的人,到处是血,吓得他第二天也不敢打松塔。他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常背150斤的松塔,松塔上的尖顶在背上,硌得生疼。袁兴国的妻儿都在市区的楼房住,袁兴国自己住在村里,打完一天的松塔,他去镇里吃点饭,回去很累倒头就睡。松塔季的前几天最难熬,爬树时胳膊、肚皮,到处都容易“抻着”,浑身酸疼,忍过去就习惯了。袁兴国觉得自己有东北人那种“穷大方”的性格,“你别管我有钱没钱,我肯定让身边人指定好过。”生活在位于小兴安岭林区腹地的伊春市,一个跑山人曾熟背那篇小学3年级的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530字的短文里,“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栎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很多年过去,不是春天积雪融化成的小溪、夏天树下千万缕利剑一样的金光,也不是侧头照镜的小鹿、舔脚掌的黑熊,而是文中“小兴安岭的秋”,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这时候,森林向人们献出了酸甜可口的山葡萄,又香又脆的榛子…… ”8月底到10月中旬,当小兴安岭由绿开始转向红、黄、绿三色,果实进入采摘季,打松塔的人就进山了。他们一波一波,在目之所及范围内选棵最粗的树,绑上红布,杀猪宰鸡,放一挂鞭炮,冲这棵树磕几个头,希望山神保佑他们平安过松塔季。十几岁时,何金春“火力大”,爬树有种兴奋感,他那时候常常“串树”,从一棵树上跨到另一棵,这样就不用重新再爬了。一次母亲在树下看着他这么做,没说他,等他下来后揍了他一顿。最危险的一次,何金春踩在树顶一个矿泉水瓶粗的树枝上,一只手抓着一段拇指粗的树杈,另一只手试图打掉旁边树上的松塔。为了靠近那棵树,他把脚往前挪了40厘米,就这一挪,把脚下树枝踩断了。他手抓着那根细树枝,悬空了两秒钟,这时离地约30米。袁兴国4岁时,爷爷家举家搬迁到这里,是因为这里靠山、资源多。袁兴国经历了最后的捕猎时代,玩过猎枪。禁猎之前,冬天是打猎的季节,他们打过黑熊、野猪、狍子、野兔,取皮毛来卖。但日子还是过得很穷,有肉,但没有调味料。很难说清人在森林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有人以野猪为界划分强弱,“野猪及以下”的动物都不用怕。这里,野猪会成群结队地出现,松鼠在树上、上山途中和人相遇。松鼠在红松树上筑巢,有人伸手摸摸,第二天就会发现巢空了——松鼠嗅到人类的味道,将小松鼠转移。“黑瞎子”(黑熊)和“大猫”(老虎)的脚印最让人脊背发凉,一旦和带着崽子的黑熊相遇,就要“有多快跑多快”。袁兴国遇见过黑熊,距离他几十米远,没带崽子,他不敢动,黑熊没把他当回事,走开了。如今,经历了禁猎和禁止采伐,红松子成了森林留给他最后的财富。他承包红松林也有15年了。去年遇上“大收”,他承包的林子赚了20多万元,给父母盖了羊圈,买了20多只羊,把家里住起来很冷的泥房子翻新。袁兴国所在的村子鼎盛时期有400多户人家,现在只有50多户了。他的孩子在林区上了1年学前班,起初有七八个人,下半年就剩两三个了。现在,孩子在距离村子300多公里的双鸭山市上小学,“基本就不回来”。何金春的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都是从小就在市区上学,假期也不愿意回林场。袁兴国对自己承包这片林子里所有红松树都很熟悉。第一年松塔季,他的脚扎子扎进树皮留下窟窿眼,第二年秋天再来时,窟窿眼长上了,留下一个“新鲜”的浅色印记。第三年再来,变成黑色了。这应该是袁兴国的父亲最后一年来打松塔了。在松林里,人抬头只能看到层层松针,判断不清这棵树结的松塔多不多。有时袁兴国费尽周折爬上去,才发现没结多少。但父亲总比他判断得准。“只要上面塔子多,没有我上不去的树。”一次,袁兴国遇见一棵没有树杈、不好爬的树,他爬到旁边树上,用钩杆勾住那棵难爬的树,成功溜过去打塔子。但突然,钩子掉了,他回也回不去,下也下不来。袁兴国在树杈上呼喊远处的父亲,父亲耳背,袁兴国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来。2003年9月11日,大兴安岭林区,秋季采摘松塔的人们在森林搭起塑料帐篷。视觉中国供图- END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