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导师萧嘉魁教授

1977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成为参加恢复高考之后首届统计学专业本科大学生。1981年9月，我参加并顺利通过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成为天津财经大学首届统计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是萧嘉魁教授，研究方向是国民经济核算与投入产出分析。萧教授指导我进入统计学研究领域，包括思维、思想、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前沿和方向选择，于我来说，受益终身。萧教授还把他的许多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面授于我。他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还是我人生的楷模。在此，以我点滴回忆，作为我对萧嘉魁教授的深深敬仰与怀念。

学养深厚的谦谦君子

1934年，萧嘉魁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第一届清寒公费生，原被土木工程系录取，但因在入学体检时检查出患肺结核病，休学一年，1935年在复学复查身体时，经校医建议和学校批准，转修经济学。1938年，清华大学南迁昆明并入西南联大，但保留清华大学的建制。当时的经济学系除经济学外还包括非常多的学科，例如会计学、应用统计学等。萧教授曾跟我讲，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图书馆提供比较方便的读书环境条件，所以他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度过，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他还自学会计学，积累了他在会计学领域的知识。1938年，戴世光先生从美国学成归国在西南联大经济系任教时，萧嘉魁虚心向戴先生请教，毕业论文也请戴先生指导，在先生指导下，他与另一同学合作，完成了英国蒲蘭原著《统计纲要》一书的翻译工作。1939年，萧嘉魁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先给陈岱孙教授和滕茂桐教授的《经济学概论》还有戴世光先生的《统计学》课程当助教，后来讲授经济学、统计学等课程。时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先生非常欣赏萧教授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在1945年需要返回北京办理清华复校事宜时，将自己的“经济学概论”课程非常放心地交由萧嘉魁代讲。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萧嘉魁教授还分别兼职云南茶叶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制钢厂的会计主任（总会计师），经过实践历练，切实了解了工业企业再生产和资本循环与周转的全过程。这样，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学习与工作期间，萧嘉魁教授在经济学、统计学和会计学领域里，都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

1947年，萧教授通过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攻读经济学兼修统计学的研究生。那个时候，他每天都学习到凌晨2点。当时相对国内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资料，尤其是东方图书馆的中国资料非常全，有些文献在国内都难以查找到，因此，萧教授抓住时机和条件努力学习，没有任何外出旅游观光的安排。

20世纪70年代，前沿外文文献需要到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查询，萧教授要专门到北京图书馆检索图书资料，对于重要的文献，他都亲自抄写下来，回家再整理翻译，作为教学和研究使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联合国1968年），《投入产出表和分析》（联合国1970年）两本文献都是萧教授最早翻译的最重要的经济统计学科文献资料。

记得是1988年的某一天，萧教授到人民大学开会，晚上他让我陪同到北京大学专门拜访自己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以及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教授，我记得当时还有中央财经大学的崔淑香教授，这让我有机会直接聆听大师之间的交流，深感他们敬业和追逐科学的精神。萧教授在经济统计特别是国民经济核算和投入产出分析方面的影响力很大，在经济学界和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学界，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和影响，例如我后来接触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中国社科院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教授，以及我多次参加全国数量经济学会、投入产出学会、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等活动时，遇到许多专家学者，都赞赏萧教授的学术贡献，让我作为萧教授的学生感到由衷的自豪。

经济统计研究的前行者

萧嘉魁教授在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师从著名经济学家J.M.克拉克教授，专攻经济学并兼修统计学课程，对凯恩斯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经济统计等开始深入的学习研究。1950年他学成回国，1957年出版个人专著《工业企业和铁路流动资金周转分析》。在我与萧教授交流中，我感受到他分析判断凯恩斯经济循环理论应该是受到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影响，因而以批判的态度追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统计指标及其应用方法，特别聚焦研究西方经济学有关经济循环论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方法之间的关联，这期间，他所从事的三个方面的研究颇有价值：一是各种产值指标和五种国民收入统计指标之间关系的传承演化；二是钻研联合国统计局出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并完成许多内容的英文翻译工作；三是深入研究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应该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仍然是经济统计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即国内生产总值向绿色GDP和包含生活质量与幸福福祉的统计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挑战数字经济统计核算新发展，投入产出分析深入推动空间统计模型的广泛应用。

萧教授是新中国第一批国外留学归国人才，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在经济统计研究上，把“国民经济核算与投入产出分析”作为重要的方向，把经济循环、再生产理论、产业结构领域的经济学与统计方法结合，以此作为经济统计发展的重要方向开展研究。实际上，萧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已经把凯恩斯理论与W.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作为学位论文做出了研究，进一步讲，萧教授对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以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投入产出的分析研究，都是把凯恩斯理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资本论、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斯通的国民经济账户理论、S.库茨涅兹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现代经济增长分析，以及与联合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统计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萧教授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据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统计研究室资深专家苏国荫研究员跟我讲，萧教授是他们聘请的资深专家，对世界经济统计的研究全面、透彻。闵庆全、崔书香、萧嘉魁合作翻译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国财经出版社1982年7月版），推动了全国财经院校、政府统计部门及经济学界聚焦西方经济学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民经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以及SNA与MAP比较的研究。此外，萧嘉魁、周逸江翻译和校对的《投入产出表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投入产出理论方法最经典的文献，书中提出的投入产出应用包括UV法、RAS法、应用模型等，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前沿应用价值。

孜孜以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

令我深刻印象的是，1982年上半年，萧教授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是“国民经济核算与投入产出分析”，他直接使用联合国统计局出版的4本原版书。这就促使我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中文翻译本与英文原版进行了对照学习，许多具体问题，包括翻译的指标术语、内容的现实背景，如金融保险统计核算、生产率指标等，都跟萧教授请教，交流过程中，萧教授感到我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有所发现，他不断鼓励我深入研究。在萧教授的帮助指导下，我的近2万字的论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设计原理》（《经济问题探讨》1984年第2期），比较系统地阐述和研究了联合国统计司1968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理论方法，把SNA体系设计原理归结到指标体系和两大统计分类体系。1987年10月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统一标准领导小组，在北京举行了首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研讨会，很多著名专家参加了会议，经过三个小组的分别交流，最后，推荐一些代表到大会报告，我作为小组代表也在大会发了言，主要阐述了要深刻和科学理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设计原理。

共同探讨国民经济核算指数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指数体系研究”（《统计研究》1986年第4 期）是我跟萧教授合作发表的论文。最初萧教授指导我关注生产率指数问题的研究，因此我对SNA中的指数理论方法部分做了比较系统深入的学习研究。国民经济核算指数体系的主要方法是紧缩法，而实际上中国价格指数长期以来还局限于传统的CPI消费价格指数，没有建立紧缩法基础上的国民经济核算价格指数体系、物量指数体系、质量指数体系、生产率指数体系，其中，体系化的价格统计基础、紧缩统计基础等工作，以及面向计算机网络计算服务的一体化技术基础也没有建设起来，其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把这些统计体系与现实条件和服务目标有效科学地联系起来。后来我发表的论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价格、物价指数和指数体系的理论》（统计研究1992年第1期），就是在该领域的持续跟踪研究成果。我个人认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发展，在价格统计特别是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数据的价格、价格指数，以及相关联的紧缩法、产品服务基础价格标准、产值统计一体化关联，还有关于国民经济核算各种价格指数的体系化处理等，仍然带有浓厚的传统观念和方法分散不成体系的严重问题，由此导致实际统计工作负重，又不能比较好满足实际数据需要和统计分析研究需要等一系列持续性“亚健康”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深深认识到萧嘉魁教授当年把国民经济核算指数体系作为重要研究方向的长远价值，学术大师的学术眼光长远，而且应用价值关键。

投入产出理论方法应用研究

1982年首届中国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萧嘉魁教授应邀参加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里昂惕夫之谜研究》的论文报告，把投入产出模型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领域以及利用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之比的实证分析方法引进到国内，对推动我国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深入应用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萧嘉魁教授从194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开始，就已经把凯恩斯经济学、政府统计、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回国后又深入研读《资本论》，研究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在统计上的应用，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理论方法和观点。经过萧教授长期的国外文献跟踪，他把经济统计聚焦到政府统计指标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和应用。其中，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和应用研究，他归纳比较认为联合国统计局组织编写的《投入产出表和分析》是一本关于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模型和分析集大成的经典文献。因此，1970年这本书一出版就被萧教授看中，先是个人翻译研究，最后经过向原国家计委申请获得批准，得以于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本书是推动中国投入产出分析深入研究的“及时雨”，特别是针对长期单一思维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思维拓展，还有就是UV法以及模型开发应用。作为全国投入产出模型及应用研究具有三分天下影响力的天津财经学院，萧嘉魁、周逸江的主要研究工作是联合国向世界各国推荐的投入产出表及其分析理论方法和应用，包括西方国家三次产业基础上的行业部门分类及其应用、U表即投入表、V表即产出表、UV法（包括利用商品工艺法、部门工艺法、混合工艺法）假定下向投入产出对称表或纯表的推算方法，以及投入产出表数据在价格分析、成本分析、完全消耗系数等产业关联分析（影响力和感应度）、技术经济系数预测RAS法、计划或规划、投资分析、进口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内容。1984年，在周逸江、萧嘉魁教授指导下，1985年天津市投入产出表编制，采用联合国统计局推荐的UV表方法编制，探索从企业或基层单位搜集数据分别编制U表（产品、服务详细分类X行业部门分类）和V表（行业部门分类X产品、服务详细分类），然后推算所需要的对称性或纯的天津市投入产出表。与此同时，在萧嘉魁教授指导下，我们还编制了天津机械厂投入产出表，研究了企业投入产出表的深入应用。1986年6月，第二届世界投入产出协会主席、美国麻省理工波兰斯基教授专门到天津财经学院听取萧嘉魁、周逸江教授，以及包括我在内的部分参与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汇报，波兰斯基教授专门写了《投入产出在中国的应用》的论文，包括上述天津市投入产出表编制等研究内容，并在第7届世界投入产出大会（日本札幌1986年）上做了报告。

萧教授一直鼓励我开展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1982年，我曾针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投入产出表UV表编制方法中推算“纯表”（对称表）产生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法。当时遇到一个关键的技术问题是，从U表（投入表）和V表（产出表）推算“纯表”（对称型投入产出表），需要使用商品工艺假定、部门工艺假定、混合工艺假定，其中，商品工艺假定指一个产品生产不管在哪个部门生产，其产品的生产成本结构是相同的，实际上这一假定是比较符合绝大多数实际情况的，但实际推算结果经常出现严重不切实际的负投入消耗系数问题。如何消除UV法推算中负投入消耗系数的产生？我提出根据负投入消耗系数反向搜索产生的部门数据源头，然后改进这些部门的推算假定，使用部门工艺假定，做出混合工艺假定的实际选择方法，以达到改进推算结果的合理目标（“消除UV表推算中负投入系数的方法”《财经科学》1985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在萧教授的指导下，1982年我提出投入分配系数的研究，并探索在价格形成及其影响等方面的作用分析。1984年10月我以《投入分配系数及其应用》（萧嘉魁，赵彦云）为题，在安徽合肥举行的中国数量经济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做了报告，该论文后被收入会议论文集《经济模型及其应用》（乌家培 周方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这项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是，提出投入分配系数及其矩阵计算，通过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分配系数矩阵，证明得到投入产出表第三象限（最初投入、增加值）与第二象限（最终产品、最终使用）之间的矩阵计算关系，由此得到最初要素部门使用及增加值部门创造与最终产品部门使用之间的准确数量关系，建立了投入产出分配系数矩阵，以及对投入产出第三象限与第二象限之间的影响系数（参数），据此开展价格模型等应用研究。

1983年，在天津财经学院萧嘉魁教授、姜树荃教授指导下，我和肖红叶到天津机械厂，历时一年，全面考察了企业会计、企业计划管理、生产工艺及车间管理等情况和数据，编制了天津机械厂实物型投入产出表和价值性投入产出表。在此期间，我在萧教授指导下，自学了大量企业管理的书籍和论文，对企业管理“十八班武艺”的理论和方法有了很好的掌握。在企业调研期间，我向总会计师学习企业会计全部内容，向负责计划生产的负责人了解企业生产计划制定及其各车间实施计划和计划完成检查，到企业各类库房、车间了解生产相关各种信息的记录和标准使用情况，通过企业深入调查学习全面掌握了企业管理所需要的定量技术方法，这个经历使我受益终身。例如企业基础统计工作、企业会计账目设置方法及原理、计划生产优化、产品价值工程、生产质量控制等，这些对我后续的研究一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上述企业统计实践基础上，我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例如“机械工业企业成本控制模型研究”（《管理现代化》1986年第2期），“机械工业企业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86年第7期）等。

学习研究方法

萧嘉魁教授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比较重视学习方法，其中包括思维和思想的科学性规范性训练。在很多方面，萧教授都联系他的求学和教学科研经历向我讲述，有几个方面对我的个人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萧教授认为交叉学科学习，以及开放式学习对个人素质能力提高非常重要。萧教授跟我回忆他在清华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学生宿舍安排是不同学科混住的，例如他是与数学专业王寿仁（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原副所长，著名概率数理统计学家）、化学专业唐敖庆（吉林大学原校长，著名结构化学家）住在一起，大家相互学习交流，不仅把个人本学科的知识带进来，而且还可以展现其站在不同学科对相同问题的科学态度、独立视角和深入理解，彼此之间形成开放式的学习方式，对个人素质能力提高非常有好处。

萧教授还非常重视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他说在清华大学学生时代，他充分利用图书馆，博览全书，对大经济学下的各门学科知识独立学习，这对扩展个人知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归纳不同专家之观点，形成个人的科学知识体系非常重要。他坚信，学习上也有战略性问题，例如，如何全面系统地把握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内在发展规律，并形成对学科未来发展主要方向的积极判断，是我们学习和科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问题。萧教授从求学到学问大家的过程，可以看到他对学科方向把握的非常好，永葆科学研究青春，让自己始终站在学科发展最重要的前沿位置，例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统计，这些都是他从1947年开始确立的方向，是经济统计学科科学发展的主线，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依旧是继续传承发展变革的核心内容。

萧教授跟我讲述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与导师的学习研究交流方式方法，其中一个他认为效果非常好的学习研究，是阅读导师J.M.克拉克教授给他的一些带有其个人读书批注的重要专业书籍，从中可以深入了解导师对许多经济学问题的思维思想和逻辑技术方法，以及按照专著知识体系上的整体思想和科学研究重心、核心。我认为这是导师与研究生学习研究交流的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我在教学科研和指导研究生过程中，运用并进一步发展萧教授所提出来的这个学习交流方法，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厚重师德

萧教授身上所展现出的厚重师德，我体会非常深刻。萧教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非常细致、系统地解决遇到的问题，其中三点让我终身难忘：第一，萧教授以专业为核心、以知识为中心培养人才。作为导师，他首先做到了完全把握专业研究方向的长远价值和国际前沿内容，还积累了一生中成功要点的系统反思之关键经验知识。作为萧教授的研究生，我深深体会到，他会深入了解学生的基础和特点，循序渐进，鼓励学生多做和敢于挑战学术研究前沿的人才培养方式方法。第二，萧教授善于对学生做比较细致的观察，全方位考虑学生的学业发展。他深入学生的生活环境，寻找激发学生研究的积极因素。我来自农村，萧教授很关注我的生活情况，尤其春节等节假日、寒暑假，都会询问我老家农村的发展情况，时常也会跟我聊一些他个人求学经历中所遇到的困难事情。例如，萧教授在北洋大学预科准备考清华大学的期间，他跟我提到北京的江西萍乡老乡同学会给了他很多帮助，譬如介绍英语学习方式方法，解决了他英语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最终使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实际上，萧教授给我的指导思想是遇到困难要不畏困难，任何困难都是可以通过积极方式解决的，而且要在解决困难中积极锻炼和提高个人参与社会的综合素质能力。第三，萧教授把对学生的人才培养终身化，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校跟萧教授在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一同工作，他仍然像研究生时期一样，继续在教学科研上细心指导我，使我更好的发展。即使我研究生毕业一年多之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及毕业留在人大工作时期，萧教授都非常关心我的学习研究情况，利用各种机会和可能，支持和鼓励我做好教学科研工作。总之，萧教授不仅在专业上，而且在厚重师德上全面培养了我。如今我也是以专业为核心，以学生成才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专业兴趣，培养学生事业心，培养学生厚重品德和情操，培养能为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萧教授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为人师表、师生友谊，温暖我一生，推动我传承发展他的精神。

萧嘉魁教授为人低调，生活简约，厚德精业，学问大家，甘于奉献，乃后生楷模。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原北京铁道学院）、内蒙古财经大学（原内蒙古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大学（原天津财经学院），以及兼职的云南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都是他热爱和努力授业的学苑，他的伟大事业得到不断传承和发展。这是作为萧教授的学生引以为自傲的，当然，我也要秉承导师精神，做好厚业，不断传承导师精神，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2021年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

原文选自《中国统计》2022年第2期、第3期连载

编辑|李萧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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