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容易把老年隐喻为一种疾病，对步入老年展现出厌恶、恐惧以及隐晦的批评。青春与高效受到了大量的关注，因为人们总是试图极力避免衰老和死亡的迹象。很多人都会发现，在逐渐变老的过程中，社会不再关心自己的想法、自己似乎成为了被忽视的对象。而不合理的、不正常的状况，也越来越被视为正常。随着现代人类寿命的延长，老年成为了继童年和成年之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人生阶段。在现代社会，这一阶段可能会占据我们生命中的30~40年或更长时间。在人们老去后，能否像年轻时那样，过上从容、体面而且被善待的生活？本书作者路易斯·阿伦森博士毕业于哈佛医学院，同时还毕业于沃伦威尔逊学院作家MFA项目。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老年病专家、教育家和医学教授，她还指导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健康人文学科的建设。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路易斯·阿伦森采访中，她谈到了社会与家庭应该如何肩负起善待老年人的责任，以及如何在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更好地倾听老年群体的需要。
路易斯·阿伦森
文｜龚思量
澎湃新闻：本书讨论了老年医疗中的医疗暴力现象。在维克多·卡斯塔内（Victor Castanet）的调查类著作《掘墓人》中也揭露了欧洲长期护理连锁机构Orpea存在着虐待老人的历史，包括忽视老人的疾病、无法为老人提供充足食品以及尿布等情况。我们应该如何保证老年人获得应有的保护和尊重？
路易斯·阿伦森：本书在谈到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暴力之外，也提到了医疗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暴力。当然，这两者都时有发生。我认为，一个负责的、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必须关爱脆弱的老人，这是对社会的道德要求。在婴儿时期，我们是脆弱的；到了老年以后，所有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再次变得脆弱。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病、怀孕、受伤或残疾期间同样需要照顾和帮助。一些人认为照顾老人是家庭的责任，然而，纵观历史，各个国家的政府、慈善机构和宗教组织都必须确保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得到他们需要的尊重和照顾。这既是一个家庭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需要照顾老人、儿童和残疾人，让社会符合道德和人道主义。
当然，家庭也可以为老人提供更多的帮助。病人经常对我说：“我选择生孩子，但他们没有选择照顾我。”我认为，对家庭最好的定义是家庭成员能在一生中互相照顾。当然，不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照顾是针对老年人的一种暴力。我们会看到赤裸裸的虐待：包括身体上的、经济上的、性上的和情感上的虐待。这对于任何年龄群体都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但是，当老年人不得不在生活上依赖施暴者时，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会变得非常困难。一个健康公平的衡量标准是，社会是否像追踪、调查和惩罚虐待儿童和家庭虐待行为那样，按同样的比例追踪、调查和惩罚虐待老人。在美国，政府为阻止虐待老人所提供的资源甚至要少于为阻止虐待动物而投入的资源。澎湃新闻：本书指出了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青春的褒奖以及对衰老的厌恶和隐讳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交媒体和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下，年轻一代成为了关注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老年群体关注的减少。另一方面，老年人也缺少合适发声的途径。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和老年人沟通？路易斯·阿伦森：在我看来，目前的问题与其说是年龄问题，不如说是世代问题。数字原生代（指和高科技一起诞生、学习生活、长大的一代人）比非数字原生代更适应和善于使用技术，而目前的老年人在大多数现代技术出现时已经步入中年。随着我们这些经常使用技术的人步入老年，我们能够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技术进行交流，除非技术再次发生变化（当然，这很可能会发生）。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对老人群体表现出耐心，因为看起来不合群的下一代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银发世代：重新定义老年、反思医疗体系、重构老年生活》，[美]路易斯·阿伦森著，蒋一琦, 张光磊，周哲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8月版，定价：99元
事实上，随着上个世纪医疗技术的发展，人均寿命普遍延长，现在老年人的年龄跨越了几十年，老年人和他们更年迈的父母都可以被划分进老年人的类别。事实上，在美国，部分问题并不是老年人无法去和其他人沟通，而是人们由于内在的年龄歧视而决定不和他们沟通，人们要么认为和他们沟通是没有价值的，要么不想与老龄化联系在一起。澎湃新闻：本书探索了老年人居家养老和前往设施接受护理之间的区别。然而在当代社会，老年人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身体健康关怀，许多老年人缺乏他人的陪伴，倍感孤独，甚至患上老年抑郁症。在您看来，家庭和社会如何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路易斯·阿伦森：首先要做一个区分，孤独并不像抑郁症那样是一种疾病，尽管它也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并且影响了所有年龄段的人。有证据表明，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社会的出现使人们变得更孤独。事实上，针对这个现象有许多创造性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没有电话或平板电脑的情况下进行家庭聚餐；在住房价格和生活成本较高的地区选择共享住房；选择举行所有年龄段的家庭成员都能参与的活动，即使他们参与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相比之下，抑郁症可能是终生的，而且存在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对于后者的治疗，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药物治疗也会对治疗抑郁症有所帮助。我们需要给年事已高的人、服用少量药物的人或需要服用大量其他药物的人开出正确的（一开始通常剂量较小）药物剂量。大多数研究表明，某些类型的治疗会带来良好的反应。另一方面，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与个人心态对心理健康也至关重要。澎湃新闻：本书提到了硅谷正在聚焦老年人市场，试图从“银色经济”中获益。但我们也会发现，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学习如何使用新的科技工具和软件并非易事。许多老年人也觉得自己已经被社会所抛下，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减少他们所遇到的技术门槛？路易斯·阿伦森：硅谷倾向于生产针对老年人子女的产品，它的目标人群不是老年人群体本身。因此，产品往往会把老年人幼稚化，硅谷也很少设计出能支持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独立使用的产品。这类技术也常常会遇到代沟式的问题——它会根据设计师的学习方式来假设人们的学习方式，而设计师通常是20多岁或30多岁的人。如果他们了解了上一代的学习风格和其他需求（字体大小，手指控制），他们的产品将在实践和社会上变得更加实用。
感到孤独的老年人
澎湃新闻：本书强调了美国医学界对于老年医疗教育的缺失。在老年医疗方面，医生除了解决“患者是谁”、“得了什么病”外，还需要考虑“如何治疗”、“在哪里治疗”等问题。也有医生将老年病人视作麻烦的患者。但在研究各种疑难杂症时，老年群体却又成为了主要的研究对象。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路易斯·阿伦森：在我看来，前者专注于独特的患者和人，即疾病的关键背景；后者则是关注疾病，部分是为了帮助患者，但也是出于解决挑战、得出发现带来成就感。在美国，为“得出发现”所提供的资金和机会远远多于为治疗提供的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结构性的性别歧视。传统上，实验室是医学与男性的领域，而护理是女性的领域。即使在本世纪，从事同样的工作的女性赚的钱也要比男性少。举例而言，像教师这样的“女性工作”是一种基于人际交往和护理的职业，其工资低于像管道工或垃圾收集这样的 "男性工作”。澎湃新闻：本书多处提到了老年人在获得医疗关怀之外，也需要来自他人的关注、尊重和理解。尽管医疗科技也迎来了高速发展，包括看护机器人等技术有望投入使用，但它们似乎无法取代家人或人类护工来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路易斯·阿伦森：对我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机器人能够帮助人们，通过对老人和护理人员都更为安全的方式来完成照护。特别是在老年人听力、视力或有其他困难的情况下与他们进行交流，以及在可以保留隐私的情况下进行个人护理，例如帮助老年人上厕所等等。陪伴、幽默、爱、谈话和其他许多东西都是人类的本质。在照护有中度到重度认知障碍患者的情况下，机器人或许能完成部分的工作。但我认为用机器人全面替代人类来完成照护，是对人类和社会基本责任的放弃。于我而言，一个好的准则是，如果你不希望别人以某种方式来对待你，那就不要以这种方式去对待一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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