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消防队队长发现工作日期间告病电话过多，情况可疑，于是在2001年12月1日，他决定废除消防部门可以无限制请病假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他设置了每人每年15天的病假上限，请病假超过这一上限的消防员要被扣工资。然后，他手下的消防员就是这样回应政策调整的：在圣诞节和元旦请病假的人数是往年的10倍。之后消防队队长索性废除消防员的假期奖金制。但是他手下人员依旧无动于衷：下一年里，他们一共告病假13431天，比上一年多了6432天。很多消防员显然对新政策十分不满，予以消极回应，滥用请病假的权利，或是摒弃了先前他们坚持的伦理观，即使在受伤或感觉不适的时候也要服务大众。我承认我对该队长的遭遇深表同情。我曾经也向我十几岁的孩子们递上过一份家务活的定价单，以此来增加他们每周获得的固定零用钱数量。结果却是，他们干脆不再帮忙做家务了，可先前在没有激励措施的情况下他们或多或少都乐意帮忙的。消防队队长的困境和我在家政学中的失败实验都绝非个例。我们已经看到，设置明确的经济激励措施和限制来促使人们做出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有时是无效的，甚至会像波士顿消防队队长所发现的那样，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效果。我的猜想是更大力度的惩罚可能会见效。消防员在圣诞节和元旦出现大规模请病假的情况并不代表他们对金钱完全失去了兴趣。如果消防队队长制定更严格的惩罚措施，那么消防员定会有所回应，即使他们的愤怒和不信任感会最终取代他们的责任感，经济利益将取代他们为公众服务的自豪感。但这些限制因素和激励措施都有局限性。高额的罚款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或许会制止虚假告假的情况出现，但会提升消防员的专业性和让他们更勇敢吗？消防员在更细微、更微观的方面可以得到关注吗？即使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可以帮助消防队长实现上述目标，但是在社会中它们也将毫无用处。与其让惩罚措施取代消防员的责任感，消防队队长应采取措施，更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他们为公民服务的自豪感。不管你是否认为消防员对队长激励措施的回应是治理哲学中一个重大且有待解决的问题，它们大体上都可归为无赖原则是否能够发挥作用这一命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其进行管理是否可算作明智的选择呢？法律和秩序足以存在的腐败吗？无赖原则来源于休谟。在《学术论文：论道德，政治和文学》(1742)中，休漠推出了如下范式：“在组建任何政府体系时…每个人都应被视为无赖，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其自身利益。鉴于此，我们必须管理他，使其暂时放弃自身无休止的贪婪和野心，转而为公益事业出力。”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表态就要消极得多。“大多数人都是坏人而非好人，都是利益的奴隶一般来讲，只要有可能，人类就会做坏事。”但是，无赖原则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市民是实际上的无赖。首先，同其他更具破坏性的“热情”相比，如争权夺利，追求自身利益已被视为一种良性或至少无害的活动；其次，从实证角度上来看，美德本身并不能为一个民主国家出色政府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将利用无赖作为主要目标，但他们却并不相信经济参与者和市民是超道德的，由此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休漠说：“这看起来有些奇怪，而准则就应是政治学的真理，但却是现实中的悖论。”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提出：“无论人们看起来有多么自私，但是从现有证据来看，他们本身所持的一些原则会使他们对别人拥有的财富感兴趣，认为别人的快乐对自己很重要，尽管他们无法从中获取一丝一毫，但只是看到就能感到很高兴。”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在其提出的政策中从未忽视伦理和涉他动机的作用。我们也将看到，边沁认为惩罚应是“道德教化”。但是，古典经济学家都普遍忽略的一点是，有关激励措施政策设计的初衷虽是利用利己主义，但可能会对道德以及其他助人利他行为产生或许是不利的影响。肯尼思·阿罗在他就理查德·蒂特马斯《礼物关系：从人的血液到社会政策》撰写的评论文章中这样问道，“血液交易市场的出现怎么会削弱旨在捐献血液的利他主义？”近年来，大多数经济学家才确信自己掌握了这一问题的答案，甚至都已不屑于再回答。但对阿罗来说，它“确实是实证问题，而非第一原则的问题”。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不言而喻的第一原则是，激励措施和道德是具有叠加分离性的。“叠加分离性”这一术语从数学角度来讲指的是，一方变化的程度不受另一方变化的程度所影响。当两个事物处于叠加分离状态时，它们既不协同（任一方都与另一方的效果正相关，如二重唱，优于两者各自作用的叠加)，亦非相反。消防员对波士顿市民的责任感与他们对自身薪水利益的关注并不分离：针对后者实施的政策却似乎削减了前者的作用。该案例的整体效果小于各部分效果的累加，而这一基于个人利益的政策范式所忽略的恰恰是这种可能性。分离性基本上不算作常用语，所以需要用例子予以说明。艾米·瑞斯尼斯基、巴里·施瓦茨以及他们的合著者研究了青年男女入读美国西点军校的动机。”他们通过学院向9个每年都招录新士官生的步兵大队以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新士官生加入军校是出于工具型动机(“找一份好工作”“西点军校的整体声誉”或许可为简历增光添彩)还是出于内源性动机(“想成为军官”“个人发展”)。然后他们追踪了11320名士官生，了解士官生他们毕业十年后，当初的录取动机与其未来发展是否呈相关性。
图21：西点军校士宫生毕业考核中工具型动机和内源性动机的替代作用（数据源自瑞斯尼斯基等，2014)纵轴衡量的是士官生成功成为军官的可能性估算值。因此，特定线上的点指的是每位士官生在横轴工具型动机值和线上指标内源性动机值共同作用下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工具型动机值衡量的是参加西点军校的私人原因指标。内源性动机值衡量的是文中提到的内源性动机。这一因素的高指标即是那些处于第九十五百分位的人；低指标即是那些处于第五百分位的人。
图2.1呈现的是参加西点军校的士官生工具型动机水平的高低，与成为军官（衡量成功的条件之一）这一结果之间的关系。数据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结果表明，工具型动机处于平均水平（横轴上的0值）的士官生内源性动机通常很强，成为军官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从高内源性动机的直线可以得出这些士官生成为军官的可能性更大)。其次，对于那些内源性动机偏低的学员（向上倾斜的直线），若工具型动机较强，成为军官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强。但值得一提的是观察到的第三种情况：中等或高等内源性动机的士官生（两条向下倾斜的直线），尽管工具型动机很强，但他们的表现却是最差的。内源性动机和工具型动机并非可叠加，两者是彼此替代的：一方作用的提升将会削减另一方发挥的作用。如果发现当下学员中普遍缺少内源性动机，军校就会参考图2.1中底部那条直线。校方会想方设法调动士官生的工具型动机，强调军队工作机会的重要性以及西点军校的声誉对在军界外找到工作的价值。但如果校方（正确地)发现很多士官生都是极富理想主义的男女，意图报效国家，就会以两条向下倾斜的直线为指导，弱化工具型动机的作用。经济学家一般利用第一种假设（认为内源性动机缺失）即使是他们意识到除个人利益外还有其他动机，他们也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经意间地)两组动机是分离的，但如果它们彼此当真分离的话，图21中的三条直线都应向上倾斜且平行。分离性的隐性假设致使经济学家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可能性：第一，利用激励措施促使人们放弃个人利益从事公共事业，可能会削弱公民美德或其动机的突出性；第二，在特定条件下，伦理和涉他因素或许能实现共同发展，并协同提升社会效果。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奈、卢梭、艾德蒙·伯克等政治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公民美德的培养不仅是政府施政出色的表现，也是其重要的基础。“立法者通过教育公民养成良好习惯来使其从善，”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这样写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精华原则和糟粕原则的区别。”‘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就为如何做到这一点提出了建议，并告诫人们应规避某些陷阱：“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因此，机制设计尚未也不太可能提出能使人们放弃伦理和利他动机的激励措施，法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尚不可能完全放手让利己的人们以仿佛在意自身行为对他人影响的方式来采取行动。除去在经济学课堂的白板上外，人们都试图避免同经济人打交道，看来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雇主情愿雇用那些有较强工作责任心的人，银行也情愿把钱借给那些他们信任会按规则做生意的人，而不会去支持那些利己而具有更大风险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