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窑杀童案：性变态“灵媒”残害两名幼童，血祭“时母”，动机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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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指控

接下来的几周里，林宝龙继续利用药物侵犯和虐待刘露西，刘露西的父母知晓此事后，一开始没有报警，而是以此为要挟，向林宝龙“借”了一笔钱。林宝龙的“贷款”没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于是在1980年11月，刘露西报了警，林宝龙因强奸罪被捕，陈梅珠也被指控为教唆罪。

林宝龙说服了何家凤做假证，声称她当时也在场，从未目睹任何罪行。不过对何家凤的证词，警方并不信服，他们继续调查这起案件。林宝龙和陈梅珠虽然被保释出来，但每隔两周就必须亲自到大巴窑警察局报到交保。

（1980年代的大巴窑警局）

（时母）

时母又称为大黑神女或大黑女，是印度教的一个重要女神。是掌管时间、创造、保存和毁灭的女神，代表着自我成长和重生。在西方的文化里，时母常常被曲解为女性力量之神和女性保护者。

何家凤被命令去物色和拐骗献祭的儿童，她先后带来了三个女孩，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太瘦或者被人看见），都被林宝龙拒绝了。直到1981年1月24日，何家凤在附近的耶稣复活堂，发现了独自等待姐姐的黄秀叶，将她引诱到了三人居住的组屋。

三人不停地给黄秀叶喂食混入镇静剂的食物和饮料，黄秀叶很快陷入了昏迷，林宝龙乘机性侵了她。将近午夜时分，三人抽出了黄秀叶的血液，饮用了之后又涂抹在时母像上（那张写着死者个人资料的纸条是献祭时的“祭文”）。随后，三人将黄秀叶的头按入水桶中，淹死了女孩，林宝龙又对尸体进行了电击，以确保她“必死无疑”。接着他们将尸体塞进一个旅行袋中，放在11座组屋一层的电梯外。

在这之后，何家凤还打电话给黄秀叶的母亲，对她进行恐吓。

接下来林宝龙又让何家凤去找一个男孩，并指示她“找个有钱的”，准备杀童之后“顺便”向受害者一家勒索赎金。两周之后，何家凤带回了加扎利，据她说之所以选择加扎利，是因为他长得像亡夫罗岳华。

三人也像上次那样如法炮制，但加扎利的身体对镇静剂比较耐受，过了很久才昏迷，之后又惊醒挣扎，令三人非常慌乱。加扎利死前不断呕吐，而且大小便失禁，现场一片狼藉。林宝龙便让陈梅珠留下来打扫房子，自己和何家凤慌慌张张地将尸体丢弃。

此时是黎明时分，由于慌乱和外面光亮不足，两人没有注意到加扎利滴落的鼻血，第二天，找上门的警方将三人拘捕归案。

（在大巴窑玩耍的孩童们/The Straits Times/1975）

是疯癫还是清醒？

（本案的两位法官）

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黄叶章（音译，来自中文维基，以下同）认为林宝龙患有轻度狂躁抑郁症，所以才会相信时母，出现“虚假妄想”（杀人就可以摆脱强奸案调查），并且性欲极度旺盛。另外他还认为，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会在想要转移警方注意力的时候，跑到家附近抛尸。

控方专家板桥医院精神科医生徐关志（三个嫌疑人有不同的专家证人，控方只有徐医生一位）反驳说，林宝龙只不过是利用宗教来谋取个人利益（性和金钱），信仰时母仅仅出于“宗教性质”，和“虚假妄想”毫无关系。另外林宝龙经常让医生给自己开镇静剂来“缓解失眠症”，而按照徐医生的说法，躁郁症患者没办法意识到自己有失眠问题。

（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但鉴于林宝龙把这些镇静剂都用来作法、迷奸和杀人，显然他本人并没有使用镇静剂。）

徐医生最后总结道：

“（林宝龙）步步为营以达到目的，耐心规划以等待时机，娴熟地通过言语说服和伪装表演，来攫取个人权力和肉体享乐。”

他显然完全掌控着自己的行为。

精神科医生纳古连德兰（R. Nagulendran）作证说，陈梅珠由于成长经历和祖母病逝，患上了反应性精神病性抑郁症（由重大事件引发的抑郁症），之后林宝龙的肉体虐待和恐吓，使陈梅珠病情加重，再加上滥用药物，导致她产生幻觉，从而听信了林宝龙的谎言。

徐关志医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陈梅珠对林宝龙给予她的优质物质生活相当满意，不仅经常身穿高档服装，还经常去美容院做护理。而患有反应性精神病性抑郁症的人，通常对这种日常事务提不起兴趣，也绝不会如此注重自己外表和穿着打扮。

另外，陈梅珠明确地知道林宝龙是个骗子，知情自愿地当他的助手。虽然林宝龙的确对陈梅珠进行肉体虐待，但徐医生坚称她在案发时“精神状态良好”。

不过何家凤的确对林宝龙的“法力”深信不疑，直到三人在警察局接受问话时，陈梅珠向她透露了“蛋与针”招数的底细，她才恍然大悟。

副检察司奈特在结案陈词时指出：三人在杀害儿童时，步步谋划而诡计多端，这绝不可能是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所能做到的。何家凤是因为被误导（骗）才会犯案，而陈梅珠之所以会当林宝龙的帮凶，是因为“她爱（他）”。

奈特最后总结道：

“法官大人，林宝龙根本就是一个对无力反抗的孩童痛下杀手的懦夫，这才符合谋杀者的逻辑。林宝龙通过蒙骗他人，让他们相信自己拥有超能力和法术，利用这点来威胁、恫吓和劝服迷信、弱小与天真无知的人，以达到自己最下流、最淫秽的目的。”

1983年5月25日，法庭对杀童案做出了最终裁决，全程只有15分钟。辛那杜来法官和蔡法官一致不相信三名被告案发当时精神失常，他们认为林宝龙“可恶、邪恶”，陈梅珠则是个“狡猾、恶毒的人”，“愿意协助（林宝龙）犯下令人憎恨、邪恶的罪行”。对何家凤，两人倒是有些许同情，认为她“单纯”和“易受影响”，但两位法官同时强调，虽然何家凤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在谋杀案发生之时，她正处于缓解状态（有能力为自己行为负责），所以必须为所作所为承担全部责任。

三名被告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陈梅珠和何家凤对此默默无言，林宝龙则笑着叫道：“谢谢法官大人！”

之后陈梅珠和何家凤对判决提出上诉，用尽各种渠道求助无果后，两人似乎也平静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等待处决期间，林宝龙重新皈依了天主教。一位名叫杰拉德·费尔南德斯（Gerard Fernandez）的修女，则风雨无阻地每周都去看望陈梅珠和何家凤，并陪伴她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林宝龙的两位私人医生，因为私自开售处方药，于1990年受到新加坡医药理事会纪律处分。洪耀华被停职三个月，杨鹏义遭到除名，但第二年经过重新申请，又复职并且继续行医。

副检察司格林·奈特因为此案声名鹊起，被公众认为是“将林宝龙绳之以法的人”，仕途上也一路凯歌高奏，直到1991年，他因贪污罪锒铛入狱。

多年之后，公众对此案仍然记忆犹新，它不但是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最为轰动的罪案，也成了之后衡量其他罪行的“标杆”。然而截至2021年，仍然没有任何主流媒体，对案件中的两位女性罪犯多年遭受的虐待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人（公开）质疑，为何林宝龙得以逍遥法外数年，警方却从未对此进行过任何干涉。

大巴窑第七巷12座组屋7楼的那间“谋杀公寓”，从三人被捕当天起一直闲置，6年来无人居住，直到1987年，一个天主教家庭搬进了公寓。

（最终一个天主教家庭搬进了公寓）

林宝龙的诸多行径中，最难以理解的，就是他杀害两个无辜孩童的动机。也正是这种“彻底诡异、毫无逻辑的行为”，让为他辩护的精神医师黄叶章深信他精神有问题，因为“正常人绝不会这样做”。

林宝龙本人对自己动机的说法是，警方对他的强奸调查“非常烦人”，因此决定制造出一起连环杀童案，来阻扰警方查案。

这种说法无论怎么看都匪夷所思且脑回路反常，就算他能用杀童案来吸引警方的注意力，最多只能使强奸调查暂时搁置，绝不会让它消失（更别说强奸案和凶杀案压根就不是一个部门管辖）。

如果说林宝龙想要制造混乱，趁机跑路还略可理解，但他显然根本没有这种打算。

问题在于，林宝龙供述的动机，是否就是他的真实动机呢？

林宝龙在警局录口供时，曾表示自己是“为报仇而杀人”，但他在正式庭审时很快改了口，坚称自己之前的口供只是为了“满足审问他的警官”，并强烈否认强暴过黄秀叶（尽管证据确凿）和刘露西。

另外根据新加坡法律，如果林宝龙强奸指控成立，他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和至少12下鞭刑），鉴于他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会被执行最高刑期，那等他出狱之时，就已年近六十，相当于毁了他骗财骗色的“前程”。

虽然这两点的确可以解释林宝龙的愤怒，但却难以解释为什么他苦大仇深的“复仇”对象，是警方而非刘露西（及其家人）。所以林宝龙的愤怒焦点，也许不在于刘露西的控告，而在于警方对自己立案和调查——这个行为，恰好戳中了他隐藏的心理痛点。

林宝龙生于中产家庭，不仅是家中的长子，还曾在名校就读。虽然关于他成长期间的资料很少，但按照林宝龙妹妹的说法，“从小就脾气火爆”，很可能是自命不凡、极度自我为中心（但现实又不断令他“失望”）的一种外化表现。

为林宝龙辩护的黄叶章医生，将林宝龙的性格概括为“自信满满”和“非常浮夸”，这是相当准确的评价。

林宝龙一方面对自身能力和魅力极度夸大，盲目自信地认为自己理应享受特殊权力，并获得他人无条件的顺从。另一方面，他的资质能力和糟糕的人际关系（自私、只懂剥削利用他人），让他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当途径获得梦寐以求的权力和成功。

这样的情况下，林宝龙的职业生涯就很耐人寻味。辍学之后，他曾短暂担任过内部安全局的线人，内部安全局隶属于警察组织，和许多自恋型罪犯一样，林宝龙也对执法部门情有独钟。但不同于正常人选择执法职业的原因（追求正义、保护他人/福利好、铁饭碗），执法部门对林宝龙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对他人行使权力的机构”。

换句话说，因为自身能力欠缺，他必须通过“借势”，来满足自己权利欲和操控欲，再将这些职业本身的特殊属性，理所当然地视作自己本人拥有的权力。

因为学历和能力欠佳，林宝龙自然无法成为正式的警察，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最为贴近的职业——国家安全机构的线人。

林宝龙的心中，大约将线人脑补成了“政府密探”、“幕后操盘手”，因此踌躇满志。然而林宝龙很快发现，线人只不过是用来为警方提供信息的“社会外包”，不但毫无“实权”，警察们对自己也毫无敬意。

林宝龙的线人只做了几个月（一般线人的“卧底”时间都还蛮长的），没有资料表明他是主动走人还是被内部安全局辞退，无论是哪种情况，林宝龙很可能对警察部门产生了“他们有眼无珠”的怨恨，或是“我才不屑与他们为伍”的鄙夷，他和警察之间，很可能早在此时就已经“结下了梁子”。

接下来他做了三年电工，这个职业除了让他精进了日后的电击技术，应该和他的“权力诉求”关系不大。

收债员这份工作却不同，新加坡严格的法制和林宝龙所属的英资大公司，让这份工作带有了很高的权威感。

丽的呼声广播公司的债务人，可能会对林宝龙屈尊哀求或是颇为恐惧，林宝龙的“工作职责”也允许他能够合法地向债务人施压、威胁、骚扰，也许还存在某些灰色地带的暴力行为。林宝龙自然将对方对自己的敬畏（其实敬畏的是法律和大公司），理所当然地等同于自己的“威信”。

这种虚假的权威感，给了林宝龙极大的满足，因此他奇迹般地“勤勤恳恳”工作了11年，似乎相当“安分守己”。

然而权力和自恋的胃口，通常永不餍足。收债员带来的威严感，很快就不再能满足林宝龙，于是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天职”——拥有“超能力”的情圣。

神灵和宗教，成了林宝龙新的“借势”对象。某种意义上说，林宝龙也许的确相信这些神祗，但他们在他心目中，只是“帮助我增加魅力的小伙伴”，毫无虔诚可言。

纵观林宝龙的“灵媒事业”，虽然他也会不失时机地敛财，但对金钱的欲望并不强烈。也许是因为在担任收债员期间，他已经体验过金钱带来的权力感，也许是因为正处于男性性能力危机感的年龄，林宝龙的终极目的，是获得最多的性便利和性成就感。

虽然林宝龙的“圣妻”们，都是他通过蒙骗和诱奸得到的，但在林宝龙极度妄自尊大的思维里，这些女人无一不是被自己的“魅力”所吸引，心甘情愿地跟随左右。

所以警方的强奸调查，不仅仅是单纯的“麻烦”和干扰，它无情地戳破了林宝龙自己营造的“情圣幻想”的泡泡，令他不得不面对被揭穿底细时的巨大反差（你是个强奸犯，需要通过诈骗和下药，才能骗女人上床）——而没有什么比强迫一个自恋人格障碍者直面自己的“真相”，更让他们震怒了。

所以林宝龙对警方的“报复”，更像是一种“泄私愤”，类似于“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所以他选择了最容易引发公众注意力、也易得手的受害者，于是两位无辜的孩童，就这样成了林宝龙怒火的祭品。

至于血祭、虐童这些重口味的行为，只不过是林宝龙的“仪式感”，就像格林·奈特所说，“饮血只是作秀的一部分”，即使是杀人，林宝龙也力求花哨和引人瞩目。

另外在林宝龙极度膨胀的自信中，自己是永远不会犯错的，这也可以解释很多脑残的细节（比如跑到隔壁楼去抛尸、警察搜查现场时试图销毁证据……），因为在他的预设里，根本不存在“我会被警方抓到”这个选项。

(林宝龙的“法器”，据警方统计有250种之多)

这种“我不看我不听反正我很伟大”的态度，也贯穿了林宝龙的庭审始终。知道自己受到全国性的关注后，林宝龙表现得相当兴奋，经常在肃静的法庭上哗众取宠地随便说话。如果是和自己立场一致的问题，他就会冗长地回答；如果遇到“不喜欢”的问题，就一概“不予置评”（即使提问的是自己的辩护律师）。当法庭质疑他证词的真实性时，林宝龙干脆偷换概念，大谈自己的“宗教和道德义务”。

即使是在林宝龙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失败”时，他也拒绝承认事情的真相，坚称自己是为了“阻扰警方查案”，起码让自己在同警方的博弈中，掌握着“主动权”（实际效果则让他看起来像个疯子）。

陈梅珠和何家凤的性格，相对而言就比较简单。陈梅珠是个严重缺爱、自我价值极低的人。费尔南德斯修女回忆说，当她第一次联系陈梅珠的时候，陈梅珠的反应是难以置信：“我做了那些事之后，你怎么还会爱我？”

我不怀疑陈梅珠曾经换过抑郁症，之后林宝龙的虐待，也让她变得更加卑微和麻木（麻木就不再容易受伤，算是一种消极自我保护机制）。

然而她同样满足于林宝龙提供的优渥生活，看透了林宝龙的招数之后，依旧对他不离不弃（奈特所说的“因为她爱他”）。虽然林宝龙“娶妻”众多，但作为唯一看透的女人，不知道陈梅珠是否在内心中，也偷偷产生出某种恶毒的幸灾乐祸，以及“我是特别的”那种扭曲的满足感（她虽然早就知道林的招数，但直到被带到警局，才向何家凤透露）。

虽然陈梅珠的抑郁症状，是审判时的焦点，但真正让她成为凶手的，是她淡漠的道德感和冷血自私的心性——她知道林宝龙是怎样的人（可能是他身边的女人中唯一一个知道的），但只要拥有他的“爱”和优渥的生活，她并不在乎其他人会遭受什么。

相比之下，何家凤则显得更加“疯癫”一点，很多律师认为，如果是在今天，她很可能会逃过死刑（精神问题作为辩护理由，在1980年代的新加坡，还不被广泛接受）。但就像两位法官所说，谋杀案发生之时，何家凤处于清醒状态，所以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而在何家凤选择第二位受害者的时候，究竟是单纯地执行林宝龙的命令，还是和亡夫相似的脸庞，让她燃起了为自己“复仇”的欲望？在杀害加扎利的时候，何家凤究竟是为了“拯救”林宝龙和陈梅珠，还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怒火？

恐怕何家凤自己也未必说得清。

这起案子里，有着很多宗教和精神疾病元素，所以我想在最后多说一句：精神疾病是一种“普适性”疾病，它可以困扰最善良、最聪慧的灵魂，也可能侵蚀最恶毒、最愚昧的心肠。

精神疾病不应该给患者贴上羞耻的标签（实际上，精神疾病的病耻感，恰恰是林宝龙行骗得逞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也不应该是道德与良知的“减免税”。

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宗教，都不应该是滥杀无辜的借口；无论是哪一种精神创伤，都不该是伤害他人的理由。